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军“政治投机徒”南次郎

摘要：南次郎，日本陆军大将，历任陆军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关东军司令、朝鲜总督等职。他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制造华北“自治”等等。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南次郎

南次郎，日本陆军大将，历任陆军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关东军司令、朝鲜总督等职。他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制造华北“自治”等等。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日本大分县

南次郎，1874年8月10日出生于日本大分县一个没落的旧武士家庭。1885年，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无力抚养，父亲只好将11岁的南次郎送到在东京任陆军少尉的弟弟家抚养。南次郎聪明好学，性格刚直勇敢，看到叔叔穿上军装精神抖擞的样子，十分羡慕，他也憧憬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军人。叔叔满足了他的愿望，将他送到陆军预备学校，从此，南次郎走上了成为一个军国主义法西斯军官的道路。南次郎从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并于1895年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不久，南次郎被陆军大学录取，进入陆军大学继续学习。

1903年南次郎从陆军大学毕业，之后曾先后任骑兵第1联队中队长、参谋本部参谋、陆军大学教官、骑兵第1联队联队长、陆军省军务局骑兵课课长、陆军士官学校校长等职。

1919年8月，南次郎晋升为陆军少将，随后出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一职。《辛丑条约》规定，列强在京津地区为了确保北京至出海通道无断绝之虞，拥有驻扎军队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列强控制清廷的一个途径。清廷倒台后，列强的驻兵权并未收回。日本天津中国驻屯军，是日本当时在中国的重要军事武装，虽然实力不足一个旅团，但它的司令官举足轻重，可以代表日本军方，驻屯军司令部就是日本驻屯军的指挥中心。南次郎曾在日记中写道：“担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督的时代，是我一生中最得意、最辉煌的时期。”

日本天津驻屯军

掌握驻屯军大权的南次郎始终是中国军阀勾结的对象。张作霖发达后，不安于只在关外，做东北的土霸王，一心想染指关内，控制北京，于是他联合直系军阀曹锟起兵准备赶走北京的段祺瑞。为此，张作霖派他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拜访南次郎，请南次郎允许奉军经过日本天津中国驻屯军的防地进入关内。南次郎随即应允，奉军“感激涕零”地伙同直系军阀一起占领了北京。曹锟当上大总统，张作霖也实现了进驻中原的计划。张作霖“知恩图报”，甘心听从日本人的指挥。段祺瑞倒台后，也请求日本人保护，南次郎的日本兵营又收留了段政府的阁员和军人政客，豢养他们的目的，在于让他们今后也听命于日本人。

民国天津日报

南次郎还十分重视宣传战，积极推动筹办舆论操纵机关。1919年底，南次郎与日本驻北京公使小幡西吉、驻天津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就如何操纵天津报纸、控制舆论宣传达成协议。操纵天津报纸的主旨是：使有影响的中国报纸及日本人经营的英文报纸不登载对日本不利的报道，同时积极明确日本的立场，并且进行必要的宣传。经过酝酿筹备，1920年2月，一个在华专门进行宣传战的军方特殊机构在天津日本租界花园街成立。该机构的方针是：“操纵中国报纸，谋求扑灭排日报道，同时登载对日本有利的新闻，促进亲日倾向，以期我国对华政策的圆满进行。”开始时，编辑和翻译共7人，最多时10余人，且多为日本人，“以军方关系者构成中坚”，其中会计、出纳、誊写员等均为军方雇员。该机构向社会发送了巨量的新闻稿件，并且被一些报纸大量刊登，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容小觑，在某种程度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日军骑兵部队

1921年起，南次郎先后任第3骑兵旅团旅团长、骑兵学校校长，后升任第16师团师团长。1927年，南次郎被擢升为陆军参谋次长。

田中义一

1927年6月至7月，田中义一作为主张对华政策“强硬”的首相，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该会议确定了后来对华路线的走向，酝酿形成了所谓《对华政策纲领》，后来又形成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方针》，其核心就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南次郎以陆军参谋次长身份参与了会议纲领的讨论与制定，以纲领重要执行者身份，成为日本侵略急先锋。南次郎还对参谋本部制定的把中国东北变成日本殖民地的侵略方案（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批示：“《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很好，我完全同意，可以大干一场！“1930年8月，南次郎竟公然叫器要发动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

