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对记忆的探讨无处不在。遗产（连同对应的法语词汇“le patrimoine”和德语词汇“die Musealisierung”）、博物馆学、民族史、工业考古学、改造、复古、大屠杀纪念馆、反纪念碑、反记忆、记忆之场——所有这些都指向记忆这一共同的关切点。记
当下，对记忆的探讨无处不在。遗产（连同对应的法语词汇“le patrimoine”和德语词汇“die Musealisierung”）、博物馆学、民族史、工业考古学、改造、复古、大屠杀纪念馆、反纪念碑、反记忆、记忆之场——所有这些都指向记忆这一共同的关切点。记忆，最开始是对个体身份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还有记忆的裂缝与断裂，在柏格森的哲学思考、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普鲁斯特的自传式书写中都占据着中心地位，而当下作为共同关切点的记忆与此截然不同。在二十世纪的开端，记忆还属于心理学的范畴，而到了二十世纪接近尾声之际，它已经转向了文化记忆。目前，对文化记忆的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研究领域。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近年来对记忆的频繁讨论以及赋予记忆的极高价值呢？毫无疑问，在这当中，上个世纪的大屠杀事件不断累积的影响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我还想提出另外一点，即使它不是根本性的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即现代性有一个特殊的问题，那就是“遗忘”。
这样说并非是在断言文化健忘是现代性独有的问题，因为不同的社会形态显然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结构性遗忘，人类学家和古典学家在分析无文字社会的传播特点时最先指出了这一点。这样说也不是简单指出当代的视野已经完全被遗忘的乌云所笼罩，任何这样的断言显然都是荒谬的。列举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在中欧和东欧，1989年后国家记忆重新被珍视，而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遗留问题仍需要面对；在北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种族记忆的修复已经成为个体身份认同中的重要部分，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Woman Warrior）对这一点的回应就是早期最明显的迹象；美国的印第安群体呼吁各方归还属于他们的文物，建立了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并各处募集资助，聘请人类学家来研究印第安人自己的种族史。
尽管事实上，遗忘并非像一张无所不包的毛毯将现代社会包裹起来，而且在现代社会之前的不同社会形态也分别展现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的遗忘形式，但还是有几种类型的结构性遗忘是现代性文化所“独有”的。
有不少学者已经对此有所思考。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我们整个当代社会体系已经开始逐渐失去了保留其自身过去的能力”。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过去的毁灭，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个将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是20世纪晚期最具特色也最不寻常的现象之一。许许多多身处世纪末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成长背景，似乎是一种永远的现在，与这个时代的众人的共同过去，缺乏任何有机的联系。” 安德里亚斯·胡塞恩（Andreas Huyssen）提出了“我们文化中一个主要的、令人困惑的悖论：在过去的十五年间，一方面，毫无疑问，历史和历史意识在衰退，人们对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健忘表达各种惋惜之情，有关后历史的各种话语，无论是唱赞歌的还是批判的，也是层出不穷，而另一方面却也伴随着规模空前的记忆热潮。”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和他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将人们对记忆的推崇与文化遗忘联系在一起，他说，“大众普遍害怕在集体失忆中丧失自己的记忆，怀旧就是这种恐惧的一种拙劣表现，且被记忆商贩无耻地加以利用，变成了消费社会的畅销品之一。”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1984到1992年期间主编了三部七卷本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托尼·朱特（Tony Judt）在评论这部作品时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学校课程体系实际上已经不再包含叙事历史，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对于许多公民来说，他们共同的过去的很大一部分都将成为一个被遗忘的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为人知的领域，因为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供人遗忘。” 