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代前期史料中，沙陀族的历史书写存在着南北差异，南方史料中的沙陀人往往延续了中唐以来的刻板印象，他们也迫于文化压力而消泯自身族群特点逐渐在地化。后梁史料中的沙陀书写呈现出反常的中性化文本面貌，这是宋人修《旧五代史》时对指斥性文字进行删改的统稿成果，而沙陀帝王的

感谢唐寅同学赐稿

原文载《宋学研究》第六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

五代前期的沙陀书写

文 / 唐 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摘 要：

关键词：沙陀 五代十国 历史书写

唐末五代的史料大多以军事内容为主，在单一的征伐叙事中，很难窥见汉人百姓或统治阶级对蕃人的态度，而融入杨吴-南唐、吴越、前后蜀等南方政权以及北方中原王朝的沙陀人后代，对先祖的历史形象也会进行一定地改写，褪去其原有的“夷狄”色彩。契丹政权对中原的侵扰更使得在汉地的沙陀人加速融入汉民族，其原有的共同体意识土崩瓦解。“沙陀共同体”并没有自己族群独有的文化记忆（如北魏之鲜卑、元之蒙古、清之满洲等），也并没有为加强族群认同做出制度性的努力（如金世宗、清高宗等）， 北方的沙陀族依附于唐王朝的正统话语，与朱梁争战并最终“中兴唐室”，开启了五代的“沙陀三王朝”，也不断融入中原汉族，直至宋初胡汉语境消解，华夷之辨的矛头指向了新崛起的辽国。

近年来历史书写、史料批判的研究取向蔚然成风，对于中古的异族王朝如何建构其历史文本，学界多有发明。但五代文献散佚严重，最核心的史料《旧五代史》也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残本，又遭四库馆臣篡改，许多文本细节变得扑朔迷离。

欲探究沙陀书写的变迁，不能不把目光先移向唐代。其实自安史之乱以来，沙陀等胡族的形象就日渐走向负面化了，即使是唐廷的功臣也不例外。如《旧唐书》中对仆固怀恩的描写：

怀恩以寇难已来，一门之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再收两京，皆导引回纥，摧灭强敌，而为人媒孽，蕃性犷戾，怏怏不已。

唐时大量粟特胡人入华，安史之乱及后来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局面，“蕃人”都是推动其形成与发展的强大历史力量。而粟特胡商更深入人心，“胡人识宝”的故事更是在唐五代传奇小说中屡见不鲜。 唐人对蕃人的偏见或刻板化印象可谓其来有自，经历了漫长的积淀。但当五代的沙陀系王朝统一北方，接过隋唐以来的正统话语时，历史书写呈现出了南北分途的形态。

胡耀飞曾撰写《五代蜀地粟特系沙陀人考》《吴、南唐政权境内沙陀人考》二文，对逃亡、迁徙至南方王国的沙陀人及其后代进行了梳理与考证。 限于史料以及迁移南方的沙陀人本来就很少，沙陀人在南方系史料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且多为负面形象。如在路振《九国志》中，安仁义的形象是一个典型的贪鄙的胡人：

仁义蕃性好货，虽凋弊之后，科敛尤急。初儒之乱，士庶多奔豫章，及诸郡平，流者皆复，行密皆以循吏守之。唯浙右人闻仁义所为，相与悲叹曰：“独吾郡乃得蕃人。”以是多无归者。

浙右百姓抵触安仁义“科敛尤急”的做法，但却把原因归结为其乃“蕃人”，而路振在编撰《九国志》时，也使用了“蕃性好货”这样的表述。但此则记事仅见于《九国志》，在《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主流史料中均未见。当然，安仁义主要活动于杨吴政权，未被以记叙北方中原王朝为主的主流史料纳入亦属常情。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将“蕃人”与“好货”“凶残”“善骑射”等标签联系起来的叙述模式，在唐、五代史料中绝非个例。无独有偶，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也记载了一个在蜀地的沙陀人安重霸：

葆光子曰：“蜀简州刺史安重霸黩货无厌，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邓，能棋，其力粗赡。安辄召与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后进之。终日不下十数子而已。邓生倦立且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效而自求退？’邓生然之，以中金十铤获免。良可笑也。

