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即便能够洞⻅事物之间复杂的关系，认清历史潮流发展的⽅向，我们也很难客观对待今天的重⼤事件，因为希望与祝福会模糊我们的视野。⽴于战场中央，仍试图保持冷静，这是⽩费⼒⽓。同样，⾯对时代⽣死攸关的问题，仍能不怒不偏，亦⾮⼈所能及。我也不例外。”——米塞斯

“即便能够洞⻅事物之间复杂的关系，认清历史潮流发展的⽅向，我们也很难客观对待今天的重⼤事件，因为希望与祝福会模糊我们的视野。⽴于战场中央，仍试图保持冷静，这是⽩费⼒⽓。同样，⾯对时代⽣死攸关的问题，仍能不怒不偏，亦⾮⼈所能及。我也不例外。”——米塞斯

世界⼤战能否避免，怎样才能避免？只有缺乏历史感的⼈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战争发⽣的事实，已经说明引发战争的⼒量⽐阻⽌战争的⼒量更强⼤。回⾸过去，我们很容易看出哪些事情可以或应该做得更好。战争期间，德国⼈⺠经受了巨⼤的苦难。显然，如果他们曾经遭受过类似的苦难，将能远离战争。但国家，与个⼈⼀样，只有通过经历，⽽且只有通过亲身经历，才能变得智慧。

如果德意志⼈⺠在致命的1848年摆脱了王权的枷锁，如果魏玛战胜了波茨坦⽽不是相反，⽆疑，今天他们的命运将截然不同。然⽽当命运降临，每个⼈都必须接受，每个⺠族也必须接受。抱怨⽆济于事，悔恨空⾃劳苦。审视历史，我们寻求真相，⽽⾮罪⾏；我们试图理解事情发⽣的原委，⽽⾮⼀味谴责。⾯对过往，我们既不是分配赞赏或指责的法官，也不是试图找出真凶的复仇者。以检察官办案之姿对待历史事件、寻求罪⾏证据之⼈，应当远离历史。满⾜⼤众对英雄和替罪⽺的需要，这绝⾮历史的任务。

将现在的仇恨与分歧投射到过去，从旧⽇的战争找到解决今天争端的法宝，这不是历史的使命。历史应当教会我们认清和理解根本原因。⼀旦我们理解了⼀切，我们也会原谅⼀切。这才是⼀个⺠族对待⾃身历史的正确⽅式。这也是英国⼈和法国⼈解读历史的⽅式。⽆论是17世纪的宗教和宪政⽃争，还是18世纪新英格兰殖⺠地的独⽴，英国⼈，不论政治⽴场，不会只将克伦威尔或拿破仑身上视作国家不幸的化身，⽽会秉公对待；法国⼈，不论是波拿巴主义者、保皇派还是共和派，都不希望将路易⼗四、罗伯斯庇尔或者拿破仑从历史中剔除出去。同样，天主教捷克⼈也不难理解那个时代的胡斯派和摩拉维亚派。这种历史观也能让我们毫不困难地理解和欣赏外国历史事件。

但只有德国⼈还没有形成这种不以现在的眼光看待过去的历史观。即使今天，对部分德国⼈来说，⻢丁·路德是伟⼤的思想解放者；但对另外⼀些德国⼈来说，他是反基督的化身。这⾸先适⽤于最近的历史。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启的现代世界，德国⼈有两种看待历史的⽅式：普鲁⼠新教模式和奥地利天主教模式。这两种⽅式⼏乎在任何⼀点都⽆法达成⼀致。⾃1815年开始，更⼤范围的观念冲突出现了：⾃由国家理念与专制国家理念之间（原注：关于这⼀⽐较，HugoPreuss,《德国⼈⺠与政治》（耶拿：1915）pp.97ff）、⽆产阶级史观和资产阶级史观之间，冲突逐步升级。所有这些表明德国⼈不仅极其缺乏科学意识和历史批判能⼒，政治判断上也严重不成熟。

