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三四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第二年，我选修了郑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当时我年轻，史学没有根底，但总觉得郑先生的课讲得非常清楚，给我深刻的印象。到现在已将近五十年了，我还记得他第一讲的题目是东汉末年州牧的设置；在学期考试时，有一个题目是对于刘裕的评论。那

杨志玖

一九三四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第二年，我选修了郑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当时我年轻，史学没有根底，但总觉得郑先生的课讲得非常清楚，给我深刻的印象。到现在已将近五十年了，我还记得他第一讲的题目是东汉末年州牧的设置；在学期考试时，有一个题目是对于刘裕的评论。那时我并不知道郑先生对魏晋史的研究情况，其后看到他的《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才发现郑先生对这一时期的史料非常熟悉，而且为赵氏的《注补》影印作序，归纳其书的十项成就(《探微集》三七○一三七五页),说明郑先生对魏晋史研究有素，造诣颇深，无怪他讲的课听来眉目清楚、深入浅出，给人难忘的印象了。

我生在小镇，怕见大人物，在北平三年，除听课外，竟未私下拜见过郑先生。直到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北大文学院从长沙迁到云南蒙自，我才和郑先生有次接触。那时我差半年就毕业，因为在战乱中，学校不要求毕业生写毕业论文。但我到云南后，想研究云南史，也翻阅了一些资料，打算写云南史的论文。我草拟了一份写作提纲，从庄蹻到云南开始，一直到明清为止。其时我们师生都住在一个法国人留下的“哥鲁士洋行”里，我便拿着提纲，到郑先生的房间请他指教。他看过后说，这个提纲涉及面太大，你能把庄蹻的问题弄清楚就很好了。我遵照他的指示，把《史记》、前后《汉书》以及先秦诸子有关庄蹻的资料收集、鉴定、排比，写成一篇《庄蹻王滇考》,并请钱穆先生审正，郑先生看后也认为满意，以后刊登在北大史学会编的《治史杂志》第二期上。郑先生的《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也在这期发表。

现在想来，假定没有郑先生的指点，照我原先设想的提纲写下去，一定写不出什么来，写出来也不会像个样子。这是我第一次习作史学论文，由于及时向郑先生请教，得以少走弯路。受益匪浅，永志不忘。

大学毕业后，文学院迁到昆明。我第一年作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津贴研究生，第二年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我考取为姚从吾先生的元史研究生。当时的所长是傅斯年先生，郑先生当副所长。傅先生是兼职，仅顶个名义，郑先生才是真正的主持人。不过郑先生为人宽厚谦和，平易近人，同学们并没有因为他是副所长或实际负责人而畏惧回避他。研究所当时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三号，因为人数不多，同学和几位导师都住这里。住所的导师除郑先生外，还有陈寅恪、罗常培、姚从吾先生。我们第一期的研究生有任继愈、王明(哲学),阴法鲁、逯钦立(中国文学),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语言；另有傅懋劫、陈三苏入学不久离去),阎文儒、汪筏和我(历史)。以后因敌机轰炸，又迁到离城不远的龙泉镇(龙头村)的宝台山上去，但靛花巷的所址一直保留。

这时我和郑先生可说是朝夕相处。我的研究室和郑先生的住房只一墙之隔，而墙还是木板做的，可以互听声讯。我就听见郑先生告诫一个同学搞政治和做学问是两回事，要他老实治学；又听见郑先生同人说，我现在要好好学英文。但一来郑先生工作很忙，他是联大总务长，又教明清史，又管所务；二来我学的是元史，由姚先生指导；同时我又不会交际，因而虽然朝夕相处，却很少主动向他请教。现在想起来，不胜遗憾。

郑先生是到云南以后才开明清史课的。在北平时，这一课由孟森(心史)老先生主讲，郑先生当然不便开课。实际上，郑先生在北平时已对明清史颇有研究。收入《探微集》中的《多尔衮称皇父之由来》、《墨勒根王考》、《多尔衮与九王爷》和《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诸文都是在北平作的，可以为证。郑先生在昆明作的《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对孟先生研究清史的业绩予以钩玄提要的概括，非精于此道者不能为此精辟的概述，亦可见其对前辈学者成就玩味体会之深，故能汲取精华，有所资益。至于解放后郑先生学习了马列主义，以唯物史观治明清史，与限于时代的孟心史先生相比，当然更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了。

