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文化有个奇怪的平等主义，“能干的”和“不能干的”没有多少区别。 但是，“学术”的世界可不是这样，很“残酷”，只有极少数人担当得起更新知识的最前沿的荣誉。

本文转自 | 可视化系统思维

作者 ( 日本) 樱井芳生 李卓钧 译

日本文化有个奇怪的平等主义，“能干的”和“不能干的”没有多少区别。 但是，“学术”的世界可不是这样，很“残酷”，只有极少数人担当得起更新知识的最前沿的荣誉。

关于社会系统论的书有不少，但为了大家容易理解，如果夸张一点，可以简单地说: 卢曼以外的社会系统论的书，没有必要读。 ( 不过，只有沃勒斯坦 ③ 的《世界系统论》是个例外，请各位务必一读。) 这是因为我们通常不必去理会小人物，而对正宗的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倒要碰一碰。

在大学时代，希望大家务必读读卢曼的著作。 不过，事先声明，各位如果没有预备知识就去读卢曼的书，一定会有挫折感。 卢曼的著作完全像“经书”一样，各种未曾听过的概念像洪水一样涌来，即使读完了，你也可能觉得完全不知道写了些什么。 所以，我常常不揣浅陋，就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给各位作个引导。

关于“系统”的概念

说到社会系统论，“系统”的概念当然是最基本的。 卢曼认为的“系统”是什么呢?

可以将“系统”定义为: 与系统的外部( = 环境) 相比，相对而言，一是构成要素的东西被缩减，二是诸要素间的关系也被缩减，这样的领域称为系统( 或系统的内部) 。上述定义并非完全忠实于卢曼的原话，但这样定义是最容易理解的。

这个定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以它自身来做界定，而是通过与系统的“外部”作对比来界定。 卢曼把“系统的外部”叫做“环境”，而且认为自己系统论的创新之处正是以这个“系统与环境”的图式为依据。

如果仅有以上所言，大概什么也没说清楚。 下面，稍稍牺牲一点严谨性，举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明。

例: 副教授与女大学生“被禁止的关系”

我们在日本这个全体的集合中，构筑一个“鹿儿岛大学”的系统。 鹿儿岛大学这个系统的要素是“大学的成员( 学生和教员) ”，于是，上述系统定义的第一个要件被满足了。 即: 不是每一个日本国民都可以成为 鹿儿岛 大学的“要素” ( 学生和教员) 。 在这里。 日 本国民被“缩传播理论与方法减”，只有一部分人成为系统的“要素”( 鹿儿岛大学的成员) 。

以上所说的是要素的缩减，不仅如此，“关系”也被缩减了。

例如，如果是日本国民，无论是谁，都可以将约会的“他人”当作“性伙伴”。 但是，在“鹿儿岛大学”内部，是不允许“副教授”把“女大学生”当“性伙伴”的。 于是，在鹿儿岛大学这个系统的外部( 环境) 可以成立的关系( 性伙伴) ，在鹿儿岛大学系统( 的内部) 就不能成立了。 也就是说，“与环境相比，相对而言，前述二之诸要素间的关系也被缩减了”。

复杂性的缩减

我们用具体的数值来试着把握系统是如何缩减“要素”和“关系”的。

在上述例子中，假如日本国民的总人数是“10 人”( 只是为了计算方便，当然说一亿人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全部 10 人都可以将所有其他人当作“性伙伴”，这样，能够成立的关系数是:

10 × 9 = 90( 种)

即: 日本作为“环境”的关系数，可以看作是 90 种。 我们也可以说日 本这个“环境”的“复杂性”是 90 种。 卢曼所说的“复杂性”，就是“能够成为关系的种数”。

就复杂性来说，在鹿儿岛大学这个系统里，首先是要素被缩减了，即全部 10 个日本国民不能全部成为鹿儿岛大学系统的“要素( 成员) ”，假定只有其中 4 人能成为鹿儿岛大学的要素。

如果这 4 人都可以自由地成为别人的“性伙伴”，可以产生的关系数就是

4 × 3 = 12( 种)

