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村的胡叔家曾经是远近闻名的”养猪大户”。十几年前，他凭着一股子闯劲，在村子西边的山坡下建起了两排猪舍，一开始养了二三十头猪，后来慢慢扩大到上百头。那时候，胡叔走路都带风，见人就笑，肚子上的赘肉也像是钱包鼓起来一样，让人羡慕。

我们村的胡叔家曾经是远近闻名的”养猪大户”。十几年前，他凭着一股子闯劲，在村子西边的山坡下建起了两排猪舍，一开始养了二三十头猪，后来慢慢扩大到上百头。那时候，胡叔走路都带风，见人就笑，肚子上的赘肉也像是钱包鼓起来一样，让人羡慕。

我和胡叔家二儿子胡小军是同学，他比我大两岁，初中没毕业就去了广东打工。家里有个养猪场，他却不愿意沾一点猪粪味，说是宁可在外面吃苦，也不回来过”臭气熏天”的日子。这话传到胡叔耳朵里，他只是抽了口烟，说：“读书人嘛，有骨气。”

胡小军走后第三年，我在县城一家商场门口见到胡叔，他正拎着几个粉红色的购物袋往电动三轮车上放。看见我，忙招手让我过去帮忙。

“买啥好东西了，胡叔？”我接过袋子，感觉挺沉。

“给他妈买件羽绒服，还有小军说要的那个什么…”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眯着眼睛看，“蓝…牙…耳机，二百八一个，真他娘的贵。”

我没说话，帮他把东西固定好。胡叔从兜里摸出一根烟，是”利群”，以前他抽的都是散装烟。

“今年行情好，猪价涨了。”他咬着烟笑了笑，“准备再建两排猪舍，银行贷款都批下来了。”

回家路上，我在村口的小卖部看到胡婶在买醋。她穿着件红色的羽绒服，崭新的，袖口还带着折痕。看见我，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你胡叔疯了，非要我穿这贵东西，我平时喂猪穿这个，不弄脏了可惜？”

那年冬天，胡叔家的猪场确实扩建了。请了工人,买了设备,还弄了个”自动化喂食系统”,村里人都说胡叔”玩大了”。老支书摇着头说：“胡建军这是赌啊,赌明年猪价能更高。”

没想到的是，第二年春天，非洲猪瘟疫情爆发。胡叔家的猪，死了大半。

接下来的日子，胡叔整个人都蔫了。他家门口停了好几辆车，有银行的，有饲料公司的，都是来催债的。村里人都不敢往他家门口凑，怕沾上晦气。

胡婶倒是坚强，每天还是早出晚归，在剩下的猪舍里忙活。有一次我送东西路过他家，看见胡婶在院子里洗猪食槽，胡叔蹲在墙角抽烟，旁边放着个收音机，播着也不知道什么节目，沙沙作响。那个红色羽绒服晾在院子里的绳子上，袖口已经磨损了，但看得出来经常洗。

“小军知道家里情况吗？”我问胡叔。

胡叔摇摇头：“不敢跟他说，他妈给他打电话时还说猪场扩建成功了，生意红火着呢。”

那年底，胡叔家剩下的猪也卖完了，猪舍空了。村里传言胡叔欠了上百万。那个冬天特别冷，胡叔的电动三轮车换成了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

胡小军是去年国庆节回来的，一个大行李箱，一身城里人的打扮。他回来那天,我在村口小卖部买东西,正好看见胡婶骑着三轮车去接他。那辆三轮车是村里人几年前就淘汰的款式,后座绑了个泡沫板,上面铺着块洗得发白的红布。

“你胡叔不方便，我来接你。”胡婶远远地冲着下车的胡小军喊。

胡小军愣了一下，提着行李箱走过去。我注意到他的行李箱有个轮子是坏的，拖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音。

“家里猪场怎么样？”胡小军问。

胡婶把三轮车停好：“你爸在家等你呢,中午杀了只鸡。”

那顿饭我没看见，但村里人都传遍了。据说胡小军一进门，看见家里冰箱上贴着一堆催债单子，当场就懵了。胡叔坐在桌前，眼睛红红的，碗里的鸡肉一口没动。胡婶在一旁劝儿子吃饭，说等吃完了再细说。

饭桌上，胡小军问起猪场的事，胡叔终于说了实话。

“倒闭了，欠债百万。”胡叔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谁，“银行五十万，饲料公司三十万，设备款二十来万，还有亲戚朋友借的…”

胡小军放下筷子，问：“猪呢？”

“死了，剩下的也贱卖了。”胡叔说，“那段时间，整个猪场就跟闹鬼一样，一天一个噩梦。”

胡婶在一旁插嘴：“好在房子保住了，你爸说啥也不肯卖老房子。”

胡小军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账本在哪？”

胡叔和胡婶对视一眼，胡叔起身去里屋，搬出一个铁皮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票据和几本发黄的账簿。

“这些年的账,都在这里。”胡叔说。

后来村里人都知道，胡小军没回广东，留在家里帮着父母整理债务。他每天骑着胡叔那辆破自行车,跑银行、找债主,回来后就对着那堆账本和票据发呆。

一天晚上，我路过胡叔家，看见屋里灯还亮着。胡小军坐在院子里抽烟，手边放着个保温杯，是那种地摊上卖的塑料杯,杯盖上印着”福”字,但已经掉漆了。

“忙着呢？”我走过去问他。

“嗯，看账本。”他把烟按灭，“我爸这些年记得很清楚,每一分钱都有记录。”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知道吗？”胡小军突然说，“我爸这十年，给我转了二十七万八千块钱。”