日本内阁会议

1931年4月，已经晋升为陆军大将的南次郎，由陆军三长官会议举荐出任内阁陆军大臣。当了陆军大臣的南次郎，在内阁中不遗余力地宣传贯彻侵略中国的政策，以陆军部名义想尽一切办法支持关东军武力侵占东北三省的计划。

中村震太郎

1931年6月，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等人在中国东北兴安岭一带收集情报，进行间谍活动，被当地东北军抓获，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震太郎等人处死。日本关东军以此事为借口，乘机挑起事端，宣称东北军屯垦3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震太郎，诬蔑中国军队杀死日本“农学博士”。

中村大尉遇难声明

南次郎获知此事后，以关东军的报告为据，于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声明避而不谈中村震太郎等人的特务活动，声称中村震太郎之死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拼命煽动说“中村事件”是“全日本的事件”,“非彻底地干净地解决不可”，挑动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仇恨情绪，扩大事态，为日本政府最终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制造舆论和行动借口，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中国国民政府为避免与日军的冲突，采取妥协退让的办法，接受了日方的要求，南次郎的险恶用心最终落空。

裕仁天皇

关东军中的强硬法西斯分子看“中村事件”没有达到让日本大本营马上出兵侵占东北的目的，便开始急不可耐地策划九一八事变。日本国内得知关东军的意图后，认为目前“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明确提出应该再“隐忍自重一年”。元老派西园寺公望劝南次郎处事要谨慎，天皇甚至谕令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奉天皇的敕令，南次郎完全有权，而且也能阻止关东军的行动，但是，南次郎并未执行天皇的敕令，他推脱关东军属参谋本部调遣，由参谋本部派人去说服，并借机把天皇的旨意泄露给参谋本部。

建川美次

参谋本部只好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到中国东北，传达天皇和东京旨意，“安抚”躁动的关东军。但建川美次和参谋本部许多人都赞成关东军策划的侵略计划，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告知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建川美次将赴东北制止事变，让他们在建川美次到来之前赶紧行动，造成既成事实。有南次郎的“支持”和参谋本部的“配合”，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将原定于9月28日的事变，提前到9月18日进行。

九一八事变后，南次郎欣喜若狂，9月19日，他在手记中写道：“呜呼，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到来了。”南次郎不仅在内阁会议上声援关东军，声称关东军的行动是“行使正当自卫权”，而且，暗中鼓动关东军进一步扩大战争事态，以便迅速侵占全东北。

9月20日，南次郎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召开陆军三长官会议，会议决定不执行内阁关于“不扩大事态”的决议，支持关东军和朝鲜军不断扩大军事行动。为此，南次郎未经天皇和内阁批准，擅自命令增派混成第8旅以及重轰炸飞行中队支援关东军，迫使内阁于9月25日通过了拨款给关东军的议案，天皇也无奈地签署了批准朝鲜军越境进人中国东北的命令，命令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派遣部分兵力渡过鸭绿江，赶赴沈阳，支援关东军。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东北军全部撤出。

白川义则大将

为了安抚擅自行动的关东军，南次郎又把军事参议官白川义则大将派到东北，暗中传达军部支持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及最终会承认关东军擅自而为的信息。9月28日，日本陆军三长官再次派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桥本虎之助等人到沈阳，传达军部坚决支持关东军不断扩大侵略行动的指示，坚定了关东军扩大侵略的决心。10月17日，南次郎给关东军司令发了封模棱两可的电报：（一）关东军独立于帝国军队而统治满蒙的新企图，应予节制。（二）一般情况下按陆军的意图推进，大可放心。两条意见完全相左，明眼人一眼就会看出，电报明显支持关东军的做法。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南次郎改任军事参议官。1931年底，南次郎前往中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会面，商讨事变后各项事务进展，并与中国官员熙洽等秘密会谈，确立了迎接溥仪至东北的“复国”方案。

