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西原蛮”承晋、南北朝至隋朝岭南的俚僚而来。隋末唐初，岭南地区势力较大，可以左右本地区向背的俚僚渠帅是番禺、苍梧、朱崖总管冯盎，郁林、合浦等郡首领宁长真以及永平郡的李光度等。比如，隋朝末年，割据岭北的萧铣、林士弘都想拥有今两广地区，结果宁长真以郁林、始安之地

“黄洞蛮”被推上历史前台

◎白耀天

（本文摘自2006年出版《侬智高：历史的幸运儿与弃儿》之，“侬智高起兵前的左右江地区壮族社会”章节）

▲唐代时期广西地区行政区域/《广西通史》

▲唐代时期广西地区行政区域/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唐“西原蛮”承晋、南北朝至隋朝岭南的俚僚而来。隋末唐初，岭南地区势力较大，可以左右本地区向背的俚僚渠帅是番禺、苍梧、朱崖总管冯盎，郁林、合浦等郡首领宁长真以及永平郡的李光度等。比如，隋朝末年，割据岭北的萧铣、林士弘都想拥有今两广地区，结果宁长真以郁林、始安之地附于萧铣，岭南西部归于萧铣；冯盎举番禺、朱崖之地附于林士弘，岭南东部为林士弘所调控。又如，唐武德初年，唐将李靖率兵逾岭下桂州，“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长真”降，唐即掌握了岭南。

“西原蛮”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充其量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归属于特定族体的部落群的通称。俚僚人单个氏族或部落群体的名称是“洞”。“洞”原是个特定地理实体的称名，来源于越语对四面环山的或大或小的山谷平地的称谓。后来，“洞”与人结合，就成了依自然地理形成的地缘性的氏族或部落群体的称名，如“吴洞”、“俚洞”等。

古代岭南，山水回环，岭树重遮，各成洞落。洞中居民，“依山傍险，寻常亦各自营生，急则屯聚相保”。头人据洞而大，“自称洞主”。这些洞，其名称，有以方位称的，如龚州“东、西五洞僚”；有以族体称的，如南朝时广布于岭东各地的“俚洞”；有以地名称的，如在今广西玉林市北的“古党洞”和在今广东信宜县西南的“罗窦洞”；有以洞中主要居民的姓氏或洞主姓氏命名的，如南朝梁时衡州（治今广东英德县）诸俚洞中的“黄洞”及唐以后众多的“黄洞”、“侬洞”等。

这些洞，各自分立，洞自为政，需要时也可组合成或大或小的临时性的联盟。不过，其结盟是松散的，并不可能发展成为政治的一体化。此中原因，一是“越岭千重合，蛮溪十里斜”，“虎当官道斗，猿上驿楼啼”，自然条件的限制，使各洞呈封闭状态，交往不易。

二是“四尺角弓青石镞”，石器战具仍作铁器战具的补充，社会生产力仍处低态水平，生产所剩有限，因此“鹅毛御腊缝山厕”，洞民生理苟简，消费欲求不旺，无法催化区域性市场的发育。

三是“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服”，洞与洞间仍陷于没完没了的血族复仇之中。“鸡骨占年拜水神”，相互间又心离意散，没有形成一个将各洞居人联合在一起的共同的宗教，形成共同的情结。

四是各洞“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一洞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足以慑服诸部，雄于诸洞。

唐元和（806—820年）年间，“辰、叙蛮”首领张伯靖不满于本道都督崔能的节制奏请改隶荆南节度使。崔能知道后，恨恨难消，上书请求调荆南、湖南、桂管军为援，约“西原十洞兵”相助。“西原十洞”，各自对外发生关系，说明“西原蛮”内部洞与洞间联系纽带的弛懈宽松。

隋、唐之际，宁氏家族家居钦州、合浦，拥有郁林之地，沃土千里，交通方便，且据有南海珠池的财富，虽然仍被中央王朝视为“倔强山洞”，但其财可以镇诸部，其力可以慑各洞。

因此，在今广西界域之内的俚僚渠帅，除桂东北的贺州隶于钟氏、永平郡隶于李氏以外，始安郡的欧阳氏、秦氏、沈氏、莫氏，郁林郡的吕氏、梁氏、周氏、黄氏、韦氏、李氏，合浦郡的庞氏等，都得听从宁氏的指挥棒转。

唐太宗以后，宁氏势力渐趋没落。嗣圣元年（684年），武则天把她的儿子唐中宗李显囚禁于庐陵（治今江西吉安市），自己当了皇帝。自然，唐中宗的岳父韦玄贞跟着也倒了霉。他被流放到钦州死了，妻子崔氏“为蛮首宁承所杀”，韦洵、韦浩、韦洞、韦泄四个儿子也同时死于容州（治今广西北流县），只有两个女儿侥幸逃回北方。23年后，唐中宗复政，特派专使来到广西掘取韦玄贞及其妻儿的骸骨回长安安葬，并命令广州都督周仁轨发兵讨伐宁承，割下其头祭奠韦后母亲崔氏的灵柩。从此，宁氏家族便败落了。

