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刚上台的卡特，为何不着急与中国建交，反而要“冷处理”

摘要：当“空军1号”总统专机从晴空万里的西太平洋飞进中国领空的时候，整个中国大陆上的天空是灰蒙蒙的，阴云低垂，显得十分阴暗。这样的天空，与1975年12月中国大地上的政治气候是一个色调的。乘坐这架世界上设备最完备和豪华的总统专机的杰拉尔德·福特，其心情也是一个色调的

当“空军1号”总统专机从晴空万里的西太平洋飞进中国领空的时候，整个中国大陆上的天空是灰蒙蒙的，阴云低垂，显得十分阴暗。这样的天空，与1975年12月中国大地上的政治气候是一个色调的。乘坐这架世界上设备最完备和豪华的总统专机的杰拉尔德·福特，其心情也是一个色调的。飞机愈是接近北京，他的心绪就愈复杂，忧虑也就愈沉重。

他在尼克松首次访华的1972年，作为普普通通的众议员曾经访问过中国，当然不会受到很隆重的礼遇。这次作为现任美国总统再次来华访问，早在去年计划之中时，他曾经想象过会在北京受到破格的接待，特别是期望能会见那个具有神秘魅力的巨人毛泽东。

但基辛格于1974年11月、1975年10月两次访华所作的谈判结果表明，中国的谈判立场和它对新闻传媒所作的关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不满的暗示引起了他的忧虑。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进行这次访问中国之行。他是想加强中美合作，以便抵消美国在越南撤退和“水门事件”中的消极影响。但是，一个不能取得全面成功的中美首脑会谈将揭示这一战略的破产，并在苏联人面前把美国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目前美苏缓和已经土崩瓦解，美国处于被动的守势之中，因而基辛格没有放弃在1975年间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加强美中合作的希望。然而，总统选举干扰了基辛格为美中关系正常化所作的努力。由于总统大选临近，在对手的竞争面前，福特的政治需求成为更加迫切的需要。

当时，共和党右翼威胁着要让罗纳德·里根作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他们尤其反对福特的对华政策。里根在1975年6月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就批评与中国搞缓和，表示福特一旦访问北京，自己将出访台北。就在他临出发访华的当天，他在电视新闻中还看到里根发表讲话，批评总统访问北京的决定，争辩说华盛顿不应以牺牲台湾作代价而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发给白宫的报告表明，虽然中国人同意了福特总统的访问，但中方已经在怀疑中美首脑会谈的目的。他们认为，在整个1975年间，如果不签署两国建交协议，这个首脑会谈就没有什么意义。即使首脑会晤举行了，也很难说双方有什么内容值得祝贺。联络处的报告说，中国领导人暗示，如果美国准备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就可以考虑举行一个盛会，来庆祝已得到加强的中美外交关系和政治关系。

零敲碎打的协议或者并无实质内容的公报是没有什么必要考虑的，中国寻求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以作为与华盛顿合作反苏的回报。他读了联络处的报告认为，他此次访华可能的结果顶多是使已经十分僵持的中苏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有所减轻而已。

他作为美国总统访问北京，心里就很有数：由于其政府在中美关系上采取拖的方针已经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不满，中美关系陷入低潮，麻烦不少。例如，美方纵容和支持西藏叛乱人员在美国活动；前不久又坚持要求访美的中国艺术团取消《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

中方强硬地声明说，美国政府在上海公报中同意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如果不是从上海公报原则上后退，就没有理由在节目单上取消这首歌曲。中方不拿原则作交易，只好宣布无限期推迟中国艺术团的访问。美方还宣布将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调回另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却没有宣布让谁接任联络处主任的位置，给中国泼了不少冷水。因而，他担心在北京会受到主人的冷遇，这将会使他丢面子。

为此，他事前曾要求国务院研究当时中国外交礼仪的最高规格。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称：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享受过原来中国外交礼仪的最高规格，即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毛泽东主席接见。现在，周恩来已长期病重住院，自1975年9月以后就不再有其在医院会见外宾的报道，其总理已是挂名，现时的最高规格是邓小平副总理到机场迎接，毛泽东主席接见。

