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4月3日，美团在江苏南通、福建泉州两地，启动外卖骑手养老保险补贴试点。根据美团公布的方案，在试点区域内，只要是符合条件的骑手，均可自愿选择参加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平台会为每位参保骑手提供50%现金补贴。待试点成熟后，方案将进一步推广至全国。

文/熊志

平台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又迈出重要一步。

4月3日，美团在江苏南通、福建泉州两地，启动外卖骑手养老保险补贴试点。根据美团公布的方案，在试点区域内，只要是符合条件的骑手，均可自愿选择参加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平台会为每位参保骑手提供50%现金补贴。待试点成熟后，方案将进一步推广至全国。

此前，美团、京东等多家公司宣布，将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各公司的参保方案有所不同，美团采取的是“自愿参保，灵活补贴”；京东是“平台兜底，限定全职”，这二者的参保门槛、覆盖人数差别较大。

比如京东采取的的是邀约制，符合条件的骑手才可转为全职骑手享受“五险一金”，且有时长、单量等考核任务；目前其已给1万名全职骑手缴纳，但剩余一百多万非全职骑手并未被纳入保障范围。

美团则采取灵活自愿原则，未设置身份限制、工作任务限制等，只要收入符合参保标准便可纳入补贴范围；虽然当前只补贴了养老保险，但预计试点成熟推广至全国后，能覆盖百万全职和兼职骑手。

给骑手上社保，按理是各平台“家事”——不管给1万全职骑手买“五险一金”，还是给百万骑手补贴养老保险，既是在现行社保政策下进行的尝试，也对劳动者权益保障有所裨益。

但外卖骑手作为灵活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和“就业蓄水池”，规模已突破1000万，为他们完善社会保障已经成为一项公共问题。所以也有必要讨论这两种模式差异：究竟是提高门槛给少部分人以完整福利，还是降低门槛让更多人获得基本保障？

这不是道义之争，而是如何找出对更多人有益的现实解法。

01

到目前为止，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在内，我国的灵活就业人口，已经超过2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4%左右。

其中，作为灵活就业重要蓄水池的外卖行业，骑手数量超过1000万人。平台为骑手缴纳社保，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要覆盖多少人？

京东的方案是从中筛选出一部分人，签约为全职骑手，为他们进行社保兜底。这实际上是一种“邀请制”，主动权掌握在平台手中，社保实际覆盖的范围、人数、规则都不透明。

时至今日，京东尚未公布筛选全职骑手的标准，有十年老骑手公开喊话，问为何自己未收到邀请，也有刚在跑单一个月的短视频博主进入了全职骑手名单。根据京东公布的数据，目前京东外卖全职骑手为1万人。

考虑到外卖骑手中超过70%群体为进城务工农民工，那么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全国农民工月收入4961元作为平均基数测算，如果全为骑手兜底“五险一金”，成本大约是4961*36%= 1786元/月，也就是说每人的成本大约在2.14万元/年。

外卖业务是京东的新领域，目前单量有限，所需骑手数量较少。若按照上述测算，新签约骑手为1万个，每年的社保成本才2亿元出头，京东当然有能力轻松消化。这笔费用花出去，财务负担并不重，还能取悦民意给公众留下好印象。

美团的方案是划定一个标准——骑手过去6个月有3个月的跑单收入高于当地社平工资的60%，骑手便可参保，平台每个月为骑手补贴50%的养老保险缴费金额。根据此前美团公布的高频骑手数量，未来美团社保预计覆盖百万骑手。

坦白而言，这种方案目前只有养老保险，在保障的深度上并不如“五险一金”，在公众舆论中也未必占优势。但它的优点在于务实，充分尊重骑手个人意愿，尽量降低骑手参保门槛，将每一个努力跑单、想交社保的骑手覆盖到。

而且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在保障的覆盖面上，两种模式也各有差异：

据测算，如果采用“兜底”五险一金（企业承担个人部分）的方式，需要付出的成本大约是缴费基数*36%（企业26%、个人10%）；如果补贴养老保险，需要付出的成本大约是缴费基数*10%（原缴费比例为20%）。

换句话来说，每为1位外卖骑手所付出的五险一金成本，更换为“参保补贴”方式便能够帮助3.6位外卖骑手解决养老保险问题。

当然，对企业做出的选择，我们不能用完美主义去苛求。但需要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在有限资源投入下尽可能扩大覆盖面，给更广大的劳动者以基本保障？

而且，无论何种方案，大规模推广复制的前提，是必须符合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特征，要考虑灵活就业人员的真实需求。