宁氏无势，谁家可取宁氏之位而代之成为“西原蛮”之首？《新唐书》卷222下《西原蛮传》载：“天宝初（742年），黄氏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唇齿，为寇害，据十余州。韦氏、周氏耻不肯附，黄氏攻之，逐之海滨。”《新唐书》的撰修者这么淡淡几笔，简括地描绘出一个新霸主的形象。为了进一步落实天宝初以后黄氏的“西原霸主”地位，作者编造了黄洞首领黄乾曜于至德初（756年）为首倡导反唐的事儿，并将《西原蛮传》变成实际的《黄洞蛮传》。鉴于历来说史者特别是说壮史者都深然其说，奉为圭臬，在此就不能不一申其说，略作辩正。

《旧唐书》卷197有《南平僚传》而无《西原蛮传》,《新唐书》卷222下既扩充了《南平僚传》，又立了《西原蛮传》，使唐代岭南地区的事件和人物活动见于史载，蔚成大观，体现了撰修者“事增于前”（指《旧唐书》）的宗旨。不过，《旧唐书》务实，虽然《南平僚传》说“南平僚”“东与智州、南与渝州、西与涪州接，部落四千余户”，其中的“智州”虽早改作牢州，牢州也早已改称夷州，但它所指的是江南西道的智州，不是岭南道的后来改为牢州的智州，所以“南平僚”就是“南平僚”，没有将岭南的“僚”杂到“南平僚”里去，并喧夺为主，让人无法把握“南平僚”是什么地方的“僚人”，也分不清岭南地区的“僚人”哪些是“南平僚”哪些是“西原蛮”。

从材料的掌握上看，《新唐书》修撰者编写《西原蛮传》主要是根据广州都督杨谭《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贼露布》、元和十五年（820年）韩愈写的《黄家贼事宜状》以及李翱撰于元和年间（806—820年）的《徐申行状》。当然，还有其他的材料，但是构成该传主架的就是这三篇文章。从传文节录三篇文章内容的情况看，确实可以印证世人指摘《新唐书》的两大不足：一、文字刻意求简，以致年代模糊，事实不清；二、所录文书、奏章，任情删改意合，大失原文趣旨。

纵观唐朝有关史料，西原黄洞首领崛起于今桂西南，主宰邕、钦一带，是在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以后，而《新唐书》卷222下《西原蛮传》撰者立意要将“黄洞蛮”与“西原蛮”划等号，达到“西原蛮”就是“黄洞蛮”的目的，采取了一些与史法相悖的手法，致使《新唐书》卷222下《西原蛮传》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岭南道的人物、事件和民族的动态，失了历史的真实。其手法主要有三：

第一，抽去时间定量性这根历史学的主筋儿。

据李翱《徐申行状》载，“贞元十七年”（801年），徐申“迁朝散大夫”，“持节都督邕州”后，“诘俚盗，除其暴”，“通蛮夷道，责土贡。大首领黄氏率其属纳质供赋。黄氏、周氏、韦氏、侬氏，皆群盗也。黄氏之族最强，盘亘十余州，周氏、韦氏之不附之也，率群黄之兵以攻之，而逐诸海。黄氏既至，群盗皆伏。于是，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蛮宁息无寇害”。

徐申于贞元十七年（801年）出任邕州经略使，翌年八月即因降服黄洞首领从而导致“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蛮宁息无寇害”的功劳，晋升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文中，叙述黄洞首领纳质供赋，逐周、韦二氏首领于海滨等事，并无追述之意，都是发生于徐申履职邕州经略使期间。这是个属于特定时域中发生的事儿，而《新唐书》卷222下，《西原蛮传》的撰者却将此贞元末期出现的事放到天宝初年，使黄氏称霸“西原蛮”成为天宝年间已经存在的事实。从而，一将原属9世纪初发生的事往前拉了近半个世纪；二将黄氏称霸左右江地区扩大成为整个“西原蛮”地区。这样做的结果，既混淆了黄氏崛起的时间量性，也顺理成章地将“黄洞蛮”所在的“广、容之南，邕、桂之西”，说成“西原蛮”所在的区域。

第二，曲解史事，模糊真相，趁乱偷梁换柱，将不当属黄氏首领的事加诸黄氏之上。

《新唐书》卷43下《羁縻州》载，唐朝在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即其部落，列置”众多的“羁縻州县”，“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但是，在岭南地区不仅桂、邕二都督府管下的羁縻州县以当地的首领为知县为刺史，而且有许多不是羁縻州县的正州正县，也是因隋制，授原来世长其地的首领为都督为刺史。

比如，冯盎为高罗总管，其子冯智戴为春州（治今广东阳春县）刺史，另一子冯智或为东合州（治今广东海康县）刺史；宁长真为钦州都督，族人宁纯为廉州（治今广西浦北县南）刺史，宁道明为南越州（在今广西合浦县东、广东廉江县西）刺史等。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与“黄洞蛮”的首领黄氏一样，世长其地，不用不行。