可以说，由于要素的缩减，“复杂性”由 90 种缩减到 12 种。

“关系”方面的复杂性也在缩减。

在鹿儿岛大学这个系统中，成员分为“教员”和“学生”两部分，教员不允许将学生当性伙伴，学生也不允许把教员当性伙伴。 于是，因为教员和学生各为 2 人，所能成立的“性伙伴”这种关系的数量就是

4 × 1 = 4( 种) ( 因为性伙伴仅限于与自己相同身份者，能成为对象的只有 1 人) 。

这样，从“环境”到“系统”，不论是要素还是关系，都被缩减了，“复杂性”也从“90 种( 环境的复杂性) ”缩减到“4 种( 系统的复杂性) ”。

卢曼将此称之为“系统带来的复杂性缩减”。

社会系统 = 交流( 传播) 系统

以上，为了直观和易懂，举了“副教授与女大学生被禁止的关系”这个例子。 但实际上，这个例子是不太严密和准确的。 在上例中，鹿儿岛大学系统的要素是“成员”，即人。 但是，实际上在卢曼的社会系统论中，社会系统的“要素”不是“人”，而是“交流(传播) ”。

对“交流( 传播) ”不要做狭义的理解，卢曼所说的“交流( 传播) ”，简单地讲，就是“世上人与人之间的全部‘交往’ 行为”。 就是说，通常所说的“行动”、“举止”、“言行”等等，都是卢曼所说的“交流( 传播) ”，即: 重复的、人们之间的“交往”，都是“交流( 传播) ”。

因此，卢曼的“社会系统”可作如下定义:

当将要素替换为“交流( 传播) 或交往”后，与系统外部( = 环境)相比，相对而言，一是能成为要素的东西被缩减了，二是诸要素间的关系被缩减了，这样的领域就叫“社会系统”。

以鹿儿岛大学社会系统为例

我们再一次以鹿儿岛大学为例来进行考察。

首先将社会系统的要素替换为“交流、传播、交往”。 因此，作为替换的要素，就包含了“当性伙伴”。 但是，在鹿儿岛大学这个“社会系统”里，“能成为要素的东西被缩减了”，因此，在鹿儿岛大学这个“正派的大学”里，在大学内部，禁止“性伙伴”这种“交流”或者“交往”，只允许“教育”与“学习”这种“交流”或者“交往”。

这是定义所说的“要素的缩减”。

接着考察第二个要件“关系的缩减”。

说到交流( 传播) 这个要素相互的“关系”，具体来说，可以看成这样一幅图景: “交流( 传播) ”与“交流( 传播) ” 相互“接续”，就是说，一个“交流( 传播) ” ( 要素) 连接上另一个“交流( 传播) ”。

更具体地说: 在鹿儿岛大学这个“社会系统”里，对于来自教员方面的“教育”的交流( 传播) 这个要素来说，期待着来自学生方面的“学习”的交流( 传播) 这个要素的接续。 教员方面，进行“教育”的传播，但是学生却以“年终送礼”的交流相接续，进而教员对此以“送学分”之类的交往相接续，这应该是不允许的。

缩减的关键是“含义”

在以上所说的以“交流”作为要素的社会系统中，“复杂性缩减”是如何进行的呢? 其中最关键的东西是“含义”。

何谓“含义”? 所谓“含义”，简单地说，就是“把某个事物 A 看做某个事物 B”。

某个副教授和某个女大学生谈话。 在生活中，我们通常把这个谈话 A 看做某个事物 B。

因此，这个谈话 A 既可以看做“B1: 教育性的谈话”，也可以看做“B2: 求爱的谈话( 当 性伙伴) ”。 在上述的“社会系统”里，交流( 即系统的要素) 和交流的接续( 即要素的关系) 在缩减时，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个“含义”。 即: 这个谈话 A，可能是“B1: 教育性的谈话”，也可能是“B2: 求爱”，也可能是“B3: 纯粹是嘴巴的活动”……但正是将它当做“教育性的谈话”来看待，其他的“诸种可能性”就被“缩减”了。

