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47 年冬，泉州举人陈师海在进京会试的船上翻着账本，越算越心慌：从泉州到北京，雇船花了 28 两，住客栈 15 两，给沿途关卡的 "孝敬钱"8 两，还没到京城，随身带的 60 两银子就花了一半。他在《清科举时期士子晋京赴试旅途记事》里写："此乃第五次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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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 年冬，泉州举人陈师海在进京会试的船上翻着账本，越算越心慌：从泉州到北京，雇船花了 28 两，住客栈 15 两，给沿途关卡的 "孝敬钱"8 两，还没到京城，随身带的 60 两银子就花了一半。他在《清科举时期士子晋京赴试旅途记事》里写："此乃第五次赴京，前四次空返，已耗家产二百余两，此次若再不中，田产恐要典尽。"

这不是陈师海一个人的困境。清朝科举制度里，举人要想参加会试（考进士），必须亲自去北京。从泉州到北京单程要走三个多月，单程开销能让普通农户耗尽 3 年结余 —— 科举看似 "公平取士"，其实从一开始就把寒门子弟拦在了门外。

先看组直观数据：陈师海五次赴京，累计花了 207 两白银。按 1847 年泉州物价，普通农户年总收入约 30-40 两，但扣除种子、田租等开销后，年可支配现金约 3 两。也就是说，他考一次科举的钱（约 41 两），相当于农户 13-14 年的日常用度；五次下来，足以让一个小地主家庭破产。

而能將花销控制在二百余两，还是陈师海处处节流之功。从他那份靡细不遗的账单中，便可窥见其人的自律与操守。

按他自己的记录，“凡沿途多有花柳路及一切宵小作弄，须有把柄勿感，至要至要”。啥意思？就是路上常有妓院、骗子等陷阱，一定要把持住自己，别受诱惑！

贰

钱都花在哪了？

首先是路费：
泉州到北京没有直达路，陈师海得走 "水路 + 陆路"：先从泉州走晋江到福州，再沿闽江北上，到浙江转运河，最后从天津走陆路到北京，全程 5000 多里。

北京贡院旧照

然后是京城开销，到了北京，花钱的地方自然更多：

钱不够了也是常事，《知耻斋日记》记载，1849 年湖南举人刘坤一赴京后钱用完了，“质皮衣得银四两，购旧考篮一只，篮底蛀孔以棉絮塞之”。而我们的主角陈师海自然也是精打细算，想尽办法省钱。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在我之前文章里，贵为举人的杜凤治，何以客居京师“北漂”十余载，穷到 “夏无蚊帐、冬无暖被”。

叁

有人会问：清朝就没补贴吗？还真有，但少得可怜，而且藏着坑。

清朝规定，举人赴京会试，福建省的公车银为 15 两，浙江 25 两，广东 18 两。这笔钱是直接给的现金，但其他人也知道，常借机勒索。陈师海第三次赴京时，路过江西驿站，吏卒刁难说："要通行可以，得给 10 两银子打点。"

而想考进士，除了上面说的路费，还有不少 “隐性成本"。清朝科举没有统一教材，要想考中，得买名师的 "时文范本"（相当于现在的 "考研真题"），好的范本一套要 5 两；还要找 "补习老师"（叫 "馆师"），一个月学费 2 两，陈师海前四次赴京前，光补习就花了 8 两。这些钱，朝廷一分都不补。

为什么会这样？不是清朝皇帝不知道，而是故意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科举本质是选官制度，朝廷想选的是 "能负担起进京费用" 的人 —— 毕竟官员要应酬、要养幕僚，连基本开销都承担不起，何谈治国？

更何况，读过书又有钱，这样的人基本都是各地士绅，吸收他们的子弟，利于维持统治。可这样一来，寒门子弟就算考中举人，也没钱赴京，最后能当官的，最次也得是陈师海这样来自 "中产之家"。

小说里，范进中举后一朝发达，可在清朝中晚期，中举后穷困的比比皆是。陈师海的同乡里，有个叫王阿福的举人，因为家里穷，考中举人后没钱赴京，只能在村里当私塾先生，直到 50 岁都没去过北京。道光年间，湖北有个叫李士奎的，因家贫只能在临清考棚墙角啃高粱饼子，被称为 “墙角举人”。

肆

举人穷，那中进士总该好了吧？

其实之后更烧钱，不过这个钱，陈师海是没机会花了。根据《泉州府志》记载，陈师海五次赴京均未考中进士，最终以举人身份终老乡里。

但那些侥幸考中的举子境遇也未必更好：若想谋得一官半职，仍需巨额打点。我们的老熟人杜凤治就是典型，为选官和赴任，他在票号多次借款，最后负债过万两。

更可怕的是，这种烧钱模式还会恶性循环。官员们科举要花很多钱，当官后就会拼命捞钱，把之前的投入赚回来。1847 年正是鸦片战争后，清朝财政困难，正七品知县一年的正俸仅 45 两，每年 600-1200 两的养廉银基本都要用于招募师爷和随从。养廉银还常被克扣，官员们即使不愿也需通过多征 "火耗银" 等方式创收。

所以陈师海才会在记事里感慨："科场之内，学问是末，银子是本，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亦难敌一袋白银。"

伍

每个年代都有选拔人才的难题，清朝科举的问题，不是 "没人才"，而是 "选人才的成本太高"，高到把大部分有能力的人挡在门外。

一个国家要想留住人才，首先得保证公平，让底层人才也有 "上升的活路"，而不是因财择士。清朝后期为什么越来越腐败？因为能接近权力中心的，要么是像陈师海这样耗尽家产的 "科举幸存者"，要么是富家子弟，他们进入官场后第一件事就是 "捞钱回本"，哪有心思管百姓死活？

现在我们常说教育公平，其实就是要避免清朝科举的老路：不能让 "钱" 成为人才上升的门槛。比如高考，不管你家是农村还是城市，都能在本地考试，不用花几万块去 "赴考"；还有贫困生补贴、助学贷款，就是为了让寒门子弟不用像陈师海那样，为了考试卖田产。

聊 1847 年陈师海的账本，不是为了吐槽 "古代科举多坑"，而是想表达：任何选拔制度，一旦被金钱绑架，失去公平，最后都会变成 "劣币驱逐良币"。就像清朝，明明有那么多有学问的人，却因为没钱赴考，只能在家种地；而那些靠钱铺路的人，最后把国家搞得一团糟 —— 这才是最可惜的。

陈师海最终没能考中进士，晚年在泉州开设私塾终老。他大概从未想过，自己这个科举制度的失意者、寒门士子的挣扎者，会以一本记录五次赴考开销的私人账本，给历史留下一个王朝科举经济的微观切片。

那些旅途中的盘缠算计、考场外的人情冷暖、以及对 “卖田应试” 的无奈喟叹，都化作账本里的潦草数字，成了后人解析清代科举制度崩溃最具象的注脚。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