理查德·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在更长的时间轴内考虑这个问题，他写道：“自十九世纪初开始，我们对于记忆的担忧主要就是针对两种异常情形：记忆太少和记忆太多。”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从未来的视角聚焦遗忘问题。尽管他在讨论未来人为制造的风险比如核污染或者化学污染还有食品污染时，从未提及“遗忘”一词，但“遗忘”始终是他分析的潜在主题；因为风险是一种推测或者说预测，是指那些还没有发生的灾难，和那些仅仅会在孩子们的未来，或者说已经被风险笼罩的人们的未来，才会发生的灾难，“风险意识的核心不是现在，而是未来”，其后果就是“在风险社会，过去不再决定未来。它的地位被未来所取代……它不再是当下经验和行动的源头”。 最后，安托万·康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曾透露出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当下空间流动导致了遗忘。他常年在纽约和巴黎之间往返穿梭，他承认自己无论在语言上还是文化上都失去了“家”的感觉，无论在哪里，都跟“此地”有一种奇怪的距离感，自己经常在海洋这头结一门课，又在另一头开一门课，“除了你最亲近的几个密友，顷刻间你会忘记所有的数字和名字。当你回来时，帷幕升起，那一瞬间你又全都记了起来。如果没有这种不自然的遗忘能力，即使你人到了那儿，你也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然而，尽管以上洞察都是事实，不过大多数都是比较直观的看法。它们吊起了我们的胃口，让我们有了求知欲。现代性究竟如何遗忘，这显然非常值得我们去分析，不过到目前为止，针对这个主题还没有系统的研究。
首先，让我们从“现代性”自身这个概念开始：我所谓的“现代性”指的是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出现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客观转变，这种转变在全球范围内打破了封建和传统的种种规制，也让人们从心理上逐渐摆脱了僵化的阶层束缚，拥有了更多的人生机遇。从时间上来说，它是从19世纪中叶一直到当下。虽然现代性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不过我将要列举的例子都十分具体，而且多数是在美国和欧洲，这是基于这些地区是导致遗忘发生的源头这一假设。
如果说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伴随着一种特殊类型的遗忘，那就预设了一种记忆的概念。因此，为了明确遗忘的含义，我们需要先对记忆进行描述。当然，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记忆，不过有一种记忆的类型，我将会在下文中多次提及，那就是场所记忆。
其实记忆依赖于地理位置的观点古已有之。所谓的“记忆之术”曾是主导了古典文化的修辞学中的一部分，它在中世纪重新焕发生机，在文艺复兴期间大放异彩，从印刷术的发明到十八世纪这个阶段才逐渐消亡。 西塞罗（Cicero）对其运作原理进行了简要的描述。“想要培养这种记忆能力的人”，他写道，“必须选择地点，并把希望记住的事物在心里构思成图像，然后将这些图像储存在各自选好的地点里，这样地点位置的顺序就会维系着事物的顺序。” 因此，这种“记忆之术”被描述为一种“位置记忆法”（method of loci）。一个位置是能够轻松被记忆所理解的一个场所，比如房屋、拱门、角落、柱子或者柱子间的空间。这里的位置或者场所可以是实际感知到的，也可以是想象中的。这些真实的亦或是想象的场所或一系列场所充当了一种网格，要记住的事物的图像以一定的顺序被放置于网格中，然后通过在脑海中一遍遍游历这些场所来实现记忆的目的。整个记忆体系的前提就是场所的顺序维系着要记忆的事物的顺序。
这里应该强调一下记忆之术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它基本上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场所体系。另一个是记忆和人的身体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记忆被认为是只有人才能完成的行为；一些记忆之术的从业者提到修辞学家，说当他们试图在脑海中记住那些长篇大论时，就是在他们自己的记忆宫殿里不停游走。
我认为，记忆之术的这两个特点为我们理解作为现代性特征的遗忘提供了重要线索。我想指出，现代社会导致遗忘的主要根源与将社会生活从地方和人的维度剥离出来的过程有关：超人的速度、膨胀到难以记忆的特大型城市、与劳动过程相分离的消费主义、寿命过短的都市建筑、可步行城市的消失。在现代性中所遗忘的东西是深刻的，是生命中的人性，是在熟悉的社会人际关系中生活和工作的体验。生命的部分意义是基于共同的记忆，而当下这种意义正经历某种深刻的变化，现代性的生活空间发生的结构性转变让这种意义受到了侵蚀。
选自保罗 • 康纳顿著、王蜜译《现代性如何遗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注释从略，感谢译者授权刊登。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