这样，在一个“社会系统”内部，各种“交往或交流、传播”由于“视为某某”的“附加含义”的行为，各种可能性( 复杂性) 就被缩减了。 就此而言，所谓“社会系统”，是用“含义”这种机制缩减了“复杂性”的系统。 换言之，“社会系统”也可以说成是“含义系统”。

保存性的否定: 含义的功能

如上所说，“含义”这个机制使得不能把谈话 A看做 B2、 B3……，只有看做 B1 才是正确的。 在这里，有一点应该加以注意: 在以上说明中说到，“不是 B2、 B3……，看做 B1 才是正确的”，这是说在这里 B2、B3……的可能性确实是被否定了，但应该注意的是，B2、B3……的可能性被否定了，但不能说它们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副教授的谈话 A 是被女大学生( 或者第三者、 或者副教授本人) 附加上“B1: 教育性的谈话”的含义的，但是社会上常有“意外”之事，虽然附加上“B1: 教育性的谈话”的含义，但后续的“交流或者交往”不能有效地接续的事情也是常有的。 那时，刚刚被否定的“B2、B3……” 以下的“其他含义的可能性”就可以“复活”了。

“啊，那个谈话 A 我还以为是‘教育性谈话’ ，其实是在‘求爱’ 吧?”

也就是说，所谓“含义”，是从“B1、B2、B3……” 的多种可能性中选择一项(如教育性的谈话) ，从而“缩减了复杂性”，但期待( 因而附加含义) 一旦落空，就会使“别的含义的可能性”复活，使再一次“附加含义”的工作成为可能。 如此说来，表面上，“含义”否定了其他的诸种可能性( B2、B3……) ，但实际上可以说是“保存性”的否定。

传言游戏问题

但是这种“便利有效”的含义机制惹出了新问题。 那就是“传言游戏”问题。

传言游戏各位大概做小学生的时候都玩过吧? 把人分成几组，传一段话，从各组的第一个人依次传下去，最后，第一个人的话和末尾人的话最接近的一方获胜。 玩过这个游戏的人谁都知道，人们之间的“传言”是靠不住的，当初的话传下去就完全变样了。

上述的“含义”机制也是同样的。

前面说过，在确定“含义”时，“被别样解释的可能性在被否定的同时也被保存下来”，因此，被附加“含义”的交流( 传播) 在接续下去的过程中，会有与当初完全不同的“含义”的交流( 传播) 存在的可能性。

例如，在鹿儿岛大学这个社会系统里，当初，只能有“学术性的交流( 传播) ” 可以流通( 即接续) ，但是，由于“含义”不能排除“附加别样含义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学术性的交流”不知何时就有可能变成了“附加有求爱意思的交流( 传播) ”。 换言之，当初作为“学问之地”的鹿儿岛大学这个“社会系统”，不知何时就可能变成“性伙伴的圈子”。

这就是所谓的“传言游戏”问题。

确保交流( 传播) 接续的是媒介

因此，需要有一种机制，以对抗交流( 传播) 被附加别样含义的危险，使一个社会系统保持自身的一贯性( 卢曼称此为系统的“再生产”) 。

( 如果严密地讲，或者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讲，一个社会系统没有什么必要保持自身的一贯性。 鹿儿岛大学变成“性伙伴的圈子”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 但是，在现实中的系统事实上是要保持自己的一贯性的，如果是这样，就一定要有一种机制。)

这种为了对抗“交流( 传播) 被曲解、不能确保交流( 传播) 的接续”的危险性的机制，就是卢曼所说的“交流( 传播) 媒介”。

作为媒介的“爱、真理、货币、权力”

卢曼对“媒介”的定义是: 使交流( 传播) 的接续得以确保的东西。 但如果仅仅只是这样说，那和通常所说的“媒介是交流的中介”的定义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 实际上，卢曼的媒介定义可以说只是将通常的定义直白地延长了。 但是，它所归结的含义不可小看。 因为卢曼将“真理、权力、爱、货币”等作为“媒介”的典型提出来，这是这种定义的特点。

