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里人都说王翠花这个女人”拗”，脾气硬得像老槐树的树根。我常在村口的小卖部看到她，买最便宜的那种散装饼干，用一角钱一个的塑料袋装着，然后掰成两半，分给她的两个孩子。

村里人都说王翠花这个女人”拗”，脾气硬得像老槐树的树根。我常在村口的小卖部看到她，买最便宜的那种散装饼干，用一角钱一个的塑料袋装着，然后掰成两半，分给她的两个孩子。

那天下了一场雨，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衫来买盐，手里抓着几个攒了很久的硬币。我注意到她的塑料凉鞋裂了一道缝，用红色的尼龙绳随便扎了一下。

“翠花，你那屋顶漏不漏？”我爹问她。

“不漏。”她说完就走了，脚步匆匆，像是要躲什么似的。

其实全村人都知道她房子漏，每到下雨天，她家的塑料盆就会摆满一地。孩子们睡觉时，她就用破雨伞支在床头。那雨伞是她丈夫刘海生走之前留下的，花的已经褪色了。

她丈夫刘海生是十二年前离开的。那时候，他们的大儿子才四岁，小的才一岁多。刘海生本来是村里的电工，修收割机、电视机都挺在行。后来镇上的建筑队说外面工资高，他就跟着去了广东。

起初，他每个月还往家里寄钱。后来，寄钱的间隔越来越长，从一个月变成了三个月，再变成半年。到了第三年，钱就再也没寄过来。电话也打不通了。

村里开始有闲话传出来：“刘海生在外面肯定有人了。”

“听说是跟着一个打工妹跑了。”

“可惜了翠花和两个娃。”

翠花从没在村里人面前掉过一滴眼泪。她把家里那台十四寸的小彩电卖了，又把刘海生留下的摩托车卖了。然后顶着风雨，独自撑起这个家。

夏天，她去砖厂搬砖；秋天，她去果园摘果子；冬天，她去镇上的服装厂打工。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就为了两个孩子能上学，能吃饱饭。

村里人私下说她傻，为什么不改嫁？两个孩子都这么小，日子那么难过。

有时候，镇上来了一些媒婆，看中了她的勤快。可每次她都摇头，然后抱起小儿子就走。那个动作让人心疼，像是抱着最后的希望。

她家墙上有个地图，是刘海生走之前买的，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广东的位置。孩子们经常对着地图发呆，好像那里有他们的爸爸。

大儿子刘小军逐渐懂事了，知道家里的艰难。十岁那年的冬天，他偷偷去镇上的餐馆刷盘子。被翠花发现后，她把孩子拉回家，揍了一顿。那天晚上，我看见她坐在门槛上，一个人抽着从地里拔的烟叶，咳得肩膀一耸一耸的。

“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小儿子刘小东常问。

翠花总是说：“等你考上大学，他就回来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翠花的脸越来越黑，越来越瘦。她头上的白发像是悄悄爬上来的，在风里摇晃。

村里的电视机从十四寸换成了二十一寸，又换成了液晶屏。翠花家却什么都没换，连墙上的挂历还是上一年的。客人来了，她就把挂历翻到下一个月，好像这样就能掩盖时间的流逝。

有一天，村口来了辆面包车，停在了翠花家门口。车门打开，一个穿着白衬衫和黑西裤的男人走了下来。

刘海生回来了。

他比以前胖了，皮肤也白了。手上戴着金戒指，身上有股浓烈的香水味。村里人都围了过去，议论纷纷。

“你瞧，外面打工的人就是不一样。”

“哎呀，刘海生可以啊，发达了！”

“翠花熬出头了。”

刘海生提着两个大包走进院子，像个得胜的将军。他说在广东做了小老板，有了自己的加工厂，挣了不少钱。

“这不，我回来接你们过去享福了！”他大声说着，脸上带着笑。

翠花站在院子里，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转身走进屋子，拿出那把已经生锈的锄头，走向了地里。

那个画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她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裤子，脚上是那双用尼龙绳扎着的凉鞋，背影那么瘦小，却那么坚定。

刘海生站在那里，表情有些尴尬。村里人也都沉默了。

“妈，爸爸回来了！”小东兴奋地喊。

翠花头也不回。

晚上，村里传来刘海生的吼声。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吵架。有人听见刘海生说：“这些年我是有苦衷的！”

第二天一早，翠花就带着两个孩子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走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刘海生在村里呆了两天，整日无所事事，在村口的小卖部买啤酒喝。有时候，他会盯着那条通往镇上的路，好像在等什么人。

“海生，翠花这些年不容易啊。”我爹坐在他旁边，点了一支烟，“两个娃，一个人拉扯大，容易吗？”

刘海生默默地喝酒，不说话。

第三天傍晚，翠花回来了。

村里人都惊呆了，因为她身后跟着二十多个人。有镇上的干部，有县城的记者，有电视台的摄像师。

原来，这些年，翠花不仅养大了两个孩子，还在村里开始了一项手工编织的小生意。她教村里的留守妇女们编织各种手工艺品，然后通过一个公益组织卖到城里。这个小项目帮助了村里十几户留守家庭增加了收入。

