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认为南宋军力孱弱，实际上这一观点更多源自其“重文轻武”的国策和最终灭亡的结局，而忽略了其军事韧性背后的复杂历史逻辑。
你认为南宋军力孱弱，实际上这一观点更多源自其“重文轻武”的国策和最终灭亡的结局，而忽略了其军事韧性背后的复杂历史逻辑。
从1235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到1279年崖山覆灭，南宋抵抗蒙古长达45年（若从1234年端平入洛算起则为46年），远超金国对蒙古的抵抗时间（约23年）。
为什么南宋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坚韧？
我们试着从地理、经济、军事策略及内外环境等方面来逐一分析，还原历史全貌。
南宋依托长江、淮河、蜀地山险构建的三重防线，极大削弱了蒙古骑兵的机动优势。
长江流域水网密布，迫使蒙古必须发展水军——这正是其初期短板。
如1235年蒙古首次大规模攻宋时，名将孟珙在江陵之战中利用火攻焚毁蒙古渡船，成功阻断其渡江企图。
在川蜀地区，钓鱼城凭借三面环水的险要地形坚守36年，甚至导致蒙哥汗战死（1259年），直接引发蒙古汗位之争，延缓了灭宋进程。
这种“以地制骑”的防御体系，使蒙古前期只能采取“斡腹之谋”，绕道大理实施南北夹击，耗时长达20年。
南宋虽疆域缩减，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积累的财富远超北宋。
其年财政收入稳定在1亿贯左右，是唐朝鼎盛时期的300倍。
临安（杭州）、泉州等港口城市成为国际贸易枢纽，瓷器、丝绸出口带来的白银流入，支撑着庞大军费开支。
即便在战争后期（1267-1273年），襄阳守军仍能依靠汉水漕运获得补给，坚守六年之久。
这种经济韧性使南宋能在持久战中维持军事机器运转，而蒙古则因劫掠经济模式难以支撑长期围城。
南宋军事并非全然被动，其战术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
水军优势：建康府（南京）水师常备战船千艘，采用“车船”技术（脚踏轮桨驱动）提升机动性。1272年张顺、张贵率死士突破元军封锁驰援襄阳时，便以这种新型战船夜袭成功。城防体系：余玠构建的“山城防御链”将川东36座山城连为整体，如钓鱼城、云顶城互为犄角，形成纵深防御。这种“点-线-面”结合的工事体系，使蒙古难以集中突破。火器应用：襄阳守军使用“突火枪”（早期管状火器）和“霹雳炮”（爆炸性火器），虽未改变战局，但显示出技术代差。据《宋史·兵志》记载，临安军器监月产铁火炮3000枚。蒙古帝国的多线作战客观上为南宋赢得喘息之机。
1235年窝阔台同时发动西征（拔都西征）和攻宋，主力部队长期分散。
1259年蒙哥死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持续五年（1260-1264年），期间蒙古暂停大规模南侵。
南宋甚至趁机收复部分失地，如1261年泸州守将刘整叛蒙归宋。
这种战略机遇期使南宋能将战争拉入“时战时和”的消耗模式，而非速决战。
南宋军民的抵抗决心远超金国。
金哀宗在蔡州被围时曾哀叹：“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所恨。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而南宋遗民却表现出更强烈的文化坚守。
崖山海战十万军民蹈海殉国，不仅仅是忠君行为，更凸显出对“华夏衣冠”的集体认同。
这种精神力量在钓鱼城保卫战（1259年）、常州保卫战（1275年）中均有体现，即便在襄阳失守后，江西、福建等地义军仍持续抵抗。
南宋的长期抵抗绝非偶然，它是地理禀赋、经济实力、军事革新与历史机遇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防御体系之完善，甚至影响到后世明代的边防建设。
但最终败亡的根本症结，仍在于未能解决“重文抑武”导致的军事决策低效——如贾似道隐瞒鄂州议和（1259年）、扣押忽必烈使团（1260年）等政治失误，加速了战略主动权丧失。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军事韧性既需要物质基础，更依赖制度革新与战略清醒。
如果南宋给予武将更大的支持，南宋能抵抗住蒙古南下吗？
来源：自说自话聊历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