因此，这些州县虽不是羁縻州县，实际上仍是以其地的首领世袭治理其地。唐朝中央派来的官员，有时还奈何他们不得呢!比如，武则天称帝时，桂州都督薛季昶与都督府属下的昭州（治今广西平乐县）首领周庆立不协。后来，敬晖被杀，薛季昶因与其有瓜葛，被贬为儋州（治今海南省儋县）司马。当时，从桂州到儋州要经过昭州，将行之际，薛季昶“惧庆立见杀”。他欲进不得，欲留不能，乃仰天长叹：“不想我薛季昶一生行事磊落，竟落到这种地步!”于是，他请人来做好棺材，整肃衣冠，喝药自杀了。从此一侧面，可以窥见唐代岭南僚渠俚帅们势力的轻重。

岭南“土酋”势大，唐王朝破例授他们为正州正县官职，让他们继续掌其地领其民；但这还不能消除岭南俚僚首领与唐王朝之间的矛盾。随着王朝在岭南地区集权统治的加强，首领权力的削弱甚至丧失，异态文化间冲突的加剧，以及唐朝地方官员的恣意刻剥侵凌，自唐武德六年（623年）南州（治今广西博白县）刺史庞孝恭及南越州（治今广西浦北县南旧州）刺史宁道明和高州（治今广东高州县）首领冯暄、谈殿据南越州反以后，岭南各地俚僚首领举兵反唐，此伏彼起，史不绝书。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标志着唐王朝由盛转衰。唐玄宗垂危挣扎，征发各地勤王兵。当时，岭南勤王兵隶于南阳节度使鲁炅。这是个贪生怕死的官员。他设营于叶县（今河南省叶县），屯兵五万坐以观望。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安禄山的部将武令珣窥准风向，在西边顺风烧烟灌入兵营。兵将们困于兵营，受熏呆不住了，方在慌乱中没命地夺门而逃，结果又陷入敌方布下的网罗之中，没几个可脱难的。消息传回岭南，俚僚首领们觉得被出卖了，气愤得不得了，便“相煽为乱”，于是爆发了至德二年（757年）“西原蛮”规模宏大的反唐斗争。

上元元年（760年）广州都督杨谭的《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贼露布》，比较详细地叙述这次事件的过程。“露布”，就是“报捷书”。“西原蛮”这次反唐斗争，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至上元元年（760年）被分化瓦解，持续四年，为首者归顺，杨谭获胜报捷。“西原蛮”此次反唐，其规模，“有睦州、武阳、珠兰、金溪、黄橙等一百余洞”（部落）,“方圆数千里，控带十八州，丁壮并执其干戈，子女尽充其仆隶”，“约二十万众”；其声势，“旌旗蔽野，鼓角沸天”，“跨壤连州”，“风号雨啸”，“僭称王侯，伪署官爵”；其主张，“恣杀戮以威人，将玉帛以济众”，“欲先破岭南，后图岭北”；其首领，“大贼帅”武承裴、韦敬简“伪号中越王”，“大贼帅”之下诸首领，“廖殿伪号桂南王，莫淳伪号拓南王，相文伪号越南王，莫浔伪号象郡王，梁泰伪号镇南王，罗成伪号戎成王，莫祷伪号南海王”。这是一次“西原蛮”首领武承裴、韦敬简们欲乘中原“安史之乱”，北逾五岭，问鼎中原的一次大举动。

此事爆发之时，唐朝李氏政权仍在岌岌可危之中；但唐王朝不能坐视“西原蛮”举兵逾岭而北，增加中原的军事压力。乾元二年（759年），朝廷遂任命杨谭为岭南节度使，招抚武承裴等人。

杨谭“深入招慰，示之仁信，许其自新”，虽不见成效，却知悉了“西原蛮”内部各部落间的矛盾和离心，有许多都是各行其便，并不跟随武承裴们行动，有的甚至有敌对的举动。同时，又窥知了首领们大都存有垂慕王朝中央的官封和赏赐的心理趋向。于是，第二年三月十日，朝廷派太监魏朝璨奉唐肃宗的诏令，“凡诸首领，皆赐敕令”，“许其官爵”，并“宣传圣旨，诱以厚赏，使其尽节”。这一着真灵，各首领“自蒙提奖，感激殊私，戮力同心，倾家竭产，训勉子弟，策励甲兵，介胄自出于私门，粮储不损于官廪”。“大首领、梧州长史、镇南副都护摄，柳州司马、西原游奕使张维南，率劝首领”，“志怀忠勇”，“决命苦战”。

此中，首领“经略副使、朝议郎行贺州长史穆成构，防御副使、朝义郎梧州长史任早，梧州刺史、本州防御使李抗，先锋总管、梧州长史秦匡朝，四界游奕使、广州番禺府折冲谭崇慰及总管子将等五百人，并西原环、古等州首领方子弹、甘令辉、罗承韦、张九解、宋原等五百人”尤起主干作用。他们“各率子弟并部外义征”，在总管府官军的配合下，利用熟悉地形、人情的优势，“或环甲伏兵，纵其救援；或致果决胜，扼其咽喉，左右夹攻，（使敌）飞走无路”。“自春徂冬，凡经二百余日，前后苦战皆三十余阵，破贼二十万众，斩首五千余级”，“斩获贼帅黄乾曜等九人”。“大贼帅武承裴、敬简等二人”，“解甲辕门，面缚请罪”。

