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德国工程师用严谨的标准化流程造车时，中国小摊贩正通过直播带货重构零售业逻辑；当法国艺术家在博物馆欣赏古典油画时，中国外卖小哥‬正用自己‬的‬头脑‬优化出‬比‬计算机‬给出的‬更‬快捷‬的‬送餐路线。这种跨越文明的思维差异，将“东亚人是否比欧洲人更聪明”的争议

文/胡铁瓜

当德国工程师用严谨的标准化流程造车时，中国小摊贩正通过直播带货重构零售业逻辑；当法国艺术家在博物馆欣赏古典油画时，中国外卖小哥‬正用自己‬的‬头脑‬优化出‬比‬计算机‬给出的‬更‬快捷‬的‬送餐路线。这种跨越文明的思维差异，将“东亚人是否比欧洲人更聪明”的争议推向台前。本文将从科学数据、历史演进、社会机制三个维度拆解这场持续百年的辩论，揭示隐藏在智商测试背后的文明韧性密码——真正的智慧较量，不在于基因优劣，而在于不同文明应对环境挑战的生存策略。

一、从智商测试到生存智慧：一场跨越世纪的争议

我曾‬踏上了遍布全球几十个国家的旅程。在这过程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总是反复被人们提及——东亚人是否真的比欧洲人更聪明？在与各国人士打交道时，这一疑问愈发凸显。德国客户向来以精明务实著称，法国伙伴则尽显浪漫随性，可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对中国人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出色的应变能力惊叹不已。记得有一次，一位德国客户满脸惊讶地问我：“你们中国连街边摆摊的小贩，都能把每一分钱的利润算得清清楚楚？”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背后却反映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这究竟是东亚社会历经岁月沉淀所特有的生存智慧，还是有着科学依据支撑的 “智力优势” 体现呢？

二、数据背后的迷思：东亚智商神话的科学依据

根据国际智商登记处2024年发布的权威数据，中国以国民平均智商107.43的成绩，位居全球首位。日本、韩国也凭借出色的表现，紧随其后。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欧洲国家的平均得分普遍维持在100左右。英国学者理查德・林恩耗时多年进行深入研究，他的成果指出，东亚人的智商优势早在3岁时就开始崭露头角，并且这种差异在教育尚未对孩子产生显著影响时便已存在。乍一看，这些数据似乎为 “东亚智商优越论” 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然而，科学界对于这一观点并非毫无异议，相反，争议声此起彼伏。智商测试本身存在着难以避免的文化偏向性。仔细分析测试内容就会发现，数学和逻辑题在其中占据了较大比例，而东亚地区的教育体系，长期以来都极为重视对学生这两方面能力的培养。加拿大心理学家菲利普・拉什顿的研究成果，曾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他声称东亚人的脑容量更大，神经连接也更为高效，这一言论一经发表，便遭到众多学者的强烈批评，被指责为披着科学外衣的种族主义伪科学。这一事件对他的学术生涯造成了严重影响，使其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境地。

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智商并不等同于智力。智力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涵盖了创造力、情感认知、社会协作等多个维度的能力。芬兰学者塔图・范汉耐恩通过大量研究表明，东亚人在 “学术型智力” 方面确实表现突出，但在创新专利数量、艺术成就等衡量创造力的重要指标上，西方国家依然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就像一位遗传学家打过的比方：“河马的大脑比瓜头鲸更大，但谁敢断言河马就比瓜头鲸更聪明呢？” 这生动地说明了，不能仅仅依据某一项指标来评判智力的高低。

三、社会机制的秘密：中国的“智力摇匀”效应

相较于争论先天的智力差异，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重要现象：中国强大的社会流动性，在极大程度上激发并释放了全民的智力潜能。回顾中国历史，王朝的更迭如潮水般不断冲击着阶层固化的壁垒。农民出身的起义领袖朱元璋，凭借着非凡的智慧和勇气，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寒门学子张謇，通过科举考试高中状元，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无数 “草根企业家” 白手起家，创造了商业传奇。这些鲜活的事例，无不印证了中国社会 “底层聪明人随时可能上位” 的独特机制。