安重霸原出于云州，在李克用帐下为将，因罪奔梁，在梁复以罪奔蜀，前蜀政权的反应是“蜀以蕃人善骑射，因为亲将”。 这类刻板印象也表明，沙陀人在汉族占绝大多数的南方王国，是少数个例，而其后代也极力洗刷种族身份，以求融入南方王国的政治环境。胡耀飞的《杨吴政权代北家族的本土化——以所见雁门李氏为例》即对李承嗣家族的本土化有精当的分析。胡氏从墓志的婚姻关系入手,指出作为代北地区汉人后裔的李承嗣家族,因战事而南下,与杨吴政权核心家族三代联姻,最终得以实现本土化，其雁门籍贯也在墓志中淡化乃至泯灭。 可见在南方史料中的沙陀人，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受过“刻板印象”的洗礼，而有后代者则逐渐适应环境，成为“南方人”。但我们不应忽视，北方史料中的沙陀人也有着复杂的历史书写，尚有未发之覆。

《旧五代史》是北方系史料的主要代表，而《旧五代史》的文本经历了多重书写，其纪传主要取材于各朝实录。 后梁和后唐，由于其自身的族群差异和对正统话语权的争夺，其族群书写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后晋遭受契丹入侵之后，胡汉语境又进入了新的阶段，直至五代末宋初基本消解。因此本文着重探讨的是五代初年契丹尚未入侵中原前这一时段的历史书写。虽然同属异族，但契丹这一北方强敌并不在笔者的讨论范围内，一则根据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契丹-辽开启了征服王朝的模式，与沙陀系王朝不同。 二则在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辑佚而来的《旧五代史》中契丹相关文字遭到馆臣严重删改，已非当时的原貌，从历史学求真求实的角度出发，并不适宜拿来探讨时人的书写模式和对契丹的感受。

后梁篡唐后，即面临宣称忠于唐室的各方政权的敌对。冲突最激烈者莫过于以李克用、李存勖为代表的沙陀集团和江淮一带的杨吴政权。 两浙钱镠因为遵奉事大策略和征伐杨吴的现实需要，成为梁廷册封拉拢的对象，在梁史的叙述中也呈现出与杨吴截然不同的面貌。

《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中提到了许多与梁廷有往来的地方政权或藩镇长官，在记叙其事时，往往以地名+人名的方式称呼，如两浙钱镠、湖南马殷、同州刘知俊等，或径称为“燕人”“潞人”等。这种基于藩镇区划的书写模式既符合藩镇时代的实际，也显得言简意赅。但对于沙陀集团的书写，梁史文本中呈现出了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大部分情况下，书写沙陀集团时，往往是以“晋人”“晋将”“太原李存勖”“河东李克用”等开头，与其他政权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不过在和指称杨吴政权的用词对比后，很难不使笔者产生一些怀疑。

在指称杨吴政权时，《太祖纪》中的用词往往是“淮夷”“淮寇”“淮贼”，而不是“扬州杨行密”这种书写模式。但对仇怨更深、征伐更频繁的沙陀集团，却大多用地域+人名的普通模式书写，未免不合情理。且朱温于上源驿谋杀李克用未果，双方不仅有国仇，更有私恨。何况沙陀本属异族，打着唐朝的旗号与梁争斗，抓住其种族更好大做文章。但偏偏《太祖纪》中，对于沙陀集团的记载，大多显得“波澜不惊”。这与其说是史官修史时无定法，不如说是后来删改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在《太祖纪》中，还是能找到朱温本人和梁廷官方当时的一些用词。

《王景仁传》载：

太祖异礼待之，颁赐殊厚，顾曰：“待我平代北寇，当尽以王师付汝南讨。”

时镇、定作逆，朋附蕃丑，遂擢为上将，付步骑十万，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

镇、定指的是镇定节度使王镕的势力，王镕后来投靠沙陀集团，而代北寇和蕃丑指的都是沙陀集团。

《氏叔琮传》亦载：

太祖闻之，喜谓左右曰：“杀蕃贼，破太原，非氏老不可。”

乾化元年梁廷的诏书：

庚寅，制曰：“扈氏不恭，固难去战；鬼方未服，尙或劳师。其蚁聚余妖，狐鸣丑类，弃天常而拒命，据地险以偷生，言事讨除，将期戡定。

这是太祖朝史料中的“漏网之鱼”，梁太祖在这里很明确地用“代北寇”“蕃贼”来指代沙陀集团，而官方制书中以“有扈氏”“鬼方”等周代典故指代尚未平定的太原、淮南等政权，极尽贬低之能事。

面对这些差异，有必要对《太祖纪》的史源进行考察。《太祖纪》的史源，由《梁太祖实录》三十卷、《大梁编遗录》三十卷和《梁功臣列传》十五卷组成，此论基本上已颠扑不破。但这三种文献皆已散佚，仅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有零散的几条记载。《考异》中有一条材料，或许可作为审视《太祖纪》历史书写的突破口：