以武承裴、韦敬简为首的“西原蛮”反唐斗争，以其首领的归降唐朝而结束。《新唐书》的《西原蛮传》的第二节文字，就是以杨谭的《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贼露布》所述为主构建的。据杨谭之文，黄橙洞只是参加举事的“一百余洞”之一。又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1载，上元元年（760年）六月甲子，“桂州经略使邢济奏破西原蛮二十万，斩其帅黄乾曜等”。或这个黄乾曜就是黄橙洞的首领。他在“西原蛮”的这趟反唐事件中，只是充当一个配角，在两个主要首领和七个次要首领中，也就是说在他们所封的九个王中没他的份儿。

《新唐书》《西原蛮传》的编修者为了使其“天宝初黄氏强”，已经主宰“西原蛮”，以及“西原蛮”即“黄洞蛮”之说成理，横叙了一句：“至德初，首领黄乾曜、真崇郁与陆州、武阳、朱兰洞蛮皆叛，推武承裴、韦敬简为帅，僭号中越王。”这么一句话，表明这回反唐首义者是黄乾曜，黄洞首领是“西原蛮”的主要渠帅。同时，为了进一步落实“黄洞蛮”的所在即“西原蛮”之所在，又将位于今粤西桂东的正州正县的一批俚僚“首领”如“大首领”梧州长史镇南副都护摄，柳州司马西原游奕使张维南，经略副使朝议郎行贺州长史穆成构，防御副使朝议郎梧州长史任早，梧州刺史本州防御使李抗，先锋总管梧州长史秦匡朝，四界游奕使广州番禺府折冲谭崇慰，及总管子将等五百余人全都抹去，剩下西原环、古等位于今广西西部的州的俚僚首领如方子弹、甘令晖等五百余人“出兵讨承裴等”。这是一种先入为主，以史实俯就主观的典型例子。

除了这些以外，修撰者在转述杨谭《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贼露布》的过程中，篡改的还很多，如将原文的“相文伪号越南王”改成“相支为南越王”；“莫浔伪号象郡王”、“莫祷为南海王”脱讹成“莫浔为南海王”；“自春徂冬，凡经二百余日，前后苦战皆三十余阵”简成“岁中战二百”，使人弄不清这“战二百”是“二百战”还是“战二百日”等等，可谓是以己意为导向，对原材料随意改篡，失了历史的真实，影响了《新唐书》卷222下《西原蛮传》应具有的史料价值。

第三，顺“存”逆“杀”，略去属“西原蛮”发动而与“黄洞蛮”首领无关的事件。

《西原蛮传》是以“黄洞蛮”定准基调的，因此，该传文除开头“有宁氏相承为豪”和结尾因黄氏而略及侬氏外，所写都是黄洞首领们的活动情况。为了成就这一主导欲求，撰者除将黄氏首领崛起的时间往前提挪，以与宁氏家族衰败接上茬外，还将天宝至贞元年间（742—804年）所有岭南俚僚动态而与黄洞首领无关的事情，或框入黄洞首领活动的范围内，或排出《西原蛮传》外不书，都作了特殊处理。前者如至德元年（756年）“岭南溪僚梁崇牵”联合“西原蛮”覃问、张侯、夏永和吴功曹等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起兵反唐。

梁崇牵们起兵的时间在以武承裴、韦敬简为首的一百余洞“西原蛮”揭竿之前。他们以容州（治今广西北流县）为根据地，当武承裴等于上元元年（760年）失败后，仍屹立于今桂东南。宝应元年（762年），梁崇牵等挥师北进，据道州，陷邵州，广德二年（764年）又返回容州，迄于大历十年（775年）十一月才宣告失败。他们与武承裴等各树其帜，一号“平南十道大都统”，一称“中越王”，互不相涉，而《西原蛮传》编撰者却将梁崇牵等规范于“西原蛮首领黄乾曜”的旗帜下，说上元元年黄乾曜等失败后，“其种落张侯、夏永与夷僚梁崇牵、覃问及西原酋长吴功曹复合兵内寇，陷道州，据城五十余日”。此中，一个“复”字蒸沙成饭，将梁崇牵等框入“黄洞蛮”的圈子里去了。

前面提到的龚州东西五洞僚、俚僚渠帅李光度、沈逊、秦元览、欧阳世普、欧阳倩、欧阳珪、周庆立、庞孝恭、庞孝泰、梁崇牵等，本是与“黄洞蛮”为同一地区的俚僚，都被排出《西原蛮传》之外且不说了，单说开元十四年（726年）元月据宾（在今广西宾阳县境）、横（在今广西横县境）等数州反唐的“邕州封陵僚梁大海”。封陵县，是唐景云（710—711年）以后“开溪洞”设置的邕州属县，其地在今广西南宁市郊县邕宁县北部。封陵县与黄洞首领之一黄少度所在的罗阳县（治今广西扶绥县北中东）地土相连，相距不为太远，当在“西原蛮”域内，就因为梁大海是“封陵僚”不是“黄洞蛮”，于是被排出《西原蛮传》之外。由此而知，篡书之人编撰的《西原蛮传》不是《西原蛮传》，而是《黄洞蛮传》。