她没有声张，就这样默默地做了五六年。现在，这个项目被选为了县里的”乡村振兴示范点”，要来拍纪录片。

那天晚上，村委会的院子里挤满了人。大家都来看摄像机和灯光。翠花站在人群中间，穿着简单的衣服，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我第一次发现，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像是有星星落在里面。

刘海生站在角落里，手里拿着啤酒瓶，神情复杂。他盯着翠花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默默地离开了。

后来，我在村口的小卖部又遇到了翠花。她来买糖，说是给教她手工的妇女们准备的。

“翠花，刘海生走了吗？”我问。

她摇摇头：“没有。他住在镇上，说要帮我把编织的东西卖到广东去。”

我愣了一下：“那你原谅他了？”

她的眼神飘向远处，落在那条通往镇上的土路上：“不是原谅不原谅的事情。日子总要过下去。”

她的脸上没有笑容，却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平静。

第二天，我看见翠花和刘海生站在她家门口的老槐树下。他们没有说话，就那样并排站着，看着两个孩子在院子里踢足球。

太阳落山的时候，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把他们两个人的影子也拉得很长很长。

村口的一条狗懒洋洋地走过，踩碎了一片落叶。那声音在宁静的傍晚显得格外清脆。

我忽然想起，这棵老槐树是翠花和刘海生结婚那年种下的。十二年过去了，它长得很高，开出的花有些发黄，散发着苦涩的香气。

风吹过来，树叶哗哗作响，像是在诉说着什么。也许，只有这棵老树知道，这对夫妻之间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

日子还在继续。翠花还是那么”拗”，刘海生还是会大声说话。但村里人发现，他不再戴那个金戒指了，而是开始帮着翠花收拾那些手工艺品。有时候，他会修理村里人的电器，就像以前一样。

有一天，我看见刘海生蹲在他家门口，用钳子修那双用尼龙绳扎着的凉鞋。他很认真，就像在修一件贵重的东西。

翠花站在一旁，手里拿着两个苹果。好一会儿，她把一个苹果放在了刘海生旁边的小板凳上。

刘海生抬头看了她一眼，然后继续低头修鞋。

太阳落山了，院子里升起了炊烟。翠花在做饭，刘海生在辅导孩子写作业。透过窗户，我看见他们的影子映在墙上，重叠在一起，模模糊糊的，就像是十二年前的样子。

村里人说，原谅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但我想，比原谅更难的，是决定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翠花和刘海生的故事在村里传开了。有人羡慕，有人惋惜，有人不解。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十二年的分离和重逢，到底意味着什么。

半年后，刘海生在村口盖了一个小厂房，专门用来做手工艺品的集散地。他把广东的人脉都用上了，帮着把村里妇女做的手工艺品卖了出去。

翠花依然每天早出晚归，教妇女们新的编织技巧。她的手上有厚厚的茧子，脸上有深深的皱纹，但眼神比以前亮了许多。

有时候，我会看见刘海生偷偷地看着翠花，眼里有说不出的复杂情绪。也许是愧疚，也许是心疼，也许是后悔，也许是爱。

村里的电视台采访翠花，问她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她想了想，说：“就是不服输呗。”

然后，她指了指身后的刘海生：“他回来了，也是为了孩子。”

刘海生在一旁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把生锈的锄头——那是翠花这些年用来种地的工具。

晚上，我听见翠花家的老收音机里播放着一首老歌。那是他们年轻时最爱听的歌，关于离别和重逢的。

村口的老槐树下，刘海生和翠花坐在一起，没有说话。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斑驳驳地洒在他们身上。

风吹来，带着稻田的清香。远处，孩子们的笑声传来，清脆而明亮。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像是从未改变，又像是已经完全不同。

在这个普通的村庄里，翠花的故事只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缩影。她的坚强、她的倔强、她的不服输，都是这片土地上女人们共有的品质。

当生活给她重重一击时，她没有倒下，而是选择了站起来，继续前行。当丈夫归来时，她选择了转身，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让自己有时间去思考，去接受，去原谅。

那二十个人，是她这十二年努力的见证。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不忘帮助他人的证明。

如今，刘海生和翠花继续着他们的生活。也许不会像童话故事那样幸福，但至少，他们选择了一起面对。

村口的老槐树还在生长，像是见证着这个家庭的故事。它的根,深深地扎在土里,就像翠花的坚韧和毅力；它的枝叶,迎风摇曳,就像生活中的起起落落；它的花,尽管苦涩,却依然在春天绽放,就像重新萌发的希望。

每个黄昏,当夕阳西下,当炊烟升起,我总能看见翠花站在门口,远远地望着那条通往村外的路。那条路上,有她的过去,也有她的未来。

而我知道,无论前方还有什么在等待着她,她都会像过去十二年那样,勇敢地走下去。因为她是翠花,是这个村子里最”拗”的女人,也是最坚强的女人。

来源：清爽溪流ikhZi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