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雅尔塔会议秘密协定规定，苏联于欧洲战场结束两三个月之后，对日宣战，作为参战条件，苏联提出了“苏联应恢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的要求，其中数项要求涉及中国利益，如“大连为国际商港，苏联拥有优先权；恢复旅顺为苏联租借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

重庆谈判前国共两党决策经过浅析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在延安机场。

左起：张治中、毛泽东、赫尔利、周恩来、王若飞。

1945年9月，毛泽东（右）与蒋介石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前合影。

根据雅尔塔会议秘密协定规定，苏联于欧洲战场结束两三个月之后，对日宣战，作为参战条件，苏联提出了“苏联应恢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的要求，其中数项要求涉及中国利益，如“大连为国际商港，苏联拥有优先权；恢复旅顺为苏联租借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苏联拥有优先权等等。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率蒋经国、钱昌照、沈鸿烈等组成的代表团赴苏，随行有精通俄语的胡世泽、卜道明、刘泽荣等翻译。

经过数轮接触，赶在日本宣布投降前一天8月14日签定了中苏一揽子协议，包括五大协议，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其中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附第一个照会规定：“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此一条款，明确了苏联在对待国共两党关系上，公开支持蒋介石政府。作为交换条件，条约规定外蒙于战后公民投票之后，中国承认其独立。苏联还通过中苏协定得到了开发长春铁路、大连港的权利，并且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

在中苏条约签订的当天，蒋介石即向毛泽东发出第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关于是谁为蒋介石出的这个主意有几种说法，普遍的说法是吴鼎昌，近年根据唐纵日记显示，早在8月11日，得知日本即将正式投降的消息后，时任侍从室主管情报的第六组组长唐纵即提议：“中央表示统一团结战后建设之殷望，并重申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之诺言，同时表示希望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如毛泽东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这样一来，将国内和平的责任全部推给了中共。

中苏条约的签定，国民政府得到苏联支持的承诺，使蒋介石有了底气，而在受降权上得到盟军支持，更是让蒋介石觉得胜券在握。

自抗战后期，在如何处理中共问题上，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以陈立夫、邹鲁、陈诚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以军事解决中共问题；以张群、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等为代表的谈和派，主张以和的方式拉拢中共。作为蒋介石内心，更倾向于军事解决中共问题，而出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考虑，又不得不与中共保持着一种和的姿态。在蒋介石个人日记中，对共产党的态度极其复杂，时而称“共党”，时而称“共匪”。由于日本的突然投降，使得国共双方都没有取得预期的优势地位，短时间内以武力解决中共问题显得不可能。

日本突然投降，受降权的问题，成为蒋介石要解决的最紧要问题，在华日军，占领着许多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线，并且拥有大量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谁争得受降权，不仅取得大量物资、大部分重要地盘，而且在政治上取得主动。11日，蒋介石给朱德、彭德怀发去电报，要求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毛泽东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致蒋介石电，驳斥这一荒唐命令：“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蒋介石的命令完全没有影响中共对受降权迅速做出反应。8月9日，苏军宣布参战。中共对此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在对苏联参战有利中共的乐观估计下，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表示：“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据师哲回忆：“在苏军进入我国东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苏军的动向，不管是苏联方面，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我方人员——如刘亚楼、周保中等同志，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的消息。看来苏联是认真遵守同美英达成的秘密协定，即只同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并把东北的大城市交给国民政府。”

8月10日深夜，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总部发布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附近敌伪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保护其生命安全，如敌伪拒绝投降，予以坚决消灭。并于11日，连发7道命令，要求中共掌握的抗日部队积极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同时，直接命令冈村宁次“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早在1944年，中共便提出，抗战末期抢先进入中心城市。日军投降，使得这一行动猛然提速。1945年8月10，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要求新四军集中主力占领大城市和要点，并发表江苏、安徽、浙江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同时，聂荣臻电令所属部队向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前进，“准备接收日伪军的投降”。

8月13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也提出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市市长。一时间，国共两党关于受降权的争夺越演越烈。

而美国在战后接收的问题上，态度明确支持国民党政府。早在1945年7月31日关于美军登陆问题上，魏德迈便表示：美军登陆部队应设法避免与反中央政府之军队合作或联系。8月12日，魏德迈致电马歇尔，建议：派部队去上海、大沽口、广州地区，帮助国民党抢夺中心城市。

17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命令：在中国（满洲除外）、台湾，以及北纬十六度以北之法属越南境内之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使蒋介石政府具有了受降的惟一合法地位。

此时，正在布置夺取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毛泽东猛然发现，局势的发展已对中共不利。

