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14年印度政府推出“印度制造“计划以来,三星在印累计投资额已达492亿卢比(约合6.2亿美元)。
自2014年印度政府推出“印度制造“计划以来,三星在印累计投资额已达492亿卢比(约合6.2亿美元)。
当年,印度总理莫迪亲自为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戴上象征工业成就的“莲花奖章”,当地媒体将这场签约仪式称为“亚洲世纪的开端”。
李在镕为了彰显三星融入印度的决心,甚至在宴会上穿上印度传统服饰,盛装出席。
截至2023年,其在印度北方邦诺伊达建立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已成为全球最大手机工厂之一,年产能突破1.2亿部。
可如今,这张盛装头巾照,也许是李在镕最想毁掉的照片。
因为现在,他只想带着三星投奔中国。
当初,李在镕选择在印度投产,并非偶然。
2014-2023年间,印度手机用户从87亿激增至12.3亿,年均增长率达4.2%。
李在镕正是看到了未来庞大的手机市场,迅速抓住机遇,其Galaxy系列在印度市场占有率从2018年的16%飙升至2022年的24%,仅在2023年Q4就狂揽45亿美元营收。
更具诱惑力的是印度的人力成本。
印度普通工人月薪普遍在150-200美元区间,仅为中国珠三角地区的三分之一。
三星在诺伊达工厂创造的1.2万个就业岗位中,超过80%员工学历低于高中,却能完成精密电子元件的组装任务。
天时地利人和占尽的三星却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税务风波将三星的印度梦击得粉碎。
2023年7月,印度中央间接税和海关委员会(CBIC)对三星诺伊达工厂启动专项稽查。
调查显示,三星通过爱尔兰子公司将5G基站核心组件RRH(Remote Radio Head)申报为“通用电子元件”,规避适用20%进口关税,实际应税类别应为“专用通信设备”(税率5%)。
经印度所得税法庭裁决,三星需补缴税款192.3亿卢比(约2.4亿美元),并追加罚款44亿卢比(约5400万美元)。
这笔罚款相当于印度三星大半年的利润,让李在镕直呼“冤枉”。
其实,从RRH部件的关税争议中,不难看出印度政府的“小心思”。
如此夸张的罚款金额,让人不禁怀疑印度政府的目的究竟是查税,还是借着查税的名义搞钱?
如果说税务风波只是三星印度之旅的第一个坎儿,那么接下来的工人罢工则彻底让三星陷入了困境。
2023年9月,诺伊达工厂爆发大规模罢工,工人提出诉求:工资翻倍至400美元/月;实施35小时工作制;建立终身雇佣制。
这些要求对于韩国工人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因此韩方经理自然是一口回绝。
随即,管理层宣布解雇23名罢工领袖,还停发了本该在3月发放的2024年年终奖,并且将闹事工人调到重体力部门。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工人,他们开始联合周围十家工厂的工人一起罢工,以示抗议。
这场罢工不仅让三星工厂停工持续47天,也让整个诺伊达工业区陷入瘫痪。
期间还发生多起暴力事件,包括生产线设备损毁和管理人员人身攻击。
印度《经济时报》披露,罢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80亿卢比(约1亿美元),供链中断波及三星全球32个市场。
在这场风波中,印度政府的角色也颇为耐人寻味。
一方面,他们积极吸引外资,承诺提供优惠政和快速审批。
另一方面,他们又频繁重罚外商,甚至不惜以查税为名搞钱,还完全漠视工人的利益。
这种“两面派”的做法不损害了印度的营商环境,也让外商感到寒心。
不过,这也不是第一次印度人让外商伤心。
自2014年“印度制造”计划启动以来,西门子、诺基亚、沃尔玛等跨国巨头均遭重创。
2022年小米因“特许权使用费争议”被追缴65.3亿卢比税款,特斯拉超级工厂建设更是因土地增值税争议延期18个月。
税务武器背后是印度政府的财政困局。
截至2024年2月,印度外债规模达6200亿美元,外汇储备虽达5800亿,但短期债务覆盖率已降至1.2的历史低位。
重罚外资企业既能充盈国库,又能变相限制资本外流,堪称一箭双雕。
经历长达14个月的挣扎,三星最终做出惊人决定:将原计划投向印度的3亿美元空调项目转投中国惠州产业园。
这座占地120万平方米的超级工厂,正以每周5条产线的速度扩容,预计2024年底产能将突破8000万台。
这种战略回撤绝非偶然。
对比两国营商环境:中国制造业综合成本指数为98.7(2023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而印度高达134.2;
中国专利审查周期缩短至11个月,印度则需28个月;
更不用说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仅粤港澳大湾区就聚集了全球70%的智能手机供应链企业。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政策稳定性差异。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累计出台237项稳外资政策,而印度在同期废止了142项原有外资法规,新增法律条文带来的合规成本年均增长17%。
2024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印度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24%,印证了市场对印度政策风险的担忧。
长远来看,频繁的重罚最终伤害的还是印度的国家信誉。
正如《狼来了》里的那个孩子,撒谎的次数多了,讲真话也没人相信了。
来源:八姑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