这种 “上下摇匀” 的模式，在当代社会有着具体而生动的体现。首先，教育普惠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义务教育普及率高达99.8%。在偏远的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学子通过高考这一公平的竞争平台，踏入了顶尖学府的大门，为改变命运赢得了机会。其次，高度内卷的社会环境，如同一只无形的手，促使所有人不断学习、进步。小摊贩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会深入研究市场规律；外卖员为了提高配送效率，会精心优化配送路线。最后，儒家传统中的 “勤能补拙” 理念，与现代市场经济相互融合，形成了全民奋斗的生存哲学，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进步。

反观欧洲，牛津、剑桥等顶尖学府，60% 的学生都来自私立中学，这意味着优质的教育资源被少数人垄断。在德国，企业高管中贵族后裔的占比远远超过平民。而在印度，种姓制度更是像一道坚固的枷锁，将人们死死地锁在出生时所属的阶层，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流动和发展。当社会固化导致大量智力资源被白白浪费时，平均智商数据的实际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四、生存智慧的炼成：五千年动荡史的馈赠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次大动荡，都如同一场严峻的考验，锤炼着全民的适应能力。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宴蓬勃兴起，儒家、道家、法家等众多学派纷纷登场，他们的思想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催生了逻辑思辨的能力，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举制度历经1300年的漫长岁月，通过公平的考试竞争，为无数寒门子弟提供了晋升的机会，也塑造了中国人善于应对考试的本能。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在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中，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主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展现出了强大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

这种独特的历史环境，筛选出的并非单纯的 “高智商基因”，而是在危机中快速学习、在复杂系统中灵活应变的卓越能力。例如，明清时期的晋商，凭借着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创新精神，发明了票号制度。这一制度本质上是一套精密的金融算法，为当时的商业活动提供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发展。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农民企业家们凭借对市场的精准预判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迅速抢占市场份额，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

相比之下，欧洲自工业革命以来，阶层固化现象日益加剧，社会缺乏活力和创新动力。美国则由于地理上的隔绝和历史的短暂，缺乏像中国这样全民经历的危机训练。当中国凭借 “农村包围城市” 的游击思维，成功破解西方的科技封锁时，西方企业还在依赖传统的线性思维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挑战，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五、争议与反思：我们究竟在比较什么？

在探讨东亚人和欧洲人智力差异的过程中，推崇东亚智商优势的观点，常常陷入三个误区。首先，很多人将考试能力简单等同于智力，忽视了创造力、艺术感知等其他重要维度。这种片面的认知，无法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其次，存在混淆因果的问题。东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推动了智商测试成绩的提高，而不是智商优势促进了经济发展。最后，我们不能忽视高压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追求高分数的过程中，心理问题频发、创新力匮乏等隐忧逐渐显现，这对个人和社会的长远发展都构成了威胁。

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此类争论很容易滑向种族主义的深渊。诺贝尔奖得主沃森，曾因公然宣称 “黑人智商基因劣势”，遭到了学界的一致抵制。拉什顿的脑容量研究，至今仍被主流科学界所质疑。正如《自然》杂志发出的警告：“用智商为种族背书，是科学史上最危险的游戏。”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陷入这种错误的思维陷阱。

六、未来启示录：智力竞争的本质是文明韧性

中国的真正优势，或许并不在于某个实验室里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而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正在构建全民学习型社会，从外卖员利用碎片化时间听经济学课程，到退休老人积极研究短视频算法，学习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其次，中国在面对危机时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性。无论是贸易战的冲击，还是科技封锁的挑战，都能迅速找到迂回的解决方案，化危机为机遇。最后，中国保持着阶层流动的活力，不断将底层的智慧输送到决策层，有效避免了精英群体的僵化，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日本经济停滞的教训深刻地告诉我们，单一领域的智商优势，无法支撑国家的长期发展。中国若想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不仅要继续发扬 “生存智慧” 的传统优势，更要着力补足原创性创新的短板。就像李约瑟之谜所揭示的那样：中国虽然发明了火药，却未能诞生现代化学。这提醒我们，在传承优秀文化的同时，要勇于创新，推动科技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结语：超越比较，拥抱多样性

东亚人与欧洲人的智力差异，本质上是不同文明在应对环境挑战时所采取的策略分化。当德国工程师凭借严谨的标准化流程制造汽车时，中国商人正通过 “直播带货 + 供应链整合” 的创新模式，颠覆着传统零售业。这两种模式并无优劣之分，都是人类在适应环境过程中智慧的结晶，唯有适者才能在历史的舞台上生存和发展。

来源：胡铁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