8月14日，在陈布雷也不知情的情况下，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电，为了达到效果，蒋采取了公开发表的形式，当天将邀请电刊登在《中央日报》上：“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言辞恳切，态度真诚。

历经战乱，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急切盼望和平，而美、苏也是积极防止中国内战。蒋介石此举一出，立即得到各方积极响应，8月16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表示：“蒋主席既掬诚相邀，期共商计，毛先生自然也应该不吝一行，以定国是。……忠贞爱国的中国人，都在翘待毛先生的惠然肯来了！”

蒋介石似乎先得一分，也就让蒋更有信心把“和平秀”做足。

对于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见面，应该说延安方面是有准备的。早在1942年中共派出林彪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即表示，到适当时机，准备与蒋见面。蒋介石也在1943年写了一封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面谈，由张治中交林彪带回延安，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此事不了了之，没有了下文。1944年11月，赫尔利到延安，毛泽东对赫表示，自己很愿意与蒋介石先生见面，“在适当的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

虽说对于毛、蒋见面，延安方面有准备，但蒋介石在此时，用这种率先公开的邀请方式，却使延安方面有些始料不及，也有些不快，这无异于挟持。8月16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徐冰、张明电，指出：“国共谈判，蒋之3月1日演说已拒绝于先，六参政员携回方案又被拒绝于后，而且又骂我们为‘人民公敌’，故请毛往渝全系欺骗。”

当天，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由毛泽东手拟，以朱德名义发出的电文提出的六项要求，主要有：解放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参加联合会会议，以及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这封电报非常尖锐，并且将朱德电报提出的六项要求，作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先决条件。而这六项条件显然蒋是不会答应的，因此，毛泽东仍未打算赴重庆与蒋见面。

虽然并未真正期望国共两党能谈出个什么好结果，但对于毛、朱的态度，蒋介石十分懊恼，在18日的日记中，蒋写道：“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但不可不防其突变叛乱也。”

此时，中苏条约已签订，麦克阿瑟的命令已经下达，底气十足的蒋介石于8月20日，再电毛泽东：“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然后，对朱德电提出的受降权的问题，“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遇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将责任一概推到盟军身上，不对所下命令作正面回答。对于十八集团军的抗命，表示“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规定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队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

二电再出，《大公报》再发社论：“日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蔼然诚坦，溢于言表。”意在让中共放弃谈判的先决条件，对蒋哿电作全面支持。

8月22日，毛泽东复电：“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希予接洽，为恳。”这一次，派出了与国民党多次谈判的周恩来。23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第一句话便是：“恩来同志先去谈判，我候一下。”也就是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事情已基本确定下来，只是时间没有最后确定。此时，中共内部对毛泽东赴重庆一事，也是议论纷纷，童小鹏回忆道：“全党同志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十分英明正确，衷心拥护。但是，许多同志又深深地为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担忧，因为这是关系到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安危的重大问题。那时在延安的一些同志纷纷议论说：‘蒋介石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又请毛主席去重庆，这一定是个大阴谋，毛主席不能去。’有的同志说：‘顶多周副主席去就够了。’有的甚至说：‘周副主席现在还不要去。’有些解放区的部队和地方党委负责同志得知消息后，还急忙打电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请毛主席不要去重庆。”

在这次会议前后，苏联的两封来电，也许对整个事情的发展起了戏剧性的作用。电文原稿目前并无保存，据师哲回忆：“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要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电文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毛主席是这样说的：‘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毛主席正在为这封电报生气的时候，斯大林紧接着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说：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办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内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蒋介石的第三封电来了：“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很快，毛泽东复电：“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决定到重庆谈判，是中共对国际国内局势作了正确判断后，做出的审慎决策。在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这篇发言，是对整个抗战结束后国内形势的科学分析，全面、理性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在新的环境下中共所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他认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的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我们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蒋介石不能磨灭，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打仗一定要有利，无把握的仗不打。不增加人民负担，今冬大减租，明春大生产。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在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发言，说：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

8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和从重庆回延安的王若飞最后商定了毛泽东去重庆一事。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事。毛泽东再次谈到：“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当天，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说明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还指出，我党亦准备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作一定让步， “我党在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去重庆谈判已成竹在胸，对可能出现的结果也有清醒的认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随后在歌乐山林园与蒋介石见面，实现了两个历史巨人的握手。

在飞往重庆途中，有随行人员问毛泽东：“我们能不能回来？”毛泽东回答：“不管他，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国共两党，在具有实际意义的军事问题上，双方认识差距甚远，也就最终决定了重庆谈判的结果。

来源：开朗明月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