“空军1号”穿过铅灰色的阴云降落在首都机场，福特步出机舱，他的脸色因忧虑而显得阴沉沉的。眼尖的基辛格在总统夫妇身后兴奋地报告：好哇，邓小平已在舷梯前迎候总统了。他的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

邓小平针对美方一系列违反中美上海公报的做法，在当晚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特别强调说：三年多以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一公报的发表，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福特当然听得懂这个坚强的矮个子的言外之意。他这次来华，尽管不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的进展，却不准备在会谈中提出原来准备的“倒联络处”方案（中国大陆设大使馆，台湾设联络处）了。

在会谈时，福特告诉邓小平说：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须推迟至1976年大选后再照日本方式采取行动。在此之前，准备把驻台美军削减一半，即从2800人减少至1400人。他还一再强调说，美国不能在预期和平演变以外的前途的情况下抛弃“老朋友”，“期待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所谓“日本方式”，也就是要接受(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个原则，美台间的民间贸易方式可继续保持；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

邓小平还表示，在美国接受三原则之前，中国并不急于解决正常化问题。

福特总统一行抵达北京的次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接见了福特总统与基辛格国务卿。像过去亲自掌握着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的会谈详情一样，毛泽东虽然已经疾病缠身，仍然很详尽地了解邓小平与福特会谈的具体内容。

在双方寒暄后，毛泽东还是明知故问：你们谈了些什么？

没等邓小平开口，福特抢先说：我们上午谈了国际形势。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

毛泽东亲自掌握着中美关系的进程，拿尼克松与福特相比，对福特的对华政策甚为不满。

毛眯缝着眼睛望着福特，以其特有的幽默对其讽刺说：我们没有本钱，尽放空炮。

福特没有领悟出毛泽东是含蓄地批评他放空炮，就说：我不相信这点。

毛泽东继续用幽默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是骂娘，我们还有点本钱。

在座的中国人都忍不住笑起来。翻译译成英语后，美国人才笑了。福特笑过后，领悟了其含意，这才露出了尴尬。

毛泽东举起手来指着基辛格说：总统阁下，你们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

福特与基辛格都紧张起来，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却不紧不慢地说：他不准我去见上帝。

福特与基辛格这才松了一口气，基辛格不无得意地说：我们坚持这一点。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不让去。

基辛格佯作惊讶说：要是你同上帝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毛泽东已经十分习惯与基辛格进行幽默地对话，就很高兴地说：博士阁下是无神论者，反对上帝，破坏我和上帝的关系，真是厉害啊！我拿他也没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命令。命令就是ORDER。

福特有点疑惑地问：他是给上帝下命令吗？

毛泽东反应敏锐地回答：博士是向我下命令。

会谈中轻松、幽默的玩笑只能表明气氛是友好的，但却掩盖不了此次高级会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对于福特此次访华，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评述说：

与先前的尼克松政府所作的承诺相比，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个退步。由于美国政府不能作出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的决定，中美关系正常化被推迟了。

美国的美中关系问题专家罗伯特·罗斯在其专著《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中也评述说：

福特在北京的会谈气氛很友好，但却平淡无奇。一位与会者回忆道，这次首脑会议是他所参加过的最索然无味的会议。但表面看来似乎一切进展顺利。当福特和毛会谈时，竟有半个小时无话可说，他们只是在履行日程而已，并非在昭示世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和谐。

虽然福特访华在消除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障碍——台湾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仍然有助于保持和扩大中美两国在四年前开始的实现关系正常化方面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势头。福特再一次告诉中国领导人，他们要等到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才可以期待实现关系正常化。

但是，在不久后的总统大选中，福特败于卡特之手，中美建交便与他无缘了。

卡特从小就对中国抱有兴趣。在孩提时代就爱读有关浸礼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描写，爱读其舅父汤姆·戈迪的中国来信及寄来的中国照片。汤姆是海军报务员，常去中国沿海的港口。为此，他很喜欢与舅父保持通讯。后来，他自己也成了海军军官，到了这些小时候听说过的港口。