在五险一金中，骑手对工伤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需求最高，而对失业险等险种的需求较低。如果采用传统方式缴纳五险一金，即使企业承担了个人部分，对骑手而言，部分险种可能并不实用，反而会造成资源浪费，并推高企业成本。

根据高校调研数据，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社保承受能力集中于340-500元/月区间。通过平台补贴50%养老保险成本，将个人月支出由886元降至443元（泉州）、976元降至488元（南通）。通过设置“基准补贴”，将参保门槛降低至“500元心理线”。

更关键的是，通过补贴模式将选择权交给骑手群体，方能够牵引出真正需求，最大限度激发骑手参保意愿、提高参保率，也有助于形成更持续长效的运行机制。

另外，“参保补贴”方案取消用工身份限制，允许自由退保且无需返还补贴，骑手“来去自由”，也高度契合外卖骑手流动性大、返乡意愿强的职业特征。

02

如果认为给骑手兜底五险一金，就可以轻松把骑手社保难题化解，这是把事情想简单了。

外卖骑手的社保争议，自行业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之所以难以解决，原因在于，外卖骑手的雇佣方式灵活，流动性大，劳动关系松散，不适用传统的劳动关系框架，保险体系也未考虑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变成了只覆盖少数群体。

而“兜底”方案和“参保补贴”方案的差异，本质上是劳动“二分法”和“三分法”的路线分野所致。

2021年，人社部等部门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推动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制度保障范围”。

“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它意味着，解决这些群体的社保问题，要跳出传统的“二分法”思维，在契合灵活就业特征的基础上，探索新型的“三分法”机制。

此前，美国、西班牙及新加坡等地曾通过立法的方式，将零工经济从业者强制纳入传统雇佣关系框架，但实践表明这种“二分法”认定模式引发了多重负面效应：平台企业收缩业务规模导致就业岗位锐减，从业者实际收入不升反降，劳动权益保障目标落空，最终成为劳动关系制度改革的警示案例。

如果将灵活就业骑手，直接转化为全职骑手，和平台牢牢“绑定”，初看是好事，但长远来看会带来两个问题：其一，与外卖骑手的灵活性、过渡性的职业特征形成矛盾；其二，对企业和骑手个人都会产生高昂的成本。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一、送外卖有非常强的波峰波谷效应，骑手波峰忙、波谷闲，这也是这份职业灵活性的体现。如果转为全职考核工作时长、订单数量，用这种标准的工厂制来管理他们，会是个好办法么？

二、在养老、医疗等保险未能全国统筹的前提下，如果一个在大城市跑单几年的骑手，想要回家养老，多交的统筹部分的养老保险怎么拿回去？

为骑手上社保，既要兼顾劳动保障，又要保持就业稳定，这是一个公共问题。在实际落地时，也要避免“实际业务与声量不匹配”的非对称竞争，让外界对社保的成本分担造成误解，影响问题的有效推进。

还是那句话，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最核心的是——平台具体的落地方案，到底能不能在契合灵活就业特征的基础上，让更多的骑手受益。

03

为骑手补上社保权益，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迈出第一步就值得肯定。

但我们不能将问题过于简化或理想化，低估了全面覆盖的操作难度。

一言以蔽之，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不看广告看疗效”。

为1万人进行社保兜底，或许相对简单；覆盖百万人的社保创新，则是一场复杂的利益博弈。

由平台独自承担成本，可能使其陷入亏损境地；若由骑手承担，则意味着实际收入下降；若转嫁给消费者，又可能引发市场反弹。如何在各方之间找到平衡点，是骑手社保问题的关键。

外界期待的，是可验证、可复制的制度性解决方案，是更符合灵活用工特征的创新范式。如果仅以万人规模的局部试验，替代系统性的创新改革，这样的操作，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提升，并不会有多少益处。

所以，关注外卖骑手的社保问题，不应陷入无谓的比较和拉踩思维。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的消息发布早，谁的宣传声浪大，而是如何形成制度性的创新解决方案，让更多骑手受益。

正如泉州人社局相关负责人的表态，“企业补贴+个人自愿”的骑手参加养老保险试点方案，既回应了骑手群体的现实需求，也为灵活就业社保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探索。应该推动更多平台企业加入，关心、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切实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

探索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方案，并非一两家用工平台的单一责任。也希望更多的地方省市共同参与骑手社保试点之中，多方协力，共同探索更普惠、适用性更强的灵活就业一揽子保障方案。

来源：声道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