就很久以前的战争达成共识都不可能，更逞论近来的事件了。两个截然对⽴的神话已经冉冉升起。⼀⽅⾯，德国⼈⺠被失败主义宣传误导，丧失了对权⼒的渴望，因此，原本势在必得的胜利，原本全世界都要⾂服于德国，却因“家⻔⼝的崩溃”，演变成了灾难性的失败。⼤家早已忘记，绝望不曾降临，直到总参谋部⼤肆宣扬的关键胜利未能出现，直到上百万德国军⼈⾯对⼈数装备远超⾃⼰的对⼿毫⽆⽬的地流⾎牺牲，直到后⽅德国⺠众因饥饿⽣病死亡（原注：这并不是说1918年10⽉和11⽉社会⺠主党激进派的⾏为没有给德国⼈⺠带来最可怕的后果。如果不是因为腹地和战线后⽅的叛乱造成彻底崩溃，停战条件和和平协议结果将会完全不同。但是认为如果我们再坚持⼀⼩段时间就能取得胜利，这样的断⾔是毫⽆根据的。）。

另⼀个与事实相去甚远的神话是战争和失败都是资本主义之错，是⽣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体系之错。⼤家已经忘记，⾃由主义始终是和平的，是反军国主义的。普鲁⼠容克贵族和社会⺠主党⼯⼈阶级⻬⼼协⼒推翻了⾃由主义，这才打开了俾斯⻨和威廉⼆世的政策之⻔。在诗⼈和思想家成为主战派的软弱武器之前，⾃由主义精神的最后⼀丝痕迹已经率先从德国消失，⾃由主义也已被视为可耻的观念。⼤家也已经忘记，德国社会⺠主党曾经⼀致⽀持政府的战争政策，直到军事失利显示失败⽆可避免，直到饥荒蔓延，⾸先是个⼈，紧接着是越来越多的⺠众，才倒⼽相向。在第⼀次⻢恩河战役和东⽅⼤溃败之前，德国⺠众从未抵制过战争政策。

这样的神话表明德国⼈缺乏只有必须承担政治责任的⼈才有的政治成熟。德国⼈只是国家的⾂⺠，⽽不是公⺠。诚然，我们曾经有个国家—德意志帝国，它也曾被誉为圣保罗教堂理想的化身。但是正如拿破仑⼀世的意⼤利王国不是意⼤利⼈的国家，亚历⼭⼤⼀世的波兰王国不是波兰⼈的国家，这个伟⼤的普鲁⼠国家也不是德意志⼈的国家。德意志帝国不仅违背了德意志⼈的意愿，也违背了⼤多数普鲁⼠⼈的意愿。它产⽣于克尼格雷茨的战场上，藏于思维⾃相⽭盾的议会代表背后。它包括波兰⼈、丹⻨⼈，但是不包括数百万奥地利的德意志⼈。它是德意志王侯的国家，不是德意志⺠众的国家。

许多优秀的德意志⼈从未与德意志帝国和解，还有⼀些是在很久以后不情不愿地认同了它。然⽽满腹怨怼站在⼀旁并⾮易事。德国⺠众曾经享受过辉煌岁⽉，彼时捷报频传，誉满天下。普鲁⼠-德意志军队打败了法兰⻄帝国和法兰⻄共和国，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重新成为德国领⼟（或者说是普鲁⼠领⼟），帝国尊号再现光彩。帝国⽴于欧洲列强之林，战舰乘⻛破浪，旗帜飘扬在⾮洲、波利尼⻄亚、东亚殖⺠地（当然，这些毫⽆意义）。所有这些浪漫之举必然会吸引普罗⼤众，盛⼤游⾏和宫廷庆典也令他们⽬瞪⼝呆。有可崇拜之物，这⼀切让⼈⼼满意⾜。与此同时，德国也从未如此繁荣过。现代交通⼯具的发展，促进了遥远边疆的开放，给德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富饶。这与德国的政治和军事成就毫⽆关系，但是德国⼈犯了“后此谬误”（译注：后此谬误：认为“在此事件之后发⽣”便意味着“因为此事件”，将时间顺序归纳为因果关系，就是犯了后此谬误。），仓促做了判断。

那些1848年3⽉⾰命之前被关进监狱的⼈，那些站在1848年街垒上⽽后⼜被流放的⼈，都已是⻛中残烛。他们要么沉默不语，要么与新秩序达成和解。全新的世代成⻓起来。新兴⼈类只看⻅德国经济持续繁荣、⼈⼝规模稳步增⻓、贸易船运不断扩⼤。简⽽⾔之，他们只看到了所谓好时光的⼀切。他们嘲笑⽗辈的贫穷与虚弱，对⺠族诗⼈和思想家的理想不屑⼀顾。哲学、历史、经济学，新思想层出不穷；经典权⼒理论⾛上前台。哲学成为王冠和祭坛的捍卫者，历史书写着霍亨索伦王室的美名，经济学则歌颂着社会化王权和⽆差别关税⽅案，反对“英国曼彻斯特学派冷酷⽆情的抽象分析”。