由于《西原蛮传》编撰者心中有主，所以凡是与“黄洞蛮”首领无关的“西原蛮”事，亦毫不犹疑地舍去不录。比如，大历十一年（776年）“西原贼率（帅）潘长安，伪称南安王”，“连跨州邑”，在“南距雕题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泊黔、巫、衡、湘，弥亘万里”这样大的范围内聚众20万反唐，急得唐王朝赶快调取皇室人陇西县男李昌夔为“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持节招讨”。这在“西原蛮”中是件大事。大历十二年（777年）八月，李昌夔镇压了潘长安的反抗斗争，继之而出任桂州刺史的韩云卿特地撰写了一篇《平蛮颂》，并刊之于石。迄今此“平蛮颂碑”仍立于广西桂林市镇南峰上，其字迹依然清晰可读。“西原蛮帅潘长安”反唐虽然动众20万，规模大，可因其与“黄洞蛮”首领无涉，修撰者既然惟“黄洞蛮”是瞻，自然弃置不顾了，因此潘长安纵为“西原蛮帅”也无缘列入《西原蛮传》中。

北魏魏收（505—574年）篡修《魏书》，目的在酬恩报怨，公然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失了编史者的客观公正。宋祁等人在五代张昭远等《旧唐书》的基础上编撰《新唐书》，标榜“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可由于他们在编撰《西原蛮传》时先入为主，就失了应有的客观性。这样说，或又有苛求于前人之嫌了；但事实如此，不可不纠，否则又徒使后人以讹传讹了。

《新唐书》的编撰者，将该书的《西原蛮传》当作《黄洞蛮传》来写，也有其客观的原因。因为自贞元十年（794年）七月“钦州镇守黄少卿叛”以后，至长庆四年（824年）30多年中，在岭南地区都是黄洞首领屡与唐王朝作对，不仅闹得官兵反叛，与黄洞首领遥相呼应，而且闹得唐朝的封疆大吏亦托庇于黄洞，站到黄洞首领一边。再者，宋初，登上邕州城头，西望两江，满目皆“黄”，基本是由黄姓首领控制。感今追昔，宋人就容易误导了“西原蛮”即“黄洞蛮”这样的意念。

唐朝正式实行羁縻制度，由“土酋”出任羁縻地方的都督、刺史；可在岭南，除羁縻州由“土酋”担任刺史外，许多地方的正州正县仍由僚渠俚帅们出任都督、刺史。这无疑有碍于王朝的封建集权统治。对此，唐朝皇家是耿耿于怀的。于是，他们不断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废其世袭、易地任职以釜底抽薪等办法来限制、削弱、取代首领们的权力。这必然引起首领们的猜疑、反感、离心和抗争。这些抗争的表现形式，就是唐代不时爆发的首领们的举兵反唐。

不过，在封建王朝一统之下，土酋们的称兵，往往是催化土酋势力削弱，导引汉族封建文化深植进而全面涵化、整合土著文化的强性酶体。唐朝前期，宁氏族人举兵反唐，导致了他们失去了对今广西南部的控驭权。开元十六年（728年）正月，春、泷等州俚僚首领、泷州刺史陈行范，广州俚僚首领冯璘称南越王。他们攻州夺县，连下四十余城，声势浩大，半个岭南几乎在他们掌握之中，唐在岭南的官僚机器几乎停止运转。唐玄宗无可奈何，派太监杨思晶率永、连、道等州兵及淮南弓弩手10万兵来镇压。杨思晶是岭南罗州僚大首领杨历之子、雷州僚首领陈元的外甥。他自小被人拐卖，阉割后送进宫中。此人长于臂力，心态已变，极为凶恶残忍，活剥人皮，生掏人心，笑啖人肉，杀人如麻，“将士以下，莫敢仰视，故所至立功”。当年十二月，陈行范、冯璘等告败，部众被杀者六万余人。从此，今粤西桂东的僚人首领元气丧失，一蹶不振，为以后唐朝在这一地区推行正州流官扫清了障碍。

宁氏、冯氏、陈氏等旧土酋势力的衰落，给新的土酋登上岭南历史舞台创造了机遇。至德年间，梁崇牵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武承裴、韦敬简号“中越王”，大历中潘长安称“南安王”，是岭南新一代俚僚首领在登台亮相；大历二年（767年）九月“桂州僚”攻陷桂州，将刺史李良赶跑，也是他们的首领在亮相。他们的相继失败，使唐朝的统治势力进一步深入岭南西部，从而将蛰居于左右江地区的黄洞首领推到历史的前台来了。他们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在强洞林立的情况下蛩蛩环顾了。

不过，黄洞首领称雄，不是像《新唐书》卷222下《西原蛮传》所载的是在唐玄宗天宝初年（742年），而是在唐德宗贞元（785—804年）初年以后；称雄者不是黄乾曜，而是黄少卿、黄少度、黄昌璀等这一代人。标志着唐代“黄洞蛮”被推到历史前台的是贞元十年（794年）七月“钦州守镇黄少卿”起兵攻打邕州经略使孙公器，并占领钦州、横州、浔州、贵州等。那时，黄少卿的儿子黄昌沔勇健无比，所向披靡，屡败唐朝官军，前后攻陷岭南地区13个州，纵横驰骋于今桂中、桂东、桂南地区，气势相当锐盛，逼得唐王朝屡屡更换邕管、容管经略使，亦不能稍奏其功。