饥饿的眼睛、褴褛的衣衫。连大姑娘也衣不蔽体。瘦骨嶙峋的菜色面孔。那近于刀耕火种的农村。码头上挤满的向外国海员或是水兵乞食的灾民，你要是给了一两片面包，就会引起他们的躁动和争夺…

他在回忆录里说：“他们迫切需要医院、食品和学校，还迫切需要有人去向他们传播耶稣基督是救世主的道理。”

至今他还记得在青岛街上买工艺品时，他看见一个卖吉祥物的5岁瘦弱女孩，就想起自己5岁时也去市场卖过花生。他顿时生了同情心，用5美元买了她一样小物品。待他离开时听到了哭声，回头发现她手上的美元给一个乞丐抢走了。在国民党统治的青岛街上，他还看见了“未成年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在刺刀的威胁下被抓去当兵”。他还记得青岛等港口已被毛泽东的军队所包围，还看得见中共军队在高地上的营火。

…这就是吉米·卡特记忆中的中国。

那是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的时候，20多岁的卡特正在中国服役。他在美军太平洋舰队常规潜艇“鲳鱼”号上当兵。那个时候，“鲳鱼”号从香港向北巡弋至青岛，中途数次在中国的沿海港口停泊，他亲眼看到了旧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也体会到了中国军队和人民的反美情绪。

1977年2月初的一天夜里，他出席完在布莱尔饭店为一个英格兰代表团举行的活动回到白宫。夜已深了，他没有去休息，而是埋头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案上仔细研读基辛格、尼克松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备忘录，也详读了福特总统私下对中国人所讲的话。在研读这些关于中国的文件时，他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他年轻时对这块东方大陆的印象。

夜深人静，细读这些前任领导人的冗长谈话，却并不感到疲倦，反而觉得相当引人入胜。他从中了解到自从尼克松首次访华至今五年来已经做了什么事，还有那些问题悬而未决，现在他作为总统又能做多少事。

客观地说，他宣誓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而入主白宫后，在外交上首先致力关注的并不是中美关系，而是觉得缓和美苏关系更为迫切。他并不把中国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支配卡特政府对华政策的是维持美苏关系稳定的需要，而不是努力弥补美国对付苏联机会主义时所表现的脆弱性。

因而，1977年1月间，当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们开会讨论那些需要作出分析的最重要议题时，他们就忽略了中美关系。解密的美国档案表明，顾问们按重要性依次在《总统备忘录》里记录了15个问题，包括各个地区的事务和巴拿马运河、南北关系以及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问题等。

有关中国问题的分析列在《第24号总统备忘录》里，这个编号顺序足以说明卡特政府开始的时候并不重视对华政策。

但中国到底也是一个大国，刚就任总统的卡特在礼仪上不能不见一见中国驻在华盛顿的代表。于是，卡特在预定接见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的前两天，才匆匆忙忙地做起准备来。

两天后，即2月8日，黄镇应邀来到了白宫，与卡特总统见面。卡特在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陪同下，与黄镇就中美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由于卡特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不重视，这次谈话就没有什么新内容。黄镇希望美国新政府继续以《上海公报》为指导，使两国关系继续得到改善。卡特也只是一般性地承诺说《上海公报》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两国关系的基石。

卡特没有说在他任内要做什么，只是策略性地泛泛说：据我了解，美国已经有了两位总统及那么多高级官员访问过中国，我也希望我能作为白宫的主人，在华盛顿接待你们国家的领导人。

黄镇立即表态说：如果美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我们是欢迎的。美国人民当然是友好的，但是，只要华盛顿还有台湾的“大使”，中国领导人访美的事就没有可能。因为中国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的原则立场是明确的，美国必须做到断交、撤军和废约。

这时，万斯国务卿说：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卡特政府的最终目标，双方最终是要达到这一目标的。

黄镇当然懂得万斯使用两个“最终”的外交辞令的弦外之音，也就是说现在谈美中关系正常化还不是时候；于是，黄镇也就用外交辞令回敬说：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中国人是有耐心的。不过，只要你们愿意履行几年前签订的协议，我们也愿意实现关系正常化。