《梁太祖编遗录》：“甲戌，并帅自曹南旋师，上出封丘门迎劳之。克用坚请入州内，上初止之，乃于门外陈设次舍，将安泊之。克用不诺，因纵蕃骑突入，驰至上源驿。既不可遏，上乃与之并辔，送至驿亭。是日晚备宴，宴罢，复张乐，继烛而饮。克用酒酣使气，广须乐妓，颇恣无厌之欲；又以丑言陵侮于上。时蕃将皆被甲胄以卫克用。上既甚不欢，遽起图之，遂令都将杨彦洪潜率甲士入驿戮之。时夜将半，克用沉醉，忽大雷雨暴至，克用不觉，近侍人乃灭烛推于床下藏之。蕃戎与我师斗，战移时方败，杨彦洪中流矢而毙。是时阴黑，克用遇一卒，背负登尉氏门，因得悬缒而出，乘牛行数里以投其众，余亲卫数百人，皆剿之。其后克用至太原，以是事表诉于唐帝，蒲帅亦继驰书请上与克用和解，上终不释憾。”

这里的《梁太祖编遗录》，其实就是敬翔的《大梁编遗录》，且司马光对该材料的评语是“此乃敬翔饰非，今不取”，说明这就是敬翔《大梁编遗录》的别名。司马光考究异同，往往倾向于考察史实本身以求中正公允的叙述，而他的《考异》往往只呈现他觉得不对的材料，他觉得对的材料就简洁概括了，这为考察五代史的原始样貌带来了不小的阻碍。这条材料的珍贵之处，在于呈现了后梁实录的原始形态。相比之下，《太祖纪》中的上源驿之变显得较为平淡：

五月甲戌，帝与晋军振旅归汴，馆克用于上源驿。旣而备犒宴之礼，克用乘醉任气，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围而攻之。会大雨雷电，克用因得于电光中逾垣遁去，惟杀其部下数百人而已。

敬翔笔下的上源驿之变，叙事更翔实且充斥着对李克用的侮辱、贬低，可见司马光能看到的这本《梁太祖编遗录》，与《太祖纪》所本的后梁实录，在文本细节上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从何而来？有两种可能性：后唐史官所改或宋人修《旧五代史》所改。 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有必要观察《旧五代史》后唐部分对于“伪梁”的删改。

李存勖灭梁后，后唐官方并不承认梁代的正统，也没有给梁末帝修实录，并指斥梁为“伪梁”，该词在当时的官方制诏中比比皆是，今本《旧五代史》后唐部分仍存留十余条之多。而这种书写规范借后唐的权威也渗透到了墓志的书写中，且许多志主并非身处后唐直接统辖的区域，可见其“中兴话语”影响力之大。

后唐实录中存在着铺天盖地的“伪梁”，但在今本《旧五代史》中仅有十余条，显然也遭后人改动。如果假设后梁指斥沙陀的文字遭到后唐史官的删改，那么便无法解释为何“伪梁”也遭到删改，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石敬瑭指斥潞王李从珂为伪这一书写模式上。 类比这些案例，可以发现这些改动大概率皆出自宋人之手，宋人在修《旧五代史》时，对这些指斥伪朝的文字进行了中性化的处理，使其褪去原本咄咄逼人的面貌，但也正是因为出自宋人之手，统稿难免草率，故而留下了些许踪迹可循。而后唐史官改后梁实录这一猜想恰恰是一个反证，因为这无法解释“伪梁”与“伪潞王”的大规模删改。

基于宋人改实录这个判断，有必要对《末帝纪》的文本也进行考察。《末帝纪》的文本与《太祖纪》相比，又是另一种面貌。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诏至，张彦坏裂，抵之于地，谓德伦曰：“梁主不达时机，听人穿鼻，城中扰攘，未有所依。我甲兵虽多，须资势援，河东晋王统兵十万，匡复唐朝，世与大梁仇雠。若与我同力，事无不济，请相公改图，以求多福。”德伦不得已而从之，乃遣牙将曹廷隐奉书求援于太原。彦使德伦吿谕军城曰：“可依河东称天祐十二年，此后如有人将文字于河南往来，便仰所在处置。”