关于此事件的结局，《新唐书》的《西原蛮传》载：“黄少卿子昌沔赶勇，前后陷十三州，气益振。乃以唐州刺史阳旻为容管经略使，引师掩贼；一日七战，皆破之，侵地悉复。元和初（806年），邕州擒别帅黄承庆；明年（807年），黄少卿等归款，拜归顺州刺史，弟少高为有州刺史。”

此中，撰者又在时间上略施手腕，将事情的本来面目弄歪失真了。据《新唐书》卷156《阳旻传》载，阳旻曾以唐州刺史的身分率兵征讨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反叛，“以功加御史中丞。容州西原蛮反，授本州经略招讨使”。吴元济反唐，起于元和九年（814年）六月，终于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说明阳旻出任容州经略使是在元和十二年年底以后，他与元和初黄洞首领的被擒无关。实际上，《新唐书》卷7《宪宗纪》已经明白地写着，元和二年（807年）六月癸酉，“邕管经略使路恕败黄洞蛮，执其首领黄承庆”，第二年六月“西原首领黄少卿降”。这与阳旻象鼻牛头接不上茬。不知同书的《西原蛮传》怎么将主其事的邕州经略使路恕撇到一边，凭空拉来一个阳旻让他提前于元和初年充任容管经略使，教他与黄少卿对打？这里，事实不符，与《宪宗本纪》异唱其调不说，且说容管经略使去管邕管的事，邕管经略使不告他越职侵权？也亏《西原蛮传》的编撰者想像丰富，幻出阳旻“引师掩贼，一日六七战，皆破之”这样的事来。真不知他闷葫芦里捣鼓的是什么样的膏药。

“黄洞”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各洞首领并不能协调一致地结成联盟。黄少卿父子在钦州举兵反唐之时，位居今广西扶绥县东北中东一带的罗阳县“黄洞”首领黄少度，以及不知是位于何处的“黄洞”首领黄昌璀也先后举兵反唐。他们没有与黄少卿等连兵一气，统一行动。黄少卿兄弟父子因元和二年（807年）二月与邕管经略使路恕所率官兵遭遇受挫，手下将黄承庆被俘，黄少卿于是在第二年（808年）五月接受招抚，六月被任命为归顺刺史；黄昌璀是又后两年即元和四年（809年）二月“使其党陈少奇及首领二十人连款请降”的。黄少度没与他们趋同此步，却于元和十一年 (816年）八月举兵攻占宾（今广西宾阳县）、峦（治今广西横县西北峦城）二州；同年十一月，因被邕管经略使韦悦追击，又放弃宾、峦二州向东进军，攻占岩州（在今广西贵港市和横县之间）。

“黄洞”诸首领的反唐，是遭侵凌而爆，遇欺压而起，是泄愤性的报复，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因此，他们内部散漫无章，既不希罕王侯之称，也不争城夺池以收人心，作远谋之虑。对于他们，只要寻源顺导，说利害，谕祸福，妥加抚慰，善予安置，就可以平息他们的愤怒，使他们解甲归洞。

可是，元和十四年（819年）容州经略使阳旻、桂州观察使斐行立欲邀功请赏，上书请调江南诸州兵马讨伐黄洞诸首领。广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岭南节度使孔戮上书条陈利害得失，力劝停止调兵征讨，但唐宪宗不听，大发江西、荆湖兵会同容、桂二管的官军一同行动。结果，北人逾岭南来，不服水土，没接上仗，“士卒被瘴疠，死者已不可胜计”，剩者不过四分之一。这厢阳旻、斐行立发兵征讨，那厢安南都护李象古也不甘寂寞，派其牙将杨清“将兵三千讨黄洞蛮”，准备来个南北夹攻，奏功请赏。可李象古难以完梦，原因是他在安南都护任上，“贪纵苛刻”，早失人心。杨清是个“蛮酋”，屈居于李象古这个贪婪无情的小人之下，已经肺胀欲炸，此时更不愿为李象古卖命。于是，他“因人心怨怒，引兵夜还”，将“李象古及妻、子、官属千余人”全杀了。安南都护李象古欲圆成方，把老命和一家子性命全赔上了。主倡者阳旻、斐行立未曾交兵，部卒受天之惩损失已经过半，注定他们此举也是徒劳无功；不过他们乖巧以塞责，虚报以冒功，“妄奏斩获二万”，欺罔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皇帝老儿。唐宪宗一心想树功，对此深信不疑，根据阳旻的请求，于元和十五年（820年）二月废邕管，合邕、容二管为一道，由容管经略使阳旻兼领。冒假心已自虚，加上朝野众目如刀，未一年，阳、斐二人自持不住，40多岁便相继“卒于道”了。所以元和十五年（820年）十二月，韩愈在疏奏中尖锐地指出：“近者征讨，本起斐行立、阳旻。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竟在邀功求赏；亦缘见贼未屯聚之时，立可摧破，争献谋计，惟恐后时。朝廷信之，遂允其请。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一二万人。傥皆非虚，贼已杀尽。至今贼犹依旧，足明欺罔朝廷。邕、容两管，因此凋敝，杀伤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阳旻、行立，相继身亡，实由自邀功赏，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