黄镇说到“几年前签订的协议”时，特别加强了语气，暗示了对美方没有兑现承诺的不满。

卡特政府对美中关系正常化漫不经心，本应该在1977年4月份发表的对华政策研究报告一直拖到夏季才完成。

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要员们提供给卡特的《第24号总统备忘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府应当按照前任的承诺寻求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它承认政府将废除美台间的《共同防御条约》，撤回所有的驻台美军部队，中止与台北的外交关系。但是这一份备忘录没有向总统建议确定一个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美国什么时候才需要对关系正常化作出让步都没有提及。

这一份备忘录还这样写着：美国政府须寻求来自中国方面的一个明确的承诺，要使美国依从中国的要求全面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就必须以中国不对台湾使用武力为交换条件。

这份关键性的档案表明，卡特没有将美中关系正常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卡特甚至认为前任政府一向对中国人太迁就。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卡特曾经指示说，对大陆的中国人，现任政府“不应该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样投其所好”。

尽管如此，卡特的对华态度也是在逐渐发生变化。

卡特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与福特政府大不相同。福特需要面对即将举行的大选的苛刻限制，而卡特则在其执政第一年里不受竞选政治的约束。不谙国际事务的福特制定对外政策要倚重基辛格国务卿，而卡特政府的对外政策则由其两个主要助手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相互冲突与较量中决定。

万斯是力主对苏联采取缓和政策的。他认为，不考虑中苏关系，单就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而言，中国并不是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万斯因而主张没有必要匆忙去实现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布热津斯基则不同，这个被称为“鹰派”的国家安全顾问强烈主张对苏联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其对苏联武器的现代化及对第三世界的介入活动深感不安，因而与基辛格一样，十分看重中国，认为中国是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需及时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他们两人经常在卡特的面前冲突，各持自己的观点。

1977年4月，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卡特也派了儿子奇普随团来访，在北京得到了副总理李先念的接见。在听了儿子回国后对他所作的访华报告后，他曾说：“增进两国的交往、贸易，最后通过履行《上海公报》，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是符合全世界和美国的利益的。”

鉴于近两年来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去世，中国在名义上已是华国锋执政，卡特就准备于8月间派万斯国务卿去北京作一次探索性的访问，摸一下中国人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底。

在万斯访华前，卡特政府内部就关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和时间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专题讨论《第24号总统备忘录》。布热津斯基提出寻求与中国建立一种“阻止苏联扩张”的安全关系，极力主张万斯在访华期间对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作出承诺，政府也应当采取措施反对加强美台联系。

但当时，政府内大部分高级政策顾问认为布热津斯基的这个建议步子迈得太快了。尽管布热津斯基十分孤立，他还是不断向卡特总统提出这个问题。据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实力与原则》中记述：7月30日，在为万斯即将启程访华而召开的预备会议上，卡特突然宣布，万斯应该尽可能快地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但当讨论到实现关系正常化后如何维持美国与台湾关系问题时，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署的负责官员主张，仓促地决定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会使政府很尴尬，万斯值得去北京试一试，以求得中国对美国的最佳方案的认同。

这个最佳方案就是美国在台湾仍然保持官方的存在，诸如联络处、领事馆或者类似的机构。而霍尔布鲁克、奥克森伯格等中国问题专家们则告戒说，这种做法是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它将阻碍两国关系发展，并主张应撤出在台湾的美国官方代表，以加速实现关系正常化。双方意见尖锐对立，但万斯最后赞同了政策规划署官员们的意见，准备向北京方面提出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在台湾保留官方代表问题。显然这是个倒退，肯定要在北京碰钉子。

万斯在决定了去北京的方针后，于6月底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向中国放风说：“共同和互惠”的努力是实现关系正常化所必需的。其意图就是向中国暗示，中国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就须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

中国方面也放风似的对万斯的暗示作了回答。中国副总理李先念7月初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有权决定使用什么方式包括军事手段解放台湾。这一讲话也暗示，中国领导人正期待着万斯来京，按照美国过去的承诺准备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暗示了中国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