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入侵中国14年投入720万人军队，为何只有37万战俘回国？

摘要：当山本五十六，这位曾在哈佛大学深造、被视为日本海军现代化象征的海军大将，最终下定决心，将联合舰队的赌注押在珍珠港时，他或许计算了无数种战术上的可能性，却未必能全然预见到此举对日本国运产生的深远且最终是灾难性的影响。

从珍珠港到密苏里号

当山本五十六，这位曾在哈佛大学深造、被视为日本海军现代化象征的海军大将，最终下定决心，将联合舰队的赌注押在珍珠港时，他或许计算了无数种战术上的可能性，却未必能全然预见到此举对日本国运产生的深远且最终是灾难性的影响。

面对日本国内日益高涨的军国主义狂热以及对南方资源的迫切需求，这位深受飞行力量影响的海军将领，最终选择了这条被后世证明为不归路的险径。1941年12月7日，当南云忠一指挥的机动部队的飞机在瓦胡岛上空投下炸弹，美军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时，消息传回日本国内，短暂的狂喜掩盖了潜在的危机。

仅仅六个月后，中途岛海战成为了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转折点。日军在情报泄露、指挥失误以及美军密码破译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付出了惨痛代价。“赤城”、“加贺”、“苍龙”、“飞龙”四艘精锐航空母舰连同大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葬身海底，这是日本海军自对马海战以来从未遭遇过的惨败。

宇垣缠在日记中悲痛地记录了这一“断肠之日”，昔日制定“九段渐减邀击作战”——一种寄望于通过层层消耗最终在近海与美国舰队进行决战取胜的海军战略——的精英们，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战略优势丧失后的绝望。

海军精英们为太平洋上的失利而焦头烂额时，在中国大陆，特别是盘踞在中国东北多年的关东军，则在以自己的方式服务于战争机器。他们的“战争”形式多样，除了直接的军事占领和镇压，还包括对资源的疯狂掠夺和对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破坏。例如，在所谓“学术调查”的名义下，由田村实造等日本学者带领的队伍，深入中国各地，名为考古研究，实则常伴随着文物的搜刮与盗运。

切割辽代庆陵壁画的行为，正是这种文化掠夺的一个缩影，这些珍贵的艺术品被从其原生环境中剥离，运往日本。与此同时，在伪满洲国的广袤土地上，支撑日本战争机器运转的工业心脏也在依靠榨取中国劳工的血汗跳动。以鹤岗煤矿为例，这座重要的煤炭基地在日本占领期间，强征了大量中国劳工。他们在极其恶劣、毫无安全保障的条件下从事高强度劳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许多人因矿难、疾病或虐待而丧生。

金陵城下的血与泪

1937年12月的南京，成为了现代战争史上无法磨灭的一道伤疤。当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这位曾参与过日俄战争、在中国战场打滚多年的陆军大将，在部属前呼后拥下穿过南京的中华门，举行所谓的“入城式”时，他或许正沉浸在攻陷敌国首都的“赫赫武功”之中。彼时的松井，可能并未将城内正在发生的、其麾下部队（如臭名昭著的第六师团等）所施行的暴行放在心上，甚至可能默许或纵容了这种以屠杀、强奸和抢劫为主要内容的“庆祝”方式。

第六师团，由谷寿夫指挥，以其残暴著称，在南京城南，特别是中华门外的雨花台及秦淮河一带，犯下了累累罪行，无数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惨遭杀戮。松井石根作为最高指挥官，尽管可能未直接下达屠杀命令，但他对其部队在南京城内持续数周的大规模暴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历史的审判终会到来，这位在1937年底看似风光无限的老将，仅仅八年之后，他将作为28名甲级战犯之一，坐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在那里，他将不得不面对检察官约瑟夫·季南提出的、如山铁证般的控诉，其中就包括了那令人发指的数字——“南京大屠杀遇难者34万”。面对这些指控，松井石根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他最终被判处绞刑。

几乎就在南京城陷入血海的同时，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市郊平房区，一个更为隐秘和系统化的罪恶机器正在高速运转——这就是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恶名昭彰的731部队。这支由军医、细菌学家石井四郎中将精心组建和领导的部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研究和试验基地。