黄姓诸洞，分布于岭南西部左右江及钦州地区，“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自称洞主”。“百姓悉是雕题凿齿，画面文身”，“衣服、语言，都不似（汉）人；寻常亦各自营生，急则屯聚相保”。这种情况，说明唐代黄姓诸洞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处于低态水准；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地理的限制，洞洞分立，交往不易，自我封闭。所以，他们相互间既无团结诸部、坚强联盟的愿望，对外安土重迁，也没扩大地盘，永久侵夺其他州郡的欲求。他们迟迟至唐朝中期以后方与王朝官员直接接触，发生冲突，是由于“藩篱”已撤，历来与中央王朝打交道的桂北、桂中、桂东的宁、梁、李、沈、秦、吕、欧阳等部已经相继沦落、衰败，随着唐王朝势力的纵深推进，才将他们暴露于唐朝统治势力面前。因此，他们是被动地走到历史的前台上来的。

他们的举兵反唐，既不像开元十六年（728年）的陈行范、冯璘、何游鲁等举兵反唐那样，一上来就旗帜鲜明地称帝封王，设署授官，“欲据岭表”，也不似至德年间的武承裴、韦敬简等“僭称王侯，伪置官爵”，“恣杀戮以威人，将玉帛而济众”，“欲先破岭南，后图岭北”那样富于自主、自立、外拓的政治性质，那样富于政治色彩，而是被动的、散漫的、报复性的，可谓是凭一时之冲动，泄一时之怨怒，并无长远的谋虑。这从他们自贞元十年（794年）迄长庆四年（824年）近三十年的屡次“反叛”中，不羡王侯保自身，图个安宁即了愿，自始至终，没谁个树帜称王的，就可知其大概。

元和十四年（819年）春，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韩愈贬居岭南后，留心时政，谙熟其情，明确指出，黄家诸洞（部落）,“寻常亦各自营生，急则屯聚相保”，他们的“反叛”是自卫性的。为什么？“比（都是）缘（因为）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无合格者），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凌掳缚，以致怨恨”，“遂致攻劫州县，侵暴平人。或复私仇，或贪小利，或聚或散，终亦不能为事”。韩愈这些话，从较深的层次上揭示了“黄洞蛮”反唐的实质，道出了“黄洞蛮”不“蛮”，“蛮”者为唐朝的封疆大吏们。他们瞧不起“蛮”，自己却“蛮”得可以；他们“蛮”的以致迫使“蛮人”去铤而走险。在岭南吏治的得失、民情的变化上，毋可讳言，韩愈是深得其底蕴的。

阳旻死后，长庆元年（821年）十二月，唐王朝“以前容管经略使留后严公素为容州刺史、容管经略使”。这个严公素，是个耍阴谋弄权术的行家里手。元和十五年（820年）二月，废邕管经略使将原邕州经略使所属归容管经略使管辖后，“邕州人不乐属容管”。年底，恰好监察御史杜周士往安南，路过邕州，邕州刺史李元宗将吏民的状书交给杜周士，让他返京后将实情奏呈唐穆宗。杜周士在出任中央监察御史前，曾在岭南为官三十多年，深知废邕管归容管不妥，同意帮这个忙。严公素知道后，暗地里派人到杜氏下榻处偷其奏稿，罗织其“逆旨”的罪名，结果将个监察御史活活气死了。继后，严公素又上表弹劾主张对黄洞诸首领“招抚”的邕州刺史李元宗，说他“擅以罗阳县（治今广西扶绥县东北中东）还蛮酋黄少度”，欲谋不轨。李元宗被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好于长庆二年（822年）五月“将兵百人并州印奔黄洞”。严公素诬上司，陷同僚，目的就是为了能无碍地扩大权力，借用兵黄洞之名，瞒上欺下冒功请赏，干晋爵禄。

由于严公素不吸取阳旻、斐行立的教训，汲汲于功赏，继续对黄洞采取讨伐的政策，黄洞诸首领即便一意趋和求善，为了自存，也不得不张弩举刀以与唐朝官军周旋了：长庆三年（823年）七月癸亥攻邕州，破左江镇；同月丙寅，破钦州千金镇，吓得钦州刺史杨屿躲避石南镇，不敢呆在州府所在；九月，攻安南；翌年（824年）正月回军钦州，杀死唐朝镇守该地的将吏；八月，进军安南都护府；十一月与林邑环王连兵一处，攻陷陆州（在今广西防城市西南及越南广宁省东北），杀死陆州刺史葛维等。黄洞诸首领利用谙熟地形地物的优势，东击西袭；唐朝官军疲于奔命，处处挨打，死伤累累，捞不到什么便宜，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元和十五年（820年）十二月，容管经略使严公素奏“破黄少卿万余众，拔营栅三十六”时，国子监祭酒韩愈就疏奏《黄家贼事宜状》，毫不含糊地指出：“今所用严公素者，亦非御抚之才，不能别立规模，依前还请攻讨。如此不已，臣恐岭南一道，未有宁息之时。”事态的发展，不幸而给韩愈言中。待到唐朝皇帝醒悟过来，按照韩愈提出的三点措置办法来实施时，为时已晚。原因是积怨太深，岭南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这其中，不仅咸通初年（860年）以后南诏占安南、陷邕州，而且唐在岭南的戍军也纷然而起，相竞驱逐经略使。比如大中十一年（857年）五月至十二年（858年）七月一年多的时间里，容管就发生了两起军乱逐走经略使的事；而在同一时间里，广州戍军也将岭南节度使杨发赶走了。

