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在召见马纳克时，仍念念不忘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法这件大事。他强调：“法国人和中国人应当就世界问题交换意见。” “过去曾邀请周恩来访法，由于形势变化未能成行。当然，如果有一天中国方面愿意重新实施类似计划，我们将乐于接待中国政府高级人士访法。有机会时，您可以向中方说

1969年1月，戴高乐任命马纳克为新任驻华大使，意在修复两国关系，重新打通堵塞了的对话渠道。

他在召见马纳克时，仍念念不忘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法这件大事。他强调：“法国人和中国人应当就世界问题交换意见。” “过去曾邀请周恩来访法，由于形势变化未能成行。当然，如果有一天中国方面愿意重新实施类似计划，我们将乐于接待中国政府高级人士访法。有机会时，您可以向中方说明这一点……只要中国领导人愿意，你都可以以我的名义邀请，来访者将受到我很好的接待。”

同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在公民投票中处于少数而自动引退，以总统身份正式访华成了他的未遂宏愿。

离职后，戴高乐曾多次在人前提到访华的打算，马纳克曾积极筹划他的访华事宜。1970年3月2日，他在给戴高乐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建议：“将军，有一件大事可做，对于法国、对于历史都是一件大事……这就是远行到中国来。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他还特意强调：“过去，我由于您同胡志明主席的会见未能实现而感到遗憾……死亡竟破坏了伟大的事情。现在毛主席还健在，访华正其时也。”

戴高乐在1970年4月10日的复信中没有明确表态，只含蓄地表示：“至于您向我提出的建议，尽管我目前还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请您至少了解，我已把这事记在心间了。”这种典型的戴高乐式的语言，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的信息。

9月9日，戴高乐的表侄女戴高碧动身去中国前，来到戴高乐的科隆贝乡间寓所。戴高乐表示很想去中国，询问了不少有关访问的细节。最后他表示：“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和毛主席的邀请……当然，我必须能同毛主席交谈。这将是法国和中国以戴高乐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交谈。”

戴高碧离开科隆贝时深信，戴高乐确实很想访问中国，虽然具体安排尚待确定。

后来戴高乐曾向至亲好友私下吐露，他具体设想1971年6月成行，在中国度过“6·18”这个历史性日子。1940年的这一天，戴高乐在伦敦广播电台发出抗德号召，一跃登上了历史舞台。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广播。

戴高乐的女婿德布瓦西厄将军在接受中国学者周剑卿采访时透露，戴高乐生前曾对他说过：“你先不要对任何人说，明年（1971年）6月18日我要到中国去。”

1972年7月10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法国外交部部长舒曼。

1972年7月，法国外长、前“自由法国”发言人莫里斯·舒曼访华时，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十分肯定地说：“戴高乐想来中国访问的决心很大。他本来打算1971年6月来。”可惜，没有等到这一天，戴高乐于1970年11月9日因动脉瘤破裂猝然去世。“死亡竟破坏了伟大的事情。”马纳克不幸言中了。

1970年11月，戴高乐逝世后举行出殡仪式。

需要澄清一点。法国记者、作家让·莫里亚克在《戴高乐将军之死》一书中很具体地谈到，中国政府准备向戴高乐发出访华邀请，为了事先确知他会接受邀请，曾于1970年10月极秘密地派遣一直同中国领导人保持联系的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作为使者前往巴黎，通过法国友人向戴高乐传递这一信息，以便发出正式邀请。莫里亚克还引用韩素音的所谓传话：“中国期待戴高乐将军来访。这是正式邀请，是周恩来要我来完成这项任务的。”这种说法在国内外流传颇广，事实上这纯属误传。

事实是戴高乐为人高傲、自尊心极强，他虽有访华之意，但本人从未直接或间接向中方表示过。中方对戴高乐访华一事也持慎重态度，没有采取主动步骤，中国领导人从未有所表示，更谈不上邀请。

有一回，马纳克大使利用外事活动的机会向周总理表示，他在北京曾收到戴高乐将军的信，有意把话题转向戴高乐，探一探周总理的口风。总理沉思片刻，很有分寸地说：“我们十分敬仰戴高乐将军，你能替我把这话转告他吗？”马纳克确实把这话传给了戴高乐，仅此而已。

关于派遣秘密使者之说，更是无稽之谈。中国驻法大使早在1969年5月就返回任所。他与戴高乐多有交往，与戴高乐周围的人士过从甚密，正常的接触渠道是畅通的，何须局外人代劳？

实际上，韩素音也不是什么秘密使者，且听韩素音本人是怎么说的。1972年9月，她在法国戴高乐研究所出版的《希望》杂志撰文称：“我不是一个中间人……我不负有任何官方使命。不过我深信，接待戴高乐的这种想法和意向代表了很多人的意见，这是一种群众性的、对戴高乐崇敬的表现。”

1970年，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到访中国。

德姆维尔1970年10月的中国之行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有力地印证笔者的论断。他曾在戴高乐手下当过十年外交部长，又是戴高乐任内最后一位总理，称得上是戴高乐的亲信和得力助手，自然是为戴高乐传话的合适人选。外界曾纷纷揣测，此行可能为下一步戴高乐访华做准备。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他行前曾致函戴高乐，告以访华计划。戴高乐在9月22日的回信中表示：“我亲爱的朋友，您的中国之行对您来说将有很大的益处，对法国来说将有重大意义。当您从那里回来时，我极愿同您见面……”只字未提自己的访华想法，更谈不上任何委托。

10月30日，德姆维尔返回巴黎。他同友人谈及中国之行时，强调中方什么也没有委托他，同他谈过话的中国人士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到戴高乐将军访问中国的事。

据我所知，德姆维尔此话属实。访华期间，中方给予他高规格礼遇。毛主席会见，周总理同他两次长谈，但双方只字未提戴高乐访华事。

周总理会见德姆维尔时，一开始就提到戴高乐，试探对方反应。德姆维尔没有接茬儿，只简单表示他行前没有见到戴高乐将军。戴高碧作为法国驻华使馆参赞会见时在座，也一言未发。机敏的周总理话锋一转，言及其他。

1972年7月16日，周总理会见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时，对方谈到戴高乐曾打算访华事。周总理不无遗憾地表示：“那次德姆维尔来的时候很不幸……我们没有谈到戴高乐访问中国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德姆维尔回国后并不急于前往科隆贝向将军报告中国之行的成果和观感。10天后，戴高乐撒手西归，德姆维尔竟未及同他见面。

中法建交20周年之际，一位法国的“中国通”问过德姆维尔：“戴高乐将军为什么没有访问中国？”回答是：“当时条件下，国家元首出访外国不像今天这样司空见惯。”这位资深外交家语焉不详，倒也约略点出了症结所在。

说白了，问题的核心是：戴高乐和中国方面都期待对方迈出第一步，但最终谁也没有迈出这一步，从而铸成历史憾事。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