直观地讲，“科学”这种社会系统是以“真理”作为媒介来确保交流( 传播) 的接续的; “政治”这种社会系统是以“权力”作为媒介来确保交流( 传播) 的接续的; “家庭”这种社会系统是以“爱”作为媒介来确保交流( 传播) 的接续的; “经济”这种社会系统是以“货币”作为媒介来确保交流( 传播) 的接续的。

在“科学”系统中“真理”作为媒介

简而言之，卢曼所说的“媒介”，是一个社会系统中交流( 传播) 得以流通( 即接续) 的“干线”( 国道或者高速公路) 。 就是说，在一个社会系统内部，有多 种交流或者交往在流通( 接续) ，但在“交流( 传播) 流通”之际，有一条“最希望通达到那里”的通道，那就是卢曼所说的“交流( 传播) 媒介”。

例如，在“科学”的社会系统里，实际上也是有多种交流( 传播) 在流通着，科学工作者向科学工作者求爱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但是，作为“原则”，在科学这个社会系统中，交流( 传播) 应该是通过“真理”这个渠道(即媒介) 流通的。 因此，科学这个社会系统就整体而言，是回避“求爱的交流( 传播) ”的。 ( 不过，实际上，就个别而言，“求爱”的交流也是存在的。)

二元化编码

卢曼指出，这样的媒介有一个特征，叫做“二元化编码”。 下面加以说明:

例如，科学系统以真理为媒介，在那里流通的传播全都是以“真/伪”这样的“二元性”的标准来进行评价的，因此，该领域的交流( 传播、交往) 皆围绕着阐发“真理”而进行，这成为该领域同事们的共识。 科学系统( 而不是性伙伴的圈子) 正是作为围绕真理的交流而形成的群体得以保持自身的。

在卢曼所说的“媒介”上，交流( 传播) 被赋予“更加希望的 /更加不希望的”这样两个相反的值流通着，卢曼将此称之为“在媒介上，交流被‘二元化编码’ 。”

在上述“科学”的社会系统中，“真理”作为媒介，以“真/伪”的标准对交流( 传播) 进行二元化编码; 在“政治”的社会系统中，“权力”作为媒介，以“命令/不命令” ( 或者“服从/不服从”) 的标准对交流( 传播) 进行二元化编码; 在“家庭”的社会系统中，“爱”作为媒介，以“爱 /无爱”的标准对交流( 传播) 进行二元化编码; 在“经济”的社会系统中，“货币”作为媒介，以“卖 /不卖”( 或者“买 /不买”) 的标准对交流( 传播) 进行二元化编码。

这个菜，太难吃了

因此，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其中的交流( 传播) 总是用与该系统相对应的媒介进行“解读”的。 比如，我在家里吃着太太做得饭菜，我觉得那个菜做得太难吃了，如果对妻子直话直说:“这个菜，太难吃了”，将会怎样呢? 妻子会不会也尝一口菜，然后说: “真的，这个菜太难吃了，你说太难吃确实是‘真理’ 呀”? 这无论如何都是不会的。 她什么也不会说，只在心里不满地想: 我的丈夫是不是不爱我了?

在“科学”系统里，“说真话”的交流( 传播) 是人们所期待的，但是在“家庭”系统里，“说真话”的交流会被“误读”，在这里，往往是以“爱”为媒介( 用“爱 /不爱”作二元化编码) 来进行解读的。

卢曼理论的意义

以上简略介绍了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

很多读者对卢曼的理论感到莫名其妙，会觉得: “相当意外，非常有趣; 既像是常识，又过于抽象; 各种观点如洪水般的涌来，令人眼花缭乱。 他到底想说些什么呢?”