鉴于唐朝在岭南的牧守将吏的权威已经沦丧，不能一如往昔那样对土著的俚僚人颐指气使，任情刻剥欺凌了，所以本来就是洞自为政，平时熙然而耕，只有受到侵犯、伤害时方才屯聚相保的黄家诸洞，也就无须起兵与唐王朝对抗。随之，唐朝后期自长庆四年（824年）以后，史书也就绝载其人的活动情况了。这又从另一侧面证明前面指出的：自唐朝中期以后，随着中央王朝的势力朝岭南西部俚僚地区纵深推进，左右江地区的黄洞诸首领被推到历史的前台来了。唐代的汉族文人称他们为“黄洞蛮”、“黄家贼”，其实“黄洞”不“蛮”，“黄家”不“贼”，只是唐朝在岭南的牧守将吏们认为远人可欺，把他们当作弋获名位功利的“禽兽”。面对着这样一群封豕长蛇，黄洞的首领们不愤然而起以刀弩相待，又将如何？

诚然，《新唐书》卷222下《西原蛮传》以“黄洞蛮”取代“西原蛮”，直认“西原蛮”即“黄洞蛮”，有失历史真实，但黄姓自“瓯骆左将”黄同杀“西于王”降汉被封为下郦侯及三国时“高凉渠帅”黄吴率部降附孙权以来，在唐代“西原蛮”诸姓中，黄氏确是泱泱大族。他们蛰居于今广西左右江流域和钦州地区，分洞而居，临水而耕，春歌秋会，熙然而乐，在自我封闭中过着较为原始的朴实生活。中唐以后，桂东、桂中宁、庞、李、秦、沈、吕、欧阳等俚僚大姓相继衰落，唐朝的统治势力纵深向西推进，黄氏被推到历史的前台来了。此后，虽然他们曾使唐王朝处于欲取不得欲罢不能的尴尬境地，但那应归咎于唐王朝的决策者抚剿不定，治理乖方，以及所委的官吏们秉权恣纵、临利驰贪所致。黄洞诸首领自始至终，诚朴怀恩，从未作异帜之想，抱二向之思。

元和十五年（820年），也就是都认为远人可欺而汲汲邀功的容管新旧两个经略使一死一未受命的那一年，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杜式方承命派遣属下押衙乐某并副将二人到黄少卿所在地“传诏命”，送书劝谕，令其“归复”。乐押衙虽充武职，却是儒生底子，知书达礼，“有义心”。黄少卿一见乐押衙衔命赉书，认为朝廷还没忘记他们，非常高兴，大开饮宴，热情款待。在几天的交往中，乐押衙发觉黄少卿对自己的佩剑很感兴趣，便解下馈赠给他。黄少卿礼尚往来，送给乐押衙两个小婢，供他驱使，以解鞍马之劳。剑是名剑，论价，那个时代这两小婢抵不上剑值一半，但朋友往来，馈赠原在情谊，不在其值相当不相当。

乐押衙的诚恳和狭义，深得黄少卿的赞赏，二人结下了深深的友情。在乐押衙的劝说下，黄少卿欣然从命，同意“归复”。乐押衙衔命而去，成命而归，言语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其功匪浅。但是，谁料两个随从副将看着眼热，回到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后，便向专司其事的太监裴某告了一状：“乐某以官军虚实露于贼帅，昵之，故赠女!”一面之辞，不容分辩，乐押衙即被判处极刑。桂州观察使杜式方明知其冤，但那些想利用此事施加影响以对黄少卿们采取军事行动的官员岂肯罢休，乐某还是免不了一死。

乐押衙之死是个信号，容管经略使留后严公素于当年十二月便出兵讨伐黄少卿，从而引起了有如上述的黄少卿等严厉惩罚报复。不过，黄少卿等黄洞首领的报复并不是无限制的，他们是有节制的。由此表明唐时左右两江黄洞首领的反唐是不得已的，是被迫的，当这些“逼人走上梁山”的因素消失以后，当官清吏明时，他们骛归一统，愿为一统王朝效劳尽力，并无异常之举。这就形成了黄洞首领的骛归一统，有恩而报，逆求而惩的心理定位。黄洞首领们这种心位，决定了宋元时期左右江黄洞诸首领即使拥有比较强大的实力，仍是只要能安其生，便积极主动地维护王朝的一统局面

来源：思恩府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