郑先生在云南这八年，生活不安定，工作繁重，又有教学任务，但他在这忙乱纷扰的环境下，仍然关心学术研究，努力著述工作。从《探微集》所收的论文统计可以看出：全集收论文四十三篇，在云南所写有十二篇，占全书四分之一强；全书四六六页，在云南所写有一五一页，占全书三分之一弱。分量比重很大。在这十二篇中，清史论文占七篇，南明史一篇，云南史一篇，西藏史三篇。西藏史是郑先生到云南后新开拓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是他融会了隋唐史研究和音韵学知识的成果。我在研究所毕业后，郑先生曾提出同我合开西藏史一课。这一方面是他对我的关怀和提携(西南联大青年教师很难独立开课),一方面也可看出他对西藏史的兴趣。只是由于我对西藏史毫无知识，不敢贸然应承，辜负了他的好意。至今我对西藏史还是不懂，什么时候能使我补上这一课，以告慰郑师于地下呢?

在这十二篇中，《〈张文襄书翰墨宝〉跋》一篇虽然篇幅不长，题目一般化，却是一篇功力深厚的著作。孟心史先生生前，曾致函张之洞的幕僚许溯伊(同莘),询问张的僚佐“燕斋”是什么人。许复信认为“燕斋……大约为广东盐运使瑞璋”。郑先生根据《张文襄书翰墨宝》中函札，举出五证，考定燕斋姓蒋。主要证据是同一性质、内容的信件，有时称燕斋，有时则称蒋大人。这就是用内证的方法对照而得的结论。又从函札中对燕斋官衔的称呼，据《文襄奏稿》中的三件奏折，考出此蒋大人是署两广盐运使蒋泽春。这就把孟森先生的疑问解决了。从此可以看出郑先生读书的精细和运用考据方法的纯熟。在另一篇《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文中，在仔细考察了包衣的名称、性质、产生、来源、组织以及叙述了入关后关于宦官的几次争斗后，结论说：

汉朝宦官利用了他们的密近地位，假借皇帝或太后的权威，“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以专制朝廷。唐朝宦官把持住皇室兵权，东南财富，养成他们的特殊势力。明朝宦官以批红操政柄，厂卫立刑威，宫帑供财用。清朝宦官没有这些凭藉，所以清朝三百年无宦官之祸，这是包衣制的赐予。

这一结论是纵观历史全局得出的。它高屋建瓴，有立体感，读后使人对清代包衣制的历史地位以及历代宦祸的由来有清晰的概念。没有对我国历史的广博的知识是很难做到这点的。这也是由博返约，博约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范例。

以上仅举两个例子，说明郑先生治学之博与精。其他文章也都有类似的特点。例如《发羌之地望与对音》是登载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这个刊物对稿件要求很严格苛刻，没有高质量的文章很难入选。就此一点已可觇出该文的价值了。假定我们知道，这些文章是写于战乱的年代，不安定的环境中，对郑先生的这种治学精神和毅力怎能不肃然起敬。

一九四四年三月，我离开昆明到四川李庄。四六年十月，我从四川到天津南开大学，郑先生也于同年从云南返回北平，主持北京大学校务并兼北大历史系主任。这期间我虽和他见过几次面，但不像在昆明时那样接近了。直到一九五二年郑先生调到天津作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我才在他的领导和教导下，以同事和师生的关系，和他恢复了昔日的交往。

回想我初次听郑先生课时，才是个二十岁的青年，郑先生那时也不过三十六岁；到今天，我已将近古稀，郑先生若在世，也是八十五岁高龄了。郑先生的道德、文章，永远值得我学习；郑先生对我的关心和教育，使我永远铭感。谨以此文，作为对老师的哀思和对他八十五岁冥寿的纪念!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