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深秋，日本东京街头贴满了红色标语，这些标语不是庆祝节日，而是为一名叫千代子的女性送行，她是军官井上清一的新婚妻子，前一天刚用自尽的方式“成全”丈夫奔赴“满洲战场”。

1931年深秋，日本东京街头贴满了红色标语，这些标语不是庆祝节日，而是为一名叫千代子的女性送行，她是军官井上清一的新婚妻子，前一天刚用自尽的方式“成全”丈夫奔赴“满洲战场”。

遗书中，千代子写着“吾夫当为帝国尽忠，吾不应为其羁绊”，这句话被报社刊登后，成了全日本热议的“忠义典范”。

日本皇后很快出席了千代子的表彰仪式，亲手将“昭和烈女”的牌匾授予其家人，我查过当时的新闻照片，街道两侧挤满了举着横幅的民众，他们朝着井上清一的军车鞠躬，有人甚至哭着喊“请带千代子的心意去战场”。

老实讲，看到这些画面时，我很难把“无辜”两个字和当时的日本平民联系起来，他们的狂热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情感投射。

千代子的事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很快激起连锁反应，“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原本只是个小规模组织，短短半年内，会员数就从几十万涨到了几百万。

我曾在史料里看到过这个组织的活动记录：女性们分成小组，挨家挨户募集布料和金属，有的直接进入军工厂，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组装步枪。

她们会给前线士兵写“鼓励信”，信里满是“早日征服中国”“为天皇争光”的内容，还会主动劝说邻居家的男子参军，把“不参军”等同于“不爱国”。

这些后方的“奉献”，最终都转化成了前线的杀戮，井上清一抵达中国东北后，没过多久就制造了平顶山惨案。

三千名村民倒在日军的机枪下，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我总在想，当井上清一扣动扳机时，会不会想起妻子的遗书，会不会想起那些为他送行的民众？

答案恐怕是肯定的，后方的支持，早已成了他施暴的“精神底气”。

这种全民参与侵略的逻辑，其实早有铺垫，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拿到了巨额赔款。

这笔钱相当于日本三年的财政收入，一部分被用来建造军舰，另一部分则投入到国内的教育和产业。

当时的日本民生数据，那几年，小学入学率大幅提高，工厂工人的工资也涨了不少，普通家庭切实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好处，慢慢就形成了“战争=利益”的认知，他们不觉得侵略是错的，因为侵略让自己的生活变好了。

学校成了这种思想传播的重要场所，老师会教学生唱《君之代》，歌词里“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的句子，每天都要唱好几遍。

我还看到过一张当时的小学生募捐照片，孩子们排着队，把自己攒的零花钱塞进“战舰募捐箱”，箱子上画着军舰击沉“敌舰”的图案。

本来想，教育应该培养善良的品格，但在当时的日本，教育却成了军国主义的“传声筒”，把“侵略光荣”的观念刻进了一代人的脑子里。

二战结束后，不同国家的选择更能说明问题，意大利游击队活捉墨索里尼后，民众聚集在广场上，愤怒地要求处决这个独裁者。

德国经历了纽伦堡审判，纳粹符号被彻底禁止，学校里会专门教学生反思战争罪行。说实话，这种彻底的自我清算，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但日本不一样。主导侵华战争的裕仁天皇，因为美国的政治需求被免于审判，裕仁的早年经历，他6岁就跟着陆军将领乃木希典学习，13岁又拜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为师，这些老师教他的不是和平，而是“征服世界”的野心。

战后，裕仁依旧当着天皇，甚至还被一些人当作“国家象征”，那些在军工厂里生产武器的工人，那些高喊“一亿玉碎”的民众，也很少有人被要求反思自己的责任。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为天皇“奉献”的女星原节子被称为“全民圣母”，靖国神社里供奉着战犯的牌位，日本政府还每年花经费，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二战受害者”。

如此看来，日本从来没有真正清算过战争责任，它把“加害者”的身份藏了起来，只愿意扮演“受害者”。

其实，日本平民的责任，不是什么“集体原罪”，而是具体的行为，是送亲人上战场时的骄傲，是在军工厂里组装武器时的麻木，是为侵略口号欢呼时的狂热。

原子弹落下时，那些逝去的生命，也不是“无辜者”，而是参与侵略机器运转的一环。

正视这段历史，承认自己的责任，才是真正的反思，历史不会骗人，它只会记住当一个国家的民众主动成为侵略的帮凶时，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

这种承担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这一点，日本至今都没明白。

来源：史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