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的价值内核与创新边界

摘要：在梳理节目形态演变及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考察文化类综艺的价值内核与创新边界，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内容生产机制及文本创作内蕴，为视听艺术的精品化呈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经验启示。

作者：李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吴沛桐（北京电影学院视听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鲁昱晖（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11期

导读：

在梳理节目形态演变及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考察文化类综艺的价值内核与创新边界，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内容生产机制及文本创作内蕴，为视听艺术的精品化呈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经验启示。

新时代以来，在以政策为先导、市场为动力、导向为保障等综合因素的驱动下，“‘文化+’成为创新媒介形态、清朗传播空间的主引擎”[1]，《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简牍探中华》等一批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双创”）为价值归宿的传统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以下简称“文化类综艺”）逐渐走向创作繁荣，引领了视听产业前进的新风尚，取得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在梳理节目形态演变及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考察文化类综艺的价值内核与创新边界，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内容生产机制及文本创作内蕴，为视听艺术的精品化呈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经验启示。

一、文化类综艺的形态嬗变

我国综艺节目诞生之初，本土化创作模式与传播体系尚不完善，难以打破传统文化古典性与综艺节目草根性的天然隔阂，因此少有以传统文化为蓝本的节目出现。狭义上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兴起于21世纪初期，随后根植于综艺节目产业生态的发展演变，经历了知识普及类节目与情景演绎类节目等形态的变迁更迭。

（一）知识普及类节目独当一面

进入21世纪，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文化消费活动逐渐丰富，观众对电视文艺的审美需求变得多样，使综艺节目的表现形态跳脱晚会类的单一模式，同时更注重娱乐性与消费性。具有神秘感与增值性的古玩文物作为大众娱乐与投资的重要载体，被纳入综艺节目创作的题材范畴，催生出了《艺品藏拍》《鉴宝》《天下收藏》《一槌定音》《拍宝》等节目，开启了我国文化类综艺创作的发展历程。“鉴宝系”节目大多设置了多元的参与主体与多重的互动环节，旨在以冲突迭起、悬念迭生的对话交流与叙事流程营造节目的戏剧效果，迎合观众的娱乐需求，客观上发挥着传递文物知识的文化功能。

随着我国明星真人秀节目以席卷之势充斥荧屏，同质化、过度娱乐化、失真化等弊端亦悄然滋生，严重限制了综艺节目业态的良性建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顶层设计下，推出“更好更多蕴含传统美德，符合传播规律，契合人民审美需求，彰显中国精神、健步走向世界的精品杰作”[2]，成为综艺节目的应有使命。在产业升级与文化政策的共同影响下，原创性成为电视综艺创新突围的主要动力，传统文化为此提供了关键抓手，《汉字英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谜语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应运而生。以“大会系”为代表的文化类综艺借用选秀竞技的真人秀模式，在精彩纷呈的竞赛环节创新性地展现了汉字、谜语、成语、诗词等传统文化元素的魅力，使观众在得到休闲放松的同时收获了传统文化知识。

无论是“鉴宝系”还是“大会系”，这一阶段的文化类综艺均以益智游戏与选秀竞技等形态实现了综艺节目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达成了传统文化知识普及的社会功能，初步显示出文化类综艺独特的文化品格，但对传统文化中民族精神的挖掘与呈现仍有待提高。

（二）情景演绎类节目大放异彩

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化塑造了大众青睐个体叙事、强调情感体验的媒介消费理念。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弘扬民族精神、引领价值导向成为“双创”的深化目标。因此，单调浅层的知识普及类综艺已无法满足当下观众需求与文化传承需要，而“文以载道”“文以涵情”的民族精神彰显与家国情怀体现则成为文化类综艺转型纾困的关键所在，《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典籍里的中国》《书画里的中国》《诗画中国》《非遗里的中国》《简牍探中华》等文化类综艺以全新的姿态脱颖而出，借传统文化的精神光环揭示了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

此时的文化类综艺创造性地将蕴藏于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精神转译为形象生动、扣人心弦的现代演艺形式，既有如《典籍里的中国》《简牍探中华》中戏剧化、影视化的历史故事叙述，也有如《书画里的中国》《诗画中国》中艺术化、智能化的诗画场面展示，还有如《最美中轴线》《非遗里的中国》中沉浸式、互动式的真实场景体验，皆是借助准确细致、匠心独运的情节设计、场景构建及视听呈现，打造出了历史文化氛围浓厚的叙事情境，并通过主持人与表演者的倾情演绎与深入交互，带领观众的感官与思绪投入历史时空与现实世界的交汇空间，进而以典型历史人物或著名历史事件所折射的精神伟力为切口，实现民族精神价值的个体话语叙事，使观众在情感共鸣中切实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深刻感悟民族精神的时代价值。

