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去社区医院打HPV疫苗，我们会认真看护士递来知情同意书中“预防哪些亚型”“有什么注意事项”，却很少会想：这支能挡住宫颈癌的小针剂，到底是谁研发出来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去社区医院打HPV疫苗，我们会认真看护士递来知情同意书中“预防哪些亚型”“有什么注意事项”，却很少会想：这支能挡住宫颈癌的小针剂，到底是谁研发出来的？

可能有些人认定这些西药都是从西方传到国内的，但都错了，事实上是，这支药剂中，还有一位中国科学家的心血。

多数人可能听过“宫颈癌是HPV病毒引起的”，知道这是女性第二大常见癌症，每年全球有25万女性因它离世。

但很少有人知道，世界上第一支宫颈癌疫苗，背后站着一位叫周健的中国科学家。

甚至在疫苗进入中国的最初几年，还有人专门跑去香港接种，却不知道，这份“救命的保护”里，藏着一位中国科研人的心血。

早在1980年德国科学家豪森就证实了HPV是宫颈癌的元凶，但为什么过了36年疫苗才在中国真正上市？这里藏着一个科研难题：HPV太“特殊”了。

它不像流感病毒那样能在体外培养，一旦进入活细胞，就会和细胞基因融合，连完整的病毒都拿不到，谈何制作疫苗？

当时全球2000多位科学家都卡在这里，周健和澳大利亚科学家弗雷泽，就是其中两个“钻牛角尖”的人。

他们的相遇也挺巧，1989年在剑桥大学的实验室隔壁。

弗雷泽是免疫学家，满脑子想的是“怎么用免疫反应防病毒”。

周健是分子病毒学家，擅长“把病毒基因拿出来研究”。

按孙小依（周健的妻子，也是他的科研助手）的话说：“弗雷泽主意多，周健手巧，两人凑一起，就像钥匙找对了锁。”

不过最初，连孙小依都觉得他们的想法有点“异想天开”。

1990年底的一个晚上，周健散步时突然说：“我们不是有HPV的L1、L2蛋白吗？把它们放一起，会不会自己拼成病毒颗粒？”

孙小依当时就笑他：“这么简单的办法，别人早试了，还轮得到我们？”

现在回头看，有时候科研的突破，还真就藏在“别人觉得太简单而忽略”的地方，孙小依抱着“试试也无妨”的心态，把两种蛋白放进试管。

过了两周后在电子显微镜下一看，两人都傻了：真的拼成了！而且这个颗粒没有病毒DNA，不会致病，却能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这不就是理想中的疫苗“种子”吗？

我有时候会想，要是周健能亲眼看到疫苗上市，会是什么样子？可惜他没等到。

1999年3月，他回中国学术访问，出发前还答应给儿子买最新的乐高，结果在杭州突发感染性休克，年仅42岁。

7年后，2006年8月，弗雷泽在澳大利亚给一对姐妹接种了世界第一支宫颈癌疫苗，孙小依带着儿子站在旁边，儿子说：“高兴的是疫苗有效，难过的是爸爸看不到了。”

更让人唏嘘的是，在疫苗进入中国的最初几年，很多人并不知道周健的名字。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是因为科研成果的传播，往往更偏向“最终落地的团队”，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关注“明星科学家”，却忽略了那些在幕后拼出关键一步的人。

好在弗雷泽一直没忘，他在各种采访里提周健，说“疫苗是我们一起做的”。

2015年拿“欧洲发明奖”，他特意让孙小依一起上台；澳大利亚的科学展板上，周健的照片和他并排贴在一起。

直到2016年7月，葛兰素史克的HPV疫苗获批进入中国，孙小依那句“同胞不用去香港打疫苗了”，才让更多人开始追问：“这位科学家周健，到底是谁？”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原来我们身边这么重要的疫苗，背后有一位中国科研人，他曾在剑桥的实验室里熬到深夜，曾和妻子一起在试管前反复尝试，曾答应给儿子买乐高却没能兑现。

现在再去打HPV疫苗，我总会想起周健的故事。它让我明白，科学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英雄戏”，而是一群人的“接力跑”，豪森发现病因，周健和弗雷泽找到疫苗关键，无数科研人员跟进临床试验，最后才能让一支疫苗走进社区医院。

而那些没能等到成果的人，更不该被忘记。

就像孙小依说的：“周健做科研不是为了出名，是想让更多女性不被宫颈癌折磨。”

如今HPV疫苗已经在国内普及，越来越多女孩能轻松接种。这份“保护”的背后，是周健们用智慧、坚持甚至生命换来的。

我们记住HPV疫苗能防宫颈癌，更该记住周健这个名字，记住他曾为这个世界，留下过一份温柔的守护。

来源：江语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