1932年1月28日，南次郎向天皇做了《满洲的近况》的报告。南次郎明确提出：日本应该在“满洲”建立“新国家”，以便日本今后能向北发展，从而使日本海变成“日本湖”；日本和这个“新国家”共同经营该地区的经济，可以使日本获得永久的自给自足；如果向这个“新国家”移民，可以解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南次郎极力劝说天皇同意建立伪满洲国，从而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日本控制的殖民地。

伪满洲国成立仪式

1932年2月25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南次郎的最终目的变成了现实。1934年10月，日本出台了《驻满机构改革方案》，规定：驻满机构实行二位一体制，全权大使兼任关东军司令；全权大使作为外交官，接受外务省的命令监督；赋予全权大使行政监督权；全权大使的行政监督权直属内阁总理大臣；全权大使下设参事官，掌管外交事务。这个方案赋予了全权大使极大的权力，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太上皇”，而溥仪则是受他操控的“儿皇帝”。同年12月，南次郎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从南次郎开始，关东军司令对东北具有行政指挥权，成为伪满洲国的实际统治者。

溥仪戎装照

南次郎上任后，规定每月3日与溥仪会见，对溥仪“面授机宜”，溥仪诚惶诚恐地唯命是从。南次郎还在关东军司令部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宫廷课，负责与溥仪进行联络。在南次郎的安排下，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于1935年4月访问了日本。伪满洲国的一举一动，包括人事任免都要经南次郎同意。1935年5月21日，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宣布辞职，当时熙洽和臧式毅二人都有心当总理大臣。熙治曾是吉林军参谋长，在关东军占领吉林后，最早投靠了日本军队。臧式毅曾任“奉天省省长”。二人都是日本人的忠实走狗，与关东军渊源颇深。没有日本人的意见，溥仪不敢做主，只好将谁当总理大臣交由驻满特命全权大使南次部决定。南次郎等日本人认为熙洽和臧式毅二人虽然对日本都很忠诚，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势力，让其中任何一人当总理，都会使这一派势力坐大，不好控制。因此，南次郎全然不理会这两个汉奸的“思诚”之心，干脆两个全得罪，一个也不用，而是另选张景惠做国务总理大臣，并将自己确定好的新内阁组成人员名单通知溥仪，由溥仪签字颁布。

日军围剿抗联照

南次郎在伪满洲国，一方面耀武扬威、颐指气使地喝令“儿皇帝”，掠夺东北的资源，另一方面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围剿”抗日武装，对重点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血腥大讨伐，加强对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1937年，关东军的治安情报称：南次郎到职前的1934年11月，东北有抗日武装人员32000人，到1936年2月南次郎去职前，东北抗日武装人员减少至15000人。

日军杀害抗联战士

南次郎任职期间，整个东北的决定权由关东军把持，但也适当地抑制了关东军对行政的干预，将实际殖民统治的行政管理权交由具有经验的日本官吏承担。南次郎提出了“关于推行对满政策的意见”，在意见书中明确表示：“当关东军实施指导时，要避免陷入军人专断的弊病，力图利用文官及其他特有技能者”，以求得日本阁僚的支持和协助。1934年12月，日本成立了“对满事务局”。这个机构直接隶属日本首相管理，并由陆军大臣和大藏省官吏担任正副总裁，明确了日本军方与大藏省合作共管伪满洲国的行政事务。

对满事务局

中国东北相对稳定之后，南次郎又开始阴谋筹划内蒙古与华北的“自治”，进-步向内蒙古和华北地区实施侵略。以武力相威胁，支持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定》。随后又成立“蒙古军政府”，实行“华北自治”，实际上日军控制了华北和内蒙古的广大地区。

蒙古军政府

二二六事件发生后，政治投机派南次郎把握不准政治方向，态度摇摆不定。而时任关东宪兵司令官的东条英机则立刻通令关东军实施紧急状态，迅速控制并稳定了伪满洲国的局势，确保伪满洲国没有发生同类事件。之后日本陆军开始进行人事整肃，撤换一大批高中级军官，作为旧军阀代表的南次郎也被编入了预备役。后来南次郎被起用担任朝鲜总督，对朝鲜人民的反日运动进行残酷镇压，还亲自下令虐杀了几百名被日军俘虏的英美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