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许建业，四川邻水人，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1948年4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为了从许建业身上打开破坏地下党组织的缺口，特务对许建业施以了各种酷刑。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许建业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呐喊：“莫说你有四十八套刑法，就是有八十四套，都拿出来吧
《吊许建业同志》一诗的作者新考
许建业，四川邻水人，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1948年4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为了从许建业身上打开破坏地下党组织的缺口，特务对许建业施以了各种酷刑。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许建业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呐喊：“莫说你有四十八套刑法，就是有八十四套，都拿出来吧，怕了的不是共产党员。” 1948年7月22日，许建业与李大荣同时被敌人枪杀于重庆肖家湾。
许建业的英勇事迹，鼓舞了狱中难友们的斗志。许建业牺牲后，难友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写诗或做文表示悼念。因各种原因，目前仅有两首诗作流传后世。一首是1949年7月21日在许建业、李大荣两烈士牺牲周年时，渣滓洞监狱的蔡梦慰烈士写的《祭》。另一首就是《悼许建业同志》：“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关于这首诗的作者，在党史界的公开出版物及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的展出中，都认定是许晓轩烈士所作。然而，笔者最近在已经解密的罗广斌给中共重庆市委《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及狱中斗争情形的报告》中却意外发现该诗的作者是曾关押在渣滓洞监狱里的唐弘仁。
罗广斌在该报告第四部分“脱险人物”一节中，写道：
唐弘仁，1947年“六一”被捕，1949年4月1日释放，是狱中表现最优秀的人物之一，狱中，曾因教俄文被关重禁闭室，热情、勇敢，一般评价甚高。许建业牺牲后，曾作吊诗一首传于渣滓洞。
在该报告中，罗广斌全文录入了该诗，和前面提到的内容完全吻合。
罗广斌的报告完成于1949年12月25日，距离重庆解放后才28天，这时，离经历的事件时间不太久，记忆是比较准确的，所以说，报告的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但笔者也同时产生了一个个疑问，明明是唐弘仁的作品，为什么会署名为许晓轩？唐弘仁难道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提出更改的要求？
带着这些疑团，笔者请求联线保管部对至今仍健在的唐弘仁老先生进行了电话采访调查。
唐弘仁，民盟盟员，1918年出生于湖南醴陵，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新闻工作，曾任民盟机关报《民主报》主笔，1947年6月在国民党制造的“六一”大逮捕中被捕，先关押于重庆民生路石灰市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12月转囚于渣滓洞监狱。1949年3月，经组织营救出狱，解放后一直在党领导下做统一战线工作，曾任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政协贵州省委员会副主席。
在电话采访中得知，唐老先生不仅身体健康，而且思维清晰。当保管部的同志把《吊许建业同志》这首诗的内容全文念给他听后，问他作者是谁时，他承认这首诗是他写的。当问到，需不需要在我们今后的展览宣传及出版物中进行更正时，唐老没有丝毫犹豫，表示了反对意见。为了慎重起见，保管部同志请唐老写了书面材料，他欣然答应，几天以后，他写的材料寄到了红岩联线保管部。材料中，唐老写到：
“……许建业烈士是同年（指1948年）七月二十一日（应为二十二日，笔者注）在重庆市大坪（应为肖家湾，笔者注）与李大荣一起被押解在沿街游行，然后公开枪杀的。我在渣滓洞集中营所写的英文日记记载他牺牲于1948年8月10日，但实际他被公开杀害是七月二十一日，这说明，他的被害消息，经过大约半个月才传入渣滓洞。
听到许建业烈士被害，我曾经极为悲痛，一连两个晚上，不能入眠，在这样的情况下，暗中写下了下面这首悼念诗的。全文如下：
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诗成后，我向同室的难友舒军讲述过。重庆解放了，不知为什么我的这首诗，在重庆一些报刊公开报导了，但作者不是我的名字，而是关在白公馆的许晓轩。
我回忆，1962年3月，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来到贵阳。当时他们来贵阳的目的，一是收集《红岩》出版后的反映，为写《红岩》续篇做准备。我们在交谈中，偶然提到这首诗。我向他们三人表示：吊许建业烈士这首诗，是我写的，作者不是许晓轩。罗广斌说：以后要正式更正一下。我说：不要更正了，更正不好！诗是歌颂烈士的，用谁的名义都可以，都一样。罗广斌等三人接受了我的建议。由于上述这个原因，我后来的文章一直没有再提这件事。
1983年，烈士陵园馆长杨顺仁同志，主编过一本《囚歌》，收集了这首诗。他曾经有过恢复本来面目的想法，我表示不同意。”
这首盛赞革命先烈的诗作，是什么时候首先被公开发表，笔者查阅了1950年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编写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及罗广斌等所著《红岩》小说等，由于史料有限，未能有结果。但看了唐老的材料，我突然觉得，我已没有再去调查考证的必要了。一首诗，记录了一位英雄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而它的署名，更使人们看到了一位革命老人不为名、不为利的高风亮节的人格，难道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吗？
来源：开朗明月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