对国家主义者来说，⾃由放任经济总是把事情弄得⼀团糟，只有国家⼲预才能让经济恢复正常秩序。国家主义者将所有经济现象都置于审判台上。⼀旦不符合他们的道德和政治感受，⽴⻢予以排斥。根据科学做出判断，取代服务⼤众利益的⾃由经济的拙劣⼯作，成为国家机构的任务。全知且公正的国家，只追求公众利益的国家，拥有⾜够的权⼒⾜以有效抵御所有的邪恶——这⼀点毫⽆疑问。尽管这⼀经济学流派各个分⽀在其他⽅⾯可能存在分歧，但共同的⼀点是他们不承认经济学规律的存在，认为所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事件都是权⼒运作的结果（原注：庞巴维克在《权⼒或经济规律》⼀⽂⾥巧妙评价了这⼀学说（《经济学、社会政策与管理期刊》23卷，pp.205-271.）。德国经济学国家主义流派在克纳普（GeorgFriedrichKnapp）的《国家货币理论》达到了最⾼点。值得注意的不是这⼀观点被提出，⽽是它所教的东⻄⼏个世纪以来早就为经典主义者、法学家、浪漫主义和许多社会主义者所相信。更值得⼀提的是，这本书取得了巨⼤的成功。在德国和奥地利，它都有许多热情的追随者，即使那些持有保留意⻅的⼈也表示基本赞同。但在海外，它⼏乎被⼀致拒绝甚⾄没有⼈注意到它。最近美国出版的⼀部著作这么评论《国家货币理论》：“这本书对德国的货币思想产⽣了⼴泛的影响⼒。以国家为中⼼是德国思想的典型趋势。(Anderson,货币价值（纽约：1917）,p.433n）”）。国家可以不顾经济学规律，建⽴政治和军事的超级权⼒。德国⺠众⾯临的所有困难，⽆论来⾃国内还是国外，⾸选解决⽅案都是军事途径。只有⽆情的权⼒运⽤才被认为是明智的政策。

这就是德国的政治思想，也被称作“军国主义思想”。（原注：在德国，⼈们普遍认为，外国理解强⼤的武器装备就是军国主义；因此，英法在⽔上和陆地保持强⼤的舰队和军队，⾄少和德国、奥匈帝国⼀样是军国主义的。这基于错误的认识。军国主义并不同于武器装备及战争准备，⽽是⼀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也就是泛⽇⽿曼、保守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所认为的“德意志国家”和“德意志⾃由”的社会，也是其他⼈赞扬的“1914年理想”的社会。它的反⾯是“⼯业型社会”，即战时某些思想嗤之以⿐的“⼩店主理想”社会，也是“1789年理想”的体现。HerbertSpencer,《社会学原理》Vetter翻译德语版（斯图加特：1889），vol3,pp668-754。在对这两种类型社会的阐述和对⽐上，德国⼈和盎格鲁-撒克逊⼈相当⼀致，尽管术语上并不如此。对这两种社会的评价⾃然未达成⼀致。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德国不仅有军国主义者，也有反军国主义者，英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有反军国主义者，也有军国主义者。）

然⽽，将世界⼤战仅仅归咎于军国主义是错误的。德国军国主义并⾮像英法战争⽂学所说的那样，起源于“条顿种族”的残暴本性。这不是根本原因，德国⼈⺠过去和现在的⽣活环境才是。⽆需多少洞察⼒就能看出，如果德国⺠众处于英国、法国或者美国⺠众的处境，他们也不会⽀持1914年世界⼤战。德国⺠众从和平⺠族主义和古典普世主义，⾛到威廉时期的军事帝国主义，是政治和经济现实压⼒带来的诸多问题导致的。这⼀点，⻄⽅其他⺠族要幸运得多了。今天，德国在重塑经济和国家的道路上⾯临的种种问题，再次完全不同于东⻄⽅的那些邻居。要理解这些特殊之处，就不能回避研究那些看似不太相关的事情。

——摘自《民族、国家与经济》序言，蒋豪译

来源：正直光束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