这一阶段的文化类综艺突破了以往重视文化知识严谨传授的固定逻辑，转而以鲜活的情景演绎作为撬动感官享受与情感体验的有力杠杆，使观众在强烈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共振中，产生对传统文化的深切认同，进而主动培育出坚实稳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化类综艺由此成为助力“双创”的重要引擎。

二、文化类综艺的价值内核

文化类综艺在长期的模式探索与经验积累中，凝练出了“寓教于乐”的娱乐精神、形塑诗意美感、传承文化记忆、生成互动仪式的价值内核，并由此展现了文化类综艺显著的竞争优势，以正面的示范效应为视听内容生产带来了积极启示。

（一）“寓教于乐”的娱乐精神

娱乐性是综艺节目作为大众文化产品与生俱来的基本属性。随着网络文化生态的持续建构与深入渗透，加之以游戏美学与“明星效应”为流量密码的真人秀异军突起，观众对综艺节目的娱乐性需求日益增长，而传统文化的古典性一定程度造成了严肃厚重的刻板印象，因此容易导致观众对相关题材创作的忽略或排斥。文化类综艺则将传统文化“以‘熟悉嫁接陌生’的形式展现，形成‘反差式创新’”[3]，呈现出了高雅脱俗的娱乐精神，使观众在古今融通的新奇体验中化解了对传统文化的偏见，获得了赏心悦目的感官愉悦与精神浸润，由此产生了对文化类综艺的浓厚兴趣。

借助现代化、演艺化的新颖形式彰显传统文化是文化类综艺打造娱乐精神的具体方式，《经典咏流传》为此开创了典型范例。《经典咏流传》利用灵动新鲜的流行音乐形式体现了诗词歌赋的节奏韵律，并为其注入了崭新的表现力与生命力，在动听歌曲与华丽舞美的交相辉映中凸显了古典诗词所焕发的古韵今风，在歌手、学者与主持人的交流对话中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古典诗词所承载的历史质感、文化意蕴与民族情怀，使观众的感官沉浸于充满诗情画意的音乐旋律与舞台视效中，情感思绪则被牵引至诗词所构建的理想世界，由此在传统文化透露的视听美感与价值意蕴的熏陶中获得身心愉悦。

显然，文化类综艺以和谐统一的视听处理、真情流露的情景演绎、深入人心的价值揭示等创新形式，显现了传统文化别样的审美意蕴与精神张力，使观众的感官、情绪与神思在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的观赏中得到舒缓满足，由此以充盈的娱乐精神博取了广大观众的由衷喜爱，开拓了传统文化的受众面向。

（二）形塑诗意美感

诗意是以感性的审美视角观照事物情理，营造出的超越世俗、主客合一且难以言喻、氤氲朦胧的美学意境。诗意美贯穿于我国的文艺创作，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显著标识。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日益膨胀、人文价值逐渐消弭的环境使“诗意地栖居”成为大众理想的生存状态，进一步赋予了诗意美特殊的现实意义。文化类综艺抓住传统文化的诗意精髓，形塑了节目整体的诗意美感，使观众在充满诗意的观赏体验中感叹于中华文化的鲜明风格与独特韵味，同时在摆脱功利的诗化意境中，获得了温暖纯粹的心灵净化与思想启迪。

唯美的场景展示、诗化的语言表达、积极的价值感召是文化类综艺形塑诗意美感的多维路径，《诗画中国》为此做出了具体注解。《诗画中国》在入卷阶段借助XR、CG、裸眼3D、全息影像等先进科技，结合乐、舞、剧、曲等多种表现形式，让古诗古画在想象丰富、美轮美奂的场景中“动起来”“活起来”，使抽象无形的诗画意蕴更为直观可感。在赏卷阶段，主持人与嘉宾恰当引用相关的经典诗句阐释诗画内涵，不仅强化了节目表达的诗情画意，同时借诗性语言道出了中国古典诗画中的生命智慧与人生真谛，进而在潜移默化中使观众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得到浸润与洗礼，最终依托引人入胜的诗画空间、深刻独到的理性解读、春风化雨的价值导向，带领观众进入传统诗画中超越自我、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形塑出意韵绵长的诗意美感。

可见，文化类综艺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肥沃的诗意土壤，利用沉浸立体的视听呈现、如诗如画的内容叙事与向善向美的主旨传达，共同烘托出了节目整体的诗画美感，建构出了充满人文关怀的诗化意境，进而为节目晕染出民族底色、提升了美学效果，同时有效化解了当代社会“人的物化”之精神困境。