我愣住了。

“买手机、租房子、谈恋爱…我要什么他就给什么。”胡小军的声音有点抖，“每次我说缺钱，最多三天，钱就到账了。”

“他跟我说猪场挺好的，我就真以为他赚大钱了。”胡小军接着说，“其实从四年前开始，他就已经在借钱周转了。”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只能看着他。

“最离谱的是，”胡小军苦笑一下，“去年我过生日，跟他说想换部新手机，他二话没说给我转了六千块。账本上记着，那天他去高利贷那里借了一万，还写着’小军生日’。”

夜色很深，远处传来几声狗叫。胡小军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得回去了，我妈等我吃饭呢。”

“这么晚了还吃饭？”我问。

“我妈偷偷做了红烧肉,说是我最爱吃的。”胡小军说，“她不知道我下午翻账本,看见家里揭不开锅的那几个月,我爸记着’给小军转生活费3000’的同一天,下面还有一条’借高利贷5000’。”

那天晚上之后，胡小军开始在村里四处找活干。他帮村口的李大爷修围墙，给张婶家的拖拉机换零件，还去县城找了份兼职。每天早出晚归，晚上回来就是算账、打电话和写材料。

村里人渐渐发现，那些来胡叔家催债的人少了。

有一天，我在集市上遇到胡婶，她提着半袋大米和一些青菜，见到我笑得很灿烂。

“小军有出息啊，这孩子。”她说，“把债主都约出来谈,有的同意缓期,有的减了利息。这孩子嘴巴比他爸甜多了。”

我笑了笑：“胡叔呢？”

“他呀，”胡婶叹了口气，“一开始不好意思见人,整天窝在家里。后来小军劝他,现在跟着村里打零工,一天八十块。”

胡婶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小军不让我告诉他爸,他把自己在广东的积蓄都拿出来了,还跟老板预支了半年工资。”

我惊讶地看着她：“那得不少钱吧？”

“十多万呢。”胡婶眼圈有点红,“他跟我说,爸爸这些年给他的,他都记着呢。”

胡小军在家待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胡叔家的院子经常亮着灯到深夜。有时候是胡小军一个人在算账，有时候一家三口围在桌前说话，声音很低，但能感觉到那种紧绷的气氛在慢慢缓解。

那个月的最后一天，我去胡叔家送东西，看见胡小军正在收拾行李。他的行李箱比来时少了，只剩下一个背包。

“要走了？”我问。

“嗯，明天一早的车。”他说，“家里的事情理顺了一些，剩下的慢慢来吧。”

胡叔坐在门槛上抽烟，屋里传来胡婶收拾东西的声音。

“你爸这些年不容易。”我小声对胡小军说。

胡小军点点头：“我知道。以前不懂事，现在…”

他没说完，胡婶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个塑料袋：“给你带点咸菜，你爱吃的。”

胡小军接过来，笑了：“妈，我那小冰箱装不下这么多。”

“那就少带点。”胡婶又从袋子里拿出几块，塞回罐子里。

我告辞时，看见胡叔站起来，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去吧，好好干。家里的事，爸妈能行。”

胡小军点点头，眼圈红了一下，又很快恢复正常：“我知道，爸。”

胡小军走后，村里的传言渐渐平息了。胡叔家的生活也慢慢步入正轨。胡叔在县城一家饲料厂找了份工作，胡婶在村里的小学食堂帮忙。旧的猪舍拆了，地皮卖给了开发商，还了一部分债。

去年春节，胡小军又回来了，带着个姑娘，据说是在广东认识的。两人一起住了半个月，帮着收拾了一下老房子。胡叔脸上的笑容明显多了，走路也有力气了。

有天早上，我路过胡叔家，看见他正在院子里擦拾那辆破旧的自行车。

“修车呢，胡叔？”我打招呼。

胡叔笑了：“小军说要骑着去镇上，带他女朋友转转。”

我看了看那辆至少有十五年车龄的自行车：“这车还能骑？”

“能骑，能骑。”胡叔认真地说，“我天天保养着呢。”

他站起来，从兜里掏出烟，是”云烟”，比”利群”贵一些。

“小军这孩子，有心了。”胡叔点上烟，深吸一口，“他跟我说，等过两年攒够了钱，要回来开个小饲料店，不跟大厂竞争，就做精准配方，专门给咱们村和周边的养殖户服务。”

我笑了：“那挺好的。”

“是啊。”胡叔看着远处，眼睛有点湿润，“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桌前，翻那些账本。小军指着那些给他转钱的记录，一条一条问我为什么要借高利贷也要给他寄钱…”

胡叔停了一下，声音有点哽咽：“我和他妈都没说话，就是看着他。然后你猜怎么着？那小子突然哭了，趴在桌子上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胡叔抹了一下眼睛：“他说…‘爸，对不起，我不是东西’。”

远处传来胡婶的喊声，说饭做好了。胡叔把烟按灭，冲我摆摆手：“去吃饭了，你有空来坐坐。”

看着胡叔走进屋子的背影，我想起他们家那本让全家人落泪的账本。那不只是一本记录债务的账簿，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家书，记录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和一个儿子成长的痕迹。

如今，胡叔家的债还没还完，但日子开始有了奔头。村口的老槐树下，经常能看到胡叔和几个老伙计乘凉、下棋。他不再谈论猪价和贷款，而是儿子的饲料配方和未来的小店。

有人说，胡叔家的猪场故事是个失败的故事。但我知道，在那堆发黄的账本里，藏着比成功更珍贵的东西。

来源：张富强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