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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偷走了我们的制造业，我们要让制造业重返美国！”

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曾这样振臂高呼，但讽刺的是，这声愤怒背后藏着美国四十年的精密算计。

从拜登政府《通胀削减法案》用税收优惠逼外资回流，到芯片法案卡中国脖子，美国这出制造业回归大戏看似是亡羊补牢，实则是里根时代“金融霸权剧本”的2.0升级版。

当实体经济沦为金融收割机的燃料，美国人口中“失去的制造业”，早就在华尔街的算盘声中，变成了收割全球财富的“数字黄金”。

只是现如今的美国政府，似乎还未找到当年里根铸造美国金融霸业的钥匙。

制造业大甩卖

二战结束后，美国还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到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开始产业空心化了。

这一切只因一个人——里根。

1980年代的美国就像一个精明的房产中介，表面上在帮客户处理“老旧厂房”，实际上却在暗中标记着每个资产的升值潜力。

当里根政府高举“去工业化”的旗帜时，这场看似无奈的产业退潮，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价值置换”——用实体世界的汗水换来了数字世界的统治权。

不过，这场转型最匪夷所思之处在于，它既让美国本土工人失去了饭碗，又让美国资本获得了更暴利的收割方式。

那么里根为何要放弃制造业，塑造金融霸权呢？

这要追溯到7、80年代的美国情况。

福特汽车1979年财报显示，其在日本的工厂利润率是本土工厂的3倍——这不仅是成本差异，更是全球供应链革命的前奏。

里根政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转折点，用税收优惠加金融杠杆的组合拳，将制造业变成了资本市场的跳板。

1981年通过的《经济复兴税法》把企业所得税从46%降至33%，看似在给实体经济输血，实则为资本腾挪创造了空间。

通用电气同年财报显示，其海外利润留存比例从37%飙升至68%，这些资金最终没有用于升级本土生产线，而是变成了收购金融公司的弹药。

这种虚拟制造模式像病毒般扩散：苹果公司2012年市值超越埃克森美孚时，其资产负债表上躺着的不是炼油厂，而是2.85亿个iPhone的全球代工网络。

更绝的是，美国企业通过知识产权构建了新的价值捕获体系。

三星每卖出一部Galaxy手机，要向高通支付专利费；富士康每组装一台iPad，要向苹果缴纳渠道分成——这种产业价值链的顶端，始终站着美国资本。

里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深谙资本的游戏。

所以金融化就开始了。

当1983年美国劳工部报告称，制造业岗位流失速度是二战后的3倍时；

当通用汽车关闭底特律工厂时；

政府没有补贴下岗工人，而是加快推出跨国并购税务方案，起目的不言而喻。

美国工人的失业再不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没有那个政府参与者会放弃扩大资本扩张，增加经济GDP的机会去照顾下岗工人。

所以在1980-2000年间，美国通过生产外包+知识产权回流的模式，让美国在2000年实现了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下降8个百分点的同时，知识产权出口额暴涨470%。

美国成功用资本在全球构筑了一个商业帝国。

当富士康在郑州建起世界工厂时，其背后是美国风险投资构建的精密网络：高盛提供跨境并购贷款，黑石管理工业用地基金，摩根士丹利设计供应链金融产品。

2010年苹果供应链报告显示，其全球200家核心供应商中，有78家获得了美国私募股权的资金注入。

这种中国制造+美国资本控制的模式，让中国工人创造的附加值，最终通过专利费、管理费、财务费用等形式回流到美国的财富池。

只是在这场资本游戏里，受益的始终不是美国人民，而是美国资本。

所以现实就是，资本在不断扩张和发展，美国人民却总觉得钱不够多。

金融霸权

里根政府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筑了美国的金融霸权。

自此后，美国或者说美国资本家们需要的不是制造更多汽车或钢铁，而是让全世界的财富像潮水般涌向美元体系。

然后通过美元的霸权地位，随时节制世界各国。

例如，80年代初，美国通过激进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推高至20%，导致发展中国家外债飙升。

墨西哥外债从1980年的390亿美元暴增至1982年的800亿美元，最终不得不接受债务换股权，将电信、铁路等战略资产贱卖给美国公司。

这种债务陷阱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再次上演：当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做空泰铢时，美联储却在暗中配合，最终迫使泰国央行放弃固定汇率，整个东南亚被迫开放金融市场作为救援条件。