（三）传承文化记忆

进入信息时代，“互联网和社交媒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个体化趋势”[4]，集体意识淡薄、身份认同焦虑已成为当下十分突出的社会征候。“文化记忆具有强化与文化记忆相关联群体身份认同的功能。”[5]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蕴涵着众多烙印于民族基因中的文化记忆，而文化类综艺作为传统文化鲜活的呈现载体与高效的传播介质，继承并发扬了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使命，由此造就了唤起家国意识、凝聚民族认同的社会价值。

再现记忆场域、再生记忆内涵是文化类综艺传承文化记忆的关键策略，《典籍里的中国》为此展示了关键切片。《典籍里的中国》舞台的道具布景考究地运用了特定时期的竹简、服饰、农具、乐器、建筑等物质载体，配合演员在其中自然贴切的细腻表演，构建出了具有历史表意的戏剧场景，使观众在仿佛身临其境的观赏体验中勾连起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文化记忆；在“古今对话”环节，主持人以当代人的视角与先贤进行交流互动，进而在古今思想的融合交汇中赋予历史记忆以时代价值，不仅加深了观众对历史故事的理解，亦引发其对国家兴盛的自豪，由此在对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的深度认同与自觉靠拢中重塑了坚实的身份归属感。

显然，文化类综艺依托优秀传统文化中庞大的历史记忆资源，借助综艺节目感染力强的制作手段与影响度深的传播效应，为观众真实复现了深嵌于历史长河的重要情景，逼真展现出脱离于日常生活的文物宝藏，同时合理重构了历史记忆的当代意涵，使其在对记忆承载要素的沉浸体验、贴近观摩与深刻感悟中，加深了对于民族文化记忆的印象与理解，进而将观众牵引至中华民族专属的文化场域中，以相同的文化基因为纽带重塑了民族认同。

（四）生成互动仪式

互动仪式是一种具有周期性特征、象征性意义与固定性程式的群体传播实践活动。“在群体聚集空间内，由共同关注焦点凝结的共享情感冲动，是互动仪式生成的核心与基础，可以促使参与群体在和谐的情感关联与互动中产生稳定的团结感。”[6]于综艺节目而言，互动仪式的形塑能够以群体团结的构建有效助力节目传播并培养观众黏性。然而，真人秀节目与短视频产业的突飞猛进深刻影响了视听内容的生产模式，“短平快”的内容形态与娱乐化的审美取向极大地限制了仪式感的生成。文化类综艺则促成了互动仪式的回归，由此培育出了观众长期稳定的收视习惯，并强化了增进民族团结的社会功能。

营造身体共在体验、聚焦传统文化符号、激发民族认同是文化类综艺生成互动仪式的重要手段。《简牍探中华》借主持人的视点穿针引线，使身处各地的观众跟随其沉浸到节目实地探访、实景戏剧的真实情景中，共同产生一种“身体在场”的沉浸体验；同时，节目叙事紧紧沿袭简牍瑰宝古代诞生、近代发现与当代研究的传承脉络，使观众的视线聚焦于简牍文化这一“冷门绝学”，并阐发出简牍内容所体现的价值理念与简牍传承所彰显的民族精神，由此积蓄了观众内心的情感能量，引发了以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为底色的情感共鸣，进而实现了互动仪式的最终落成。

可见，文化类综艺依托凸显在场感的场景设计与强调聚焦性的文化叙事，生成了节目的互动仪式，使广大观众在仪式的展开中构成了想象的共同体，进而在情感、经验、价值的共享中，凝聚起社会集体的力量与信仰，以此为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巩固开辟了优化路径。

三、文化类综艺的创新边界

在繁荣勃兴的发展道路上，文化类综艺既要坚守优良创作传统，也要拓展多元创新边界，为观众提供耳目一新的观赏体验，进一步推动综艺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重视内容题材的多元化丰富

目前，我国文化类综艺创作业已形成持续兴盛的产业语境，理应发掘出更为多元的文化元素，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节目样态，实际上文化类综艺却面临着内容题材略显单调的问题。近年来虽不乏《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诗画中国》与“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等精品力作，依托多样的表现形式对不同的传统文化进行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但整体来看，文化类综艺的内容聚焦依旧局限于汉字、成语、诗词、书画、文物、典籍的较小范畴。拥有五千年历史渊源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还包含了民族服饰、古式建筑、手工艺品、特色民俗、地域美食等与社会变迁及百姓生活具有密切关联的典型符号，但此类内容大多或尚未纳入叙事，或流于简单展示。显然，文化类综艺需要不断尝试新内容和新题材，以多元化创作营造多样化审美，进一步提升创新力与传播力。