他们打着“防疫”和“净水”的幌子，秘密进行着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武器的研发、生产。被他们用作实验对象的，主要是被俘的中国军人、抗日志士、普通平民，甚至还有苏联、朝鲜等国的人员，这些受害者被他们蔑称为“马路大”（意为“圆木”）。731部队进行的实验种类繁多且极其残忍，包括但不限于：将不同种类的病菌（如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注入活人体内，观察其病变过程；在极端环境下进行冻伤实验，如资料中提到的在零下25摄氏度低温下，记录中国劳工手指从暴露到完全坏死所需的时间（37分钟）——这只是无数残酷实验中的一项记录；进行活体解剖、毒气实验、压力实验等等。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们，将活生生的人彻底物化，变成了一组组冷冰冰的实验数据，服务于他们开发高效杀人武器的目的。

从“武士道”到小米饭

日本帝国赖以运转的战争机器，在经历了十四年的高速运行和疯狂扩张后，终于在1945年的夏天迎来了它油尽灯枯的时刻。8月6日和9日，美军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瞬间摧毁了这两座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平民伤亡。

紧接着，8月8日，一直保持中立的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迅速突入中国东北，摧枯拉朽般地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内外交困之下，日本天皇裕仁最终在8月15日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的甲板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投降书上签字。

对于散布在中国、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各个岛屿上的数百万日本军人而言，天皇的“玉音放送”和随后到来的投降命令，不啻于晴天霹雳。他们中的许多人，长期受到“武士道”精神和“为天皇尽忠”思想的灌输，被告知要么战胜要么战死，投降是奇耻大辱。

一部分极端分子甚至选择了自杀，而更多的人则在茫然中等待着未知的命运。战败后的命运因地域和俘获方的不同而迥异。在中国东北，曾经作为日本侵华急先锋和主力的关东军，约有60万官兵在苏军的迅猛攻势下缴械投降。

他们随后被苏军集中起来，用条件恶劣的闷罐火车，分批押往遥远而寒冷的西伯利亚。在那里，他们成为了苏联重建和开发的强制劳动力。等待他们的是极其艰苦的生存环境——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繁重的伐木或采矿等苦役、恶劣的食宿条件以及疾病的威胁。许多战俘没能活着离开西伯利亚的冻土。

与在西伯利亚的遭遇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内，日军战俘的境遇则有所不同。以山东潍坊的战俘营为例，这里关押着在抗日战争末期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人员。与国民党军队或其他盟军对待战俘的方式不同，中共采取了相对宽大和注重思想改造的政策。他们没有对战俘进行普遍的虐待或报复，反而给予了基本的人道待遇。

前日军少尉小林宽澄的经历颇具代表性。这位曾经深受“武士道”精神熏陶、对八路军充满敌意的青年军官，在被俘之初或许也曾想过抵抗到底或“玉碎”。当八路军的炊事员给他端来一碗热气腾腾、在当时条件下已属不易的小米饭时，对家乡母亲和味噌汤的思念，或许正是他人性复苏、思想转变的开始。小林宽澄后来加入了八路军，成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一员，积极参与对日军的反战宣传工作。

回不去的故乡与说不清的数字

随着1945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摆在了战胜国和日本政府面前：如何处理数百万滞留在海外，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日本人？这其中包括了被解除武装的军人（即通常意义上的战俘）、随军家属、以及大量的日本侨民（商人、职员、开拓团成员等）。这些人总数惊人，构成了战后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人口遣返行动之一。

面对这一艰巨任务，当时的中国政府（主要是国民政府，后期也包括中共解放区）承担了主要的责任。遣返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展开，战后的中国满目疮痍，交通运输系统瘫痪，物资极度匮乏。中方还是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为等待遣返的日本人提供基本的食宿和医疗保障，并尽力组织船只将他们送回日本。

关于遣返的具体数字，却出现了显著的差异。日本厚生省（负责社会福利与战后处理的政府部门）在1946年发布的一份统计报告中，声称仅有约37万“战俘”从中国大陆（不含东北）回国。这个数字显然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正如资料所指出的，它是一个被“刻意缩水”的统计。

这种缩水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可能仅仅统计了纯粹的军事战俘，并未包含数量更为庞大的侨民和军属；其二，可能只计算了通过特定官方渠道（如美军协助或国民政府组织的遣返）回国的人员；其三，也不排除日本政府出于减轻战争责任、避免支付更多赔偿或掩盖某些历史真相（如部分人员的下落不明）等政治考量，而有意低报了相关数字。

中国方面的统计和历史研究表明，从战争结束（1945年）到1958年最后一艘官方组织的遣返船驶离天津港，中国政府（包括国民政府和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和国际法的原则，克服了重重困难，累计协助遣返了近200万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