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巴西的人均GDP很接近，为什么巴西工业比中国差那么多

摘要：1964年，巴西的街头不再平静，坦克的履带碾过路面，宣告了军政府时代的开启。新上台的掌权者们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苏联，决定借鉴其计划经济模式，为巴西量身打造一套名为“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这个策略的核心思路很直接：以前需要从国外买的东西，现在要尽可能自己造。

"进口替代"的光荣与短板

1964年，巴西的街头不再平静，坦克的履带碾过路面，宣告了军政府时代的开启。新上台的掌权者们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苏联，决定借鉴其计划经济模式，为巴西量身打造一套名为“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这个策略的核心思路很直接：以前需要从国外买的东西，现在要尽可能自己造。

在这堵保护墙后面，国家力量开始大展拳脚。政府投入巨资，大力扶持国有企业，尤其是在钢铁、能源、基础化工这些关乎工业命脉的领域。在米纳斯吉拉斯州或是圣保罗州，一座座崭新的国有钢铁厂拔地而起，工人们三班倒，机器轰鸣声昼夜不息，确保生产线24小时运转。

这些火红的铁水经过一道道工序，最终被铸造成钢锭、钢板、钢管，再进一步加工，变成制造拖拉机、卡车、公共汽车以及各种机械设备所需的关键材料。一时间，巴西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到处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国产的工业品开始逐步填补国内市场的空白。

这场工业化运动的顶峰之作，无疑是伊泰普水电站的建设。这从1971年谈判，到1975年初步竣工并开始发挥效益，无数工程师和工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当巨大的水轮发电机组开始旋转，将奔腾的河水转化为强大的电流时，整个巴西都为之振奋。伊泰普像是一条“电力长城”，源源不断地为巴西的工业和城市输送着能量。凭借这座水电站以及其他电力设施的建设，巴西率先在南美洲大陆实现了全民通电，夜晚的灯光点亮了从大城市到偏远乡村的千家万户。

就在这片繁荣景象之下，“进口替代”模式的固有缺陷也在悄然积累着风险。巴西虽然能够组装甚至生产出看起来不错的汽车、拖拉机乃至飞机，但在许多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上，仍然严重依赖外国。

比如，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的核心技术可能来自欧美，精密机床需要从德国或日本进口，甚至一些特殊的合金材料、电子元器件，国内也无法生产，必须外购。这意味着，巴西的工业体系虽然看起来庞大，但基础并不完全牢固，许多环节受制于人。只要国际市场风吹草动，或是外汇储备出现问题，这些依赖进口的环节就可能随时“掉链子”。

这种潜在的脆弱性，终于在1985年暴露无遗。那一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多种因素叠加下，巴西货币雷亚尔遭遇了一场“黑天鹅”事件——其汇率在极短时间内断崖式下跌，幅度竟高达400%！这突如其来的货币崩溃，对于严重依赖进口的巴西企业而言，不啻于一场灾难。昨天还能用1雷亚尔换到的进口零件，今天可能需要付出4雷亚尔甚至更多。

私有化浪潮与空心化阵痛

1990年代末的巴西经历了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令人窒息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随后“雷亚尔计划”带来的短暂稳定后，经济结构深层次的脆弱性依然存在。社会学家出身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于1995年就任总统，并在1999年开始其第二任期时，将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推向了高潮。

一场规模空前的私有化浪潮席卷了巴西。昔日被视为国家工业脊梁和民族骄傲的巨头企业，如淡水河谷公司（CVRD，全球矿业巨头，1997年被私有化）、巴西国家钢铁公司（CSN）、巴西电信（Telebrás，1998年被拆分出售）等，它们的股权被大量拍卖或出售。

来自华尔街、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际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接管了这些曾经由国家牢牢掌控的企业。支持者认为这是巴西融入全球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能够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投资。

以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为例，这家成立于1969年的国有企业，曾是“进口替代”战略下的明星，成功研制出“先驱者”系列涡桨飞机和后来的ERJ系列支线喷气客机，一度是发展中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典范。早在1994年（卡多佐第一任期内），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就已经完成了私有化，但这并未改变其在核心技术上对外依赖的格局。