纵向探寻新视角、横向拓展宽领域，是文化类综艺拓展传统文化内容题材的不二法门。一方面，在框定题材时，应深耕传统文化的表现张力与内涵深度，结合当下社会的热点现象与受众心理，在更广阔的传统文化元素范围中提炼能被当代观众接受且能为时代发展供能的文化题材，进而以数智交互、情景演绎、线上互动等新颖方式对其进行转化，开拓文化类综艺的纵向题材视角。另一方面，在展开叙事时，应以节目所选定的内容题材为出发点，以传统文化所共有的精神内核为联结点，由单一的主题元素主动延伸至服饰、建筑、民俗、美食等多样的文化符号，在平行类比或发散递进中拓展文化类综艺的横向内容，既加深观众对特定文化符号的理解与认知，也延展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知识储备与涉猎范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文化类综艺需在主题设定、叙事表达等多重维度尽可能延伸内容题材的传统文化涉及面，由此才能真正走向更多元、更新颖的发展道路，同时更全面、更深入地推动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弘扬。

（二）强调主持艺术的数字化增值

“数字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着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格局，也对数字文化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7]虽然数字技术在文化类综艺创作中的应用日趋常态化，但是在文化类综艺主持表现中的应用还比较有限。“新时代以来，文化类综艺从‘一股清流’走向‘全面开花’，客观上也助推了主持艺术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跃迁。”[8]作为节目关键的叙事要素、信息出口及品牌标识，主持艺术可以为文化类综艺的精品化创作与破圈化传播提供力量。也就是说，文化类综艺主持亟待借助以数字技术为支点的新动能，营造沉浸氛围、打造在场体验，进一步提升节目整体的传播效果，助力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

进一步而言，善用数字化、智能化主播打造适应虚拟呈现场景、促进情感认同建构的主持艺术，是推动文化类综艺主持增值的进路方向。《时尚科技秀——虚拟数字人》推出的数智人“班昭”成功地印证了数字虚拟主播对铸造历史文化沉浸观感的优势。可以说，文化类综艺亟待加速数字虚拟主播应用，使主持创作与节目中的智能展示场景融合为新奇科幻的视听整体，同时借助其超越时空限制的表现形态，带领观众穿梭于漫长历史岁月与浩瀚宇宙空间，使观众在节目营造的景观体验中更直接地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需要强调的是，伴随移动互联传播的全面兴起，“‘人间烟火气’成为内容生产的‘流量密码’，其本质是以人文关怀书写民生话语、关切现实生活”[9]，因此，文化类综艺主持在重视数字化改造的同时，也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探索蕴含“烟火气”与“人情味”的传播格调，使观众在浓烈的情感共鸣、价值共振中形成对主持艺术的情感联结。

“坚守专业主义与优化人机协同则是主持艺术未来进阶的逻辑起点。”[10]所以，文化类综艺节目既需要强化主持创作的数字化赋能，使其能与节目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实现多维呈现和谐共融，更需要以人机协同的主持艺术引导观众在沉浸式视听景观中入境、动情，更好地为节目晕染出传统文化温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关怀，助推文化类综艺深入人心。

四、结语

毫无疑问，新时代以来，文化类综艺创作不断地在变化中谋发展、在发展中促繁荣、在繁荣中求创新，不仅沉淀了难能可贵的价值内核及竞争优势，而且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媒介功能与社会价值，创造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双向奔赴。一方面，文化类综艺以大众文化和视听传播的载体与手段，有效地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活起来”和“火起来”；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包罗万象的精神张力与源远流长的艺术魅力提升了综艺的思想内蕴与美学品质，优化了电视媒体的生产力和影响力，也进一步夯实了视听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与深度。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1]。探讨和推动文化类综艺创作生态如何持续向好，是具体落实这一顶层设计的题中之义与必经之路。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新时代主流影视剧的创作与传播创新研究”（批准号:20BC03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赵丹，王秋硕，马泽祥.多屏时代主流媒体视听内容生产的特征与理念：以2022年五四青年节相关创意作品为例[J].电视研究，2023(01):88-91.

[2]黄书亭.中国共产党领导电视文艺事业的光辉历程与成功经验[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08):24-28.

[3]于园媛.传统文化类节目何以频频“出圈”[N].光明日报，2024-01-03(13).

[4]梁君健.静态角色与动态角色:系列片的人物塑造及意义表达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1(03):90-100.

[5]赵然.戏曲真人秀节目对文化记忆的建构与价值引领[J].当代电视，2023(06):68-72.

[6]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0.

[7]白清平.大力提升数字文化服务能力[N].人民日报，2024-01-04.

[8]赵丹，王秋硕.新时代中国播音主持艺术的演进轴线及当前课题[J].当代电视，2023(09):89-95.

[9]张蕾，鲁昱晖.网络直播读书节目开启阅读新方式[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12-15.

[10]王秋硕，鲁昱晖.智媒时代播音主持艺术的创作嬗变与价值考究：以“AI合成主播”为例[J].中国电视，2021(04):8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