传播理论与方法

换句话说，如此“抽象的、难于理解的”卢曼理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对于“卢曼理论的意义是什么”是不可能作很充分的回答的。 所谓“科学的最前沿”就是如此。 谁懂得山? 谁知道海? 更不用说人间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七嘴八舌，众说纷纭。 最前沿的科学工作者对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全然不能保证取得胜利的果实，而只能判断它“一定是会有成就的方向”，并作“所希望的观测”，如此而已。 因此，学术上的尝试的意义，为我们所充分了解的只是: 当尝试快要结束了，才知道它还不是科学的“最前沿”。

不过，读者还是想知道卢曼理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以下所言，并不充分，仅就我所理解的，试做一述。

意料之外的东西，其功能具有等价性

卢曼理论的第一个认识所得，是指出了“意料之外的东西，相互之间，功能具有等价性”。说明一下:

通常，我们认为“爱”、“真理”、“货币”、“权力”等事物“既像又不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卢曼指出: 爱、真理、货币、权力实际上在社会系统中担负着相似的功能: 即保证“交流的接续”。 这种担当相似功能的现象被称为“等价功能性”或者“功能的等价性”。

卢曼理论的第一个认识所得，就是这样让我们看到了“乍一见完全不同的东西，相互之间功能却是等价的”。

从“必然性”的世界观走向“偶然性”的世界观

卢曼理论的第二个认识所得，就是对我们近代以来潜意识里的作为认识前提的“必然性世界观”发出疑问，而教给我们“偶然性世界观”。

如前所述，在卢曼理论中，说到“含义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性”、说到“期待与期待会落空”。 就是说，“其他的可能性”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种“其他的可能性”就叫做“偶然性”。

即“不是不可能，但不是必然的”。

我们现代人通常不这样考虑问题。 对方( B)一秒钟以后会干什么，他已经“必然性”的决定了; 但我( A) 不是神，只是不能预测他下一秒钟会干什么而已。 但我们现代人却常常并没意识到这一点，就以为会预测，并以此为前提而行动。

但是卢曼不这样，他完全是“逆向思维”。 世上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哪一件不是“偶然性的”? 而且，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都只是某一局部的现象，怎么就会认为它具有“完全必然的可能性”呢?

一个大学的副教授，人们期待着他在上课时间里开始讲课，但是，他没有讲课的必然性。只是因为在一个“社会系统”里，有“媒介”的机制，将“其他的可能性缩减了”，于是就觉得讲课是“必然”的。 但是，实际上他有在上课时间里“开始吹口琴的可能性”。

交流( 传播) 概念的一般化

卢曼理论的第三个认识所得，是将交流( 传播) 概念的一般化，与此相伴随的是将媒介概念的一般化。

我们通常把交流( 传播) 看做“信息的传递”，把媒介看做“报纸、电视等等”，这都是对的。但是，卢曼在定义“交流(传播) ”、“媒介”时，将其定义在一般性上展开来，扩张了这些概念。

例如，通常“年终送礼”不被认为是传播，而对卢曼来说，这是一种很出色的传播。报纸越发达，新闻学会越发达; 电视越发达，电视理论会越发达; 电脑越普及，电脑传播理论也会随着新的传播现象的出现而产生新的理论。 但是，仅仅将新的传播现象当作与其他的别的现象相独立的“新事物”来考察是不够的。 与其瞄着“新事物”，倒不如去发现“先前已有的、但还没有被发现的东西”。

这不正是卢曼的传播理论给我们的认识所得吗? 我们把这种“逆向思维”的技巧看做是能够从卢曼学到的最好的东西。

注释:

① 该文选自樱井芳生所作现代媒介文化论讲座，见 http://homepage3.nifty.com/sakuraiyoshio/luhmann.htm． 译文略有删节。 参见: 田中邦夫主編《テキスト によ る 人文科学入門》( 1998) 一书中的櫻井: 《ルー マン—伝言あそびとしての社会》。 应作者 2010 年 11 月 16 日给译者来信中的要求，译者特声明该文的著作权为樱井芳生所有，并仅限于本刊本次刊用。

② 尼克拉斯· 卢曼( Niklas Luhmann，1927． 12． 8—1998． 11． 6) 是德国知名社会学家，在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传播学诸领域都有令人瞩目 的研究成果。 上世纪 70 年代，与哈贝马斯的论争引 人瞩目 。 在社会学领域，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有较大影响，他的媒介观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译者注

③ 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 年生。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任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社会学系。 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 ———译者注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