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吕思勉指出，“社会是整个的，虽可分科研究，却不能说各科研究所得的结果之和，就是社会的总相”，“各种专门史日益进步，而普通史乃亦随之而进步”。这里，吕先生说的“普通史”，就是他一生所致力于的通史，是要说明古往今来社会发展各阶段上的“一般状况”。对此，吕先生说：“

吕思勉指出，“社会是整个的，虽可分科研究，却不能说各科研究所得的结果之和，就是社会的总相”，“各种专门史日益进步，而普通史乃亦随之而进步”。这里，吕先生说的“普通史”，就是他一生所致力于的通史，是要说明古往今来社会发展各阶段上的“一般状况”。对此，吕先生说：“现代史学上的格言，是‘求状况非求事实’。这不是不重事实，状况原是靠事实然后明白的。所以异于昔人的，只是所求者为‘足以使某时代某地方一般状况可借以明白的事实’，而不是无意义的事实而已。”质言之，就“是‘重常人，重常事’。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吕先生又说，“常事不书，为秉笔者的公例”，“因为著书的人，总得假定若干事实为读者所已知，而不必加以叙述。如其不然，就要千头万绪，无从下笔了”。一言以蔽之，现代史家的工作性质，就是“搜辑特殊事实，以求明了一般状况”。

吕先生一生致力于通史研究，他对中国历史上的一般状况，尤其用心，并具有宽广的视野。比如关于部落和民族的同异，这个研究早期社会发展演进的关键问题，吕先生多从社会史的大视野加以阐发。其曰：“人生来会合群的，所以其团结，并不以血统为限。文化渐次进步，住居相近的人，就渐渐联合起来了，这就是所谓部落。一部落之中，语言、风俗、信仰等，自然都相同。就是接近的部落，也会渐渐同化的。此等文化相同的人，就成为一个民族。”而“民族，本是以文化为标准的，并非有什么种族的成见”，“使人分裂争逐的是政治，把人连结起来的，是文化和经济”。

吕先生因为具有社会史大视野，他总是能非常敏锐地揭示中国历史各阶段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一般状况，宏观且又具体而微地说明，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各种一般状况形成的原理与过程，皆宏观而又微观，视野广阔而不失精微。

吕先生治通史着眼于中国历史长时段的演进。如，吕先生抓住中国历史从部族到分封，又从分封到大一统，这两个过程中的曲折多变，探讨其间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实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这种变与不变的关系。如论“帝制”，吕先生认为，社会基层自治组织的有无，才是社会组织是否完善的关键；人民因为不能自治，“是既愚且弱，不会办什么事了”，古史上所谓“百废俱举，即人和人相生相养之事，积极的有计划、有规模，而人不是在最小限度之下，勉强维持其生存的现象”，不可能再有了。所以，帝制成功，文明固然是进步了，社会在组织上，亦即政治上，却是退化的。帝政从秦灭六国之岁，至于亡清逊位之年，凡绵延历两千余载，其原理即在于此。

这种长时段政治变迁分析，其准确性，就在于抓住了历史阶段性演进的形式、特点和性质的共性。这种共性，就是吕先生讲的“一般状况”。它与陈寅恪先生所谓历史的“通性”，异曲同工。英国历史学家霍列特·卡尔讲历史是“概括”。史学家要概括的，就是这类历史的“一般状况”和“通性”。

然而，对“一般状况”“通性”的概括，是需要非凡判断力的。在通史研究中，判断力与一个历史学家的才、识、学三者，密切相关。判断力弱的史学家，容易犯“斤斤计较”的毛病，舍本逐末，而不知所以。大视野和长时段跟不上，尽去枝叶直寻根本的判断力也就无从说起。吕先生论王莽，讲了他很多好话，我们未必全能赞同。谈及王莽改制失败的性质，吕先生说，它“实在是先秦以来谈社会主义和政策的人公共的失败。因为王莽所行的，都是他们所发明的理论，所主张的政策，在王莽不过见诸实行罢了”。至于对王莽改制失败造成的历史影响，吕先生指出：“从此以后，大家知道社会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无人敢作根本改革之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遂成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久而久之，就并社会本来是好的亦忘掉，以为本不过如此，视病理为生理了”；“西汉以前，言治者多对社会政治，竭力攻击。东汉以后，此等议论，渐不复闻。汉魏之间，玄学起，继以佛学，乃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故以社会演进之道言之，自东汉至今二千年，可谓误入歧途，亦可谓停滞不进也”。

如此精彩的历史判断，反映在吕先生论史的各个方面。如吕先生论中国的家族，谓国人爱家太甚，“所毕生尽力经营者，厥为家室。钟鸣漏尽，犹欲举其所有，传之所爱之人；且立一人焉以主之，勿使之绝”；“个人所恃以为保障的，只有家族，普通人的精力，自然聚于此了。因此家族自私之情，亦特别发达。（一）为要保持血统的纯洁，则排斥螟蛉子，重视妇女贞操。（二）为要维持家族，使之不绝，则人人以无后为大戚。因而奖励早婚，奖励多丁，致经济上的负担加重，教养都不能达至相当程度。（三）公益的事情，有一部分亦以家族为范围，如族内的义田、义学等是。（四）因此而有害于更大的公益。如官吏的贪污，社会上经手公共事业的人的不清白，均系剥削广大的社会，以利其家族。（五）一部分人，被家族主义所吞噬，失其独立，而人格不能发展，尤其是妇女，如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因而不施以教育，反加以抑压锢蔽之类”。

吕先生说，治史的人，要求得某一时期历史各方面的一般状况，尤其要能够辨识历史上那一时期的人对社会一般状况的感受。这可以说是治史的至理名言。对历史一般状况敏锐的感知和判断力，是吕先生通史研究最凝聚心力的地方，也是吕先生的历史书写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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