更巧妙的是离岸美元体系的建立：

2013年全球离岸美元存款达到11万亿美元，其中仅中国香港就有2.3万亿美元，这些资金既不受美国国内监管约束，又能随时被美联储通过SWIFT系统冻结。

还有在2018年美国制裁伊朗时，通过切断其美元清算通道，让这个石油大国瞬间沦为金融孤岛。

这场持续40年的金融游戏，最终形成了美国收割——全球买单的闭环。

发展中国家用廉价商品换取美元，发达国家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则通过金融霸权不断放大这些资本的杠杆效应。

2020年全球负收益率债券规模突破1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投资者甘愿倒贴利息持有美元资产。

这种反常现象恰恰证明了美元霸权的不可撼动性。

而当其他国家试图建立替代体系时，美国立即祭出长臂管辖阻止。

2019年法国试图对科技巨头征收数字税，美国立即威胁加征关税，最终迫使法国妥协。

这种金融核威慑的威力，远比任何军事联盟更具摧毁性。

这就是里根政府的目的。

通过将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机制，改造为资本增殖的永动机。

当制造业的轰鸣声逐渐消失时，华尔街的电子屏幕却闪烁着更诱人的数字游戏。

这种转变不仅重塑了全球经济秩序，也让美国在失去工厂的同时，获得了比工厂更有价值的金融武器。

它不需要烟囱和流水线，只需要一串串跳动的数字和一张张看不见的规则网，就能以霸权之姿在全球范围内肆意收割财富。

而这种在金融领域的霸权行径，也符合美国政府一贯对国际社会的态度——一定要将规则制定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拥有规则制定权力后，美国就是看谁不顺眼，直接制裁谁了。

想制裁谁制裁谁

以全球支付清算体系为例。

该体系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73年，当时欧洲各国为了应对美元危机自发成立了SWIFT组织，这个最初旨在提高跨境支付效率的中立平台，在冷战结束后逐渐被美国政府收编为地缘政治工具。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联合欧盟将俄罗斯7家主要银行踢出SWIFT系统，直接导致俄罗斯外汇储备在三个月内蒸发2000亿美元。

这种金融核弹级别的制裁手段，本质上是通过控制全球85%跨境支付的清算通道，将美元信用体系与国际秩序强行绑定。

当伊朗在2018年被排除在SWIFT之外时，其石油出口量在半年内暴跌60%，这种经济绞杀远比军事打击更具摧毁性。

更隐蔽的是，美国财政部通过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掌握着全球制裁名单的最终解释权，这种数字铁幕的构建，使得任何国家只要使用美元结算，就必须默认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审查。

这一做法，早已将美国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这种制度性霸权在数字时代呈现出病毒式扩散特征。

2012年，美国更是一度开创了人权制裁先河，美国司法部可以依据单方面认定的所谓人权侵害行为，冻结全球任何个人或实体的美元资产。

2020年在针对香港官员的制裁清单中，超过30人的资产被冻结，这种将司法权域外扩张的做法，本质上是把美国宪法异化为政治打压的工具。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正在通过《云法案》《澄清境外数据合法使用法案》等立法，正在将数据主权纳入长臂管辖范畴。

这套规则体系的可怕之处在于其掌控了世界各大金融权力。

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分配、世界银行的贷款审批、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等，美国在其中基本持决定权。

当沙特在2020年试图用人民币结算部分石油贸易时，美国立刻以破坏美元信誉为由施压，迫使这个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重新回到美元定价体系。

这种控制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更渗透到技术标准、学术认证、媒体传播等各个层面。

不过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规则体系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数字货币的崛起、去美元化浪潮、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基建标准输出，都在动摇美国的霸权。

但美国的应对策略同样值得玩味：当欧盟试图建立INSTEX贸易结算机制时，美国立即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进行阻挠；

当SWIFT系统出现去美元化迹象时，美国财政部立刻祭出二级制裁威胁。

这种规则制定——规则执行——规则维护的闭环，构成了21世纪美国霸权最荒诞的一幕。

结语

当美国政府在讨论“制造业回流”时，或许应该先搞清楚：美国这40年霸权的本质，是把实体经济变成了金融游戏的燃料，把全球贸易体系变成了永动机。

就像里根在国情咨文中说的：“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政府本身才是问题。”

显然，他找到了比解决问题更赚钱的路子。

现如今的美国政府，能否沿袭里根霸权道路继续摸索，掀起美国霸权2.0时代，还尚未可知。

王龙.特朗普和里根经济学的同与异[J].中国改革,2017

张伟.里根经济学的真相[J].海派经济学,2015

来源：猫爷的渔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