虽然它依然能够设计和组装出世界一流的支线飞机，甚至有能力参与波音747这种大型客机的部分部件制造，但飞机的“心脏”——高性能涡扇发动机，却始终需要从美国普拉特·惠特尼（Pratt & Whitney）、通用电气（GE）或英国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等少数几家西方巨头那里采购。

随着大量国有企业的出售，巴西的外债负担并未如预期般显著减轻，反而因为资本账户的开放和对短期外资的依赖增加，积累了新的金融风险。当2002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叠加对即将上台的左翼候选人卢拉的担忧，资本开始恐慌性外逃，引发了严重的货币危机。

巴西雷亚尔兑美元汇率如同自由落体般，从年初尚可接受的1美元兑2.3雷亚尔左右，一路狂泻，到10月份危机最深重时，一度跌破1美元兑4雷亚尔的关口（与更早前1:1.2的时期相比，贬值幅度惊人）。

普通的巴西民众或许对宏观经济数据不甚了了，但他们走进超市时的感受却是切肤之痛：货架上充斥着越来越多贴有“美国制造”、“德国制造”或“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从家电到玩具，从服装到食品，而本国制造的产品似乎在萎缩。

卢拉时代：重振工业的尝试与挑战

经历了卡多佐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和2002年的货币危机阵痛，巴西经济正深陷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动力，产业升级步履维艰，贫富差距依然悬殊，并且高度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

重振工业雄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了新政府经济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卢拉政府随即推出了一系列被称为“产业政策2.0”的措施，试图在经历了“去工业化”的冲击后，重新找回国家在工业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BNDES）再次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参股投资等方式，为这些重点领域的企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这一系列政策的推动，恰逢21世纪初全球大宗商品进入超级周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劲需求，极大地推高了铁矿石、大豆、石油等巴西主要出口产品的价格。充裕的外汇收入为卢拉政府的社会计划（如著名的“家庭补助金”计划）和产业扶持政策提供了相对充足的“弹药”。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发达经济体纷纷陷入衰退时，巴西政府采取了逆周期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如“加速增长计划”PAC），刺激国内需求。这一系列操作取得了显著效果，2010年巴西GDP增长率一度飙升至7.5%，在全球经济一片哀鸿中显得尤为亮眼。圣保罗等大城市的街头，一度充满了乐观情绪，甚至有媒体和广告打出了“巴西——下一个中国”的响亮标语。

巴西经济的增长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这一外部条件之上的，其内在的结构性问题——如生产率低下、创新能力不足、过度依赖资源出口——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当2014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风云突变，价格开始断崖式下跌时，此前被暂时掩盖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经济迅速陷入衰退，失业率攀升，通货膨胀再起。

两条路径的分野：链条与珍珠

当巴西在“进口替代”的光环褪去和“私有化浪潮”的阵痛中反复摸索、甚至经历产业环节流失的时候，地球的另一端，中国正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姿态，走出了一条令世界瞩目的工业化路径。1992年，以深圳、珠海、厦门等为代表的经济特区，之前作为试验田积累的经验迅速推广开来，它们像一块块巨大的磁石，用优惠的政策、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庞大的潜在市场，吸引着全球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涌入。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入WTO后的黄金十年里，中国的制造业实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其制造业增加值，这个衡量一个国家工业产出核心实力的指标，从大约1万亿美元的水平，一路狂飙突进，十年间翻了两番，达到了惊人的4万亿美元。要知道，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已经相当于巴西全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左右。

在2024年巴西总统再次访华时，他在福建厦门考察像宁德时代（CATL）这样的中国新能源领军企业时，他所看到的是一个从上游的锂矿资源开发、材料精炼，到中游的电芯制造、电池系统集成，再到下游的梯次利用和废旧电池回收的全生命周期闭环产业链。

这或许就是两条工业化路径最终呈现出不同结果的根本原因：中国通过强有力的战略规划、持续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将数以亿计的市场主体（据统计超过1.5亿个）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来，编织成一张复杂而高效的产业互联网（或称为产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