注意“梁主不达时机”这句话，这是张彦说的话，这种描述绝不可能是后梁官方的记载，而是一个第三者的视角，且梁末帝一朝本无实录，张昭远在后周修前代实录时本欲补修朱友珪与梁末帝的实录，但因为文献散佚，未能修成。 《末帝纪》的文本主要由后唐实录与宋人文献构成，正如郭武雄在《五代史料探源》中指出：

梁末帝无实录，宋初以前记载有关末帝实录者，有《庄宗实录》之叙及梁末帝事迹者、《庄宗列传》之《朱友贞传》、范质《五代通录》及《五代会要》等。前四种 史料完本皆已亡佚，今仅存其文数十条，散见于《资治通鉴考异》中。其中范质《五代通录》有关末帝之记载，似乎对宋初梁末帝史料之收集与整理贡献最大，因质曾以梁末帝无实录，乃采碑碣、诏制、奏章之类补叙末帝事迹，并为《薛史》、《资治通鉴》诸书所参据，《崇文总目》曾盛赞其赞次与时序最有条理。《五代会要》今虽尚存，然因偏重典章制度，故叙及梁末帝事迹者，仅数则而已。

郭氏这段话对《末帝纪》的史源构成作出了清晰而准确的说明，但他言简意赅的结论并不包含对《末帝纪》文本细节的分析，史源分析如无具体的文本佐证，无异于空中楼阁。而《末帝纪》中许多对沙陀集团的描写，可以帮助我们检验这个结论是否成立以及考察宋人的改动体现在何处。

在指称沙陀集团时，《末帝纪》一开始用的是“晋人”“晋军”“晋王”等词，但在李存勖称帝后，立刻转写为“唐军”“唐帝”，且通篇无“沙陁（陀）”等字样，叙事的线索随沙陀而波动。但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这直接抄录自后唐实录，后唐实录是不会指称自己是“晋人”“晋军”“晋王”的，《末帝纪》中指称沙陀集团的这些词，明显出自第三者的视角，很有可能也是宋人修史时统稿的成果或采择了《五代通录》。

《末帝纪》中尚有不少完整的长篇制诏，这和《太祖纪》中简短的诏书差异显著，而这类诏书的文本，也是窥探《末帝纪》史源构成的一扇窗户：

王者爱育万方，慈养百姓，恨不驱之仁寿，抚以淳和。而炎、黄有战伐之师，尧、舜有干戈之用，谅不获已，其犹病诸。然则去害除妖，兴兵动众，杀黑龙而济中土，刑白马而誓诸侯。终能永逸暂劳，以至同文共轨，古今无异，方册具存。朕以眇末之身，托亿兆之上，四海未乂，八年于兹，业业兢兢，日愼一日。虽逾山越海，肃愼方来；而召雨征风，蚩尤尙在。顾兹残孽，劳我大邦，将士久于战征，黎庶疲于力役。

朕闻惟辟动天，惟圣时宪，故君为善则天降之以福，为不善则降之以灾。朕以眇末之身，托于王公之上，不能荷先帝艰难之运，所以致苍生涂炭之危。兵革荐兴，灾害仍集，内省厥咎，盖由朕躬。故北有犬戎猾夏之师，西有蒲、同乱常之旅，连年战伐，积岁转输，虔刘我士民，侵据我郡邑。

这两则诏书仅为节选，原文篇幅更大。诏书中的许多用词与《末帝纪》的整体叙事风格出入较大，末帝用“蚩尤”、“犬戎”来形容沙陀集团，这很明显绝不可能是采自后唐实录，而后唐实录中也毫无必要如此详细地记载梁廷的诏书。结合郭氏的结论，笔者认为，这类诏书文本来自范质的《五代通录》。

除了关于沙陀的文本，《末帝纪》中还存留不少口语对话，在此不一一列举。但口语对话的大量掺入，明显是拿列传的文本填充本纪，和以后梁实录为史源且叙事精简的《太祖纪》两相对照，益发证明郭氏论断的正确。

综上，笔者对《末帝纪》文本的构成有个初步的认识，即主体史事和叙事线索以《五代通录》与后唐实录为基础，制诏等详细的原始文本大概率来自《五代通录》，宋人编纂时也延续了“统稿工作”，将一些指称词进行改写，使文本趋于中性化。

梁史本纪中对沙陀集团的书写，用词普遍比较中性化，这和其史源与编纂过程息息相关。而沙陀集团本身的“沙陀”二字，在梁史本纪中有无呈现？其实也是有的：

乙卯，时溥出兵暴砀山县，帝遣朱友裕以兵袭之，败徐军三千余众，获沙陁援军石君和等三十人，斩于宿州城下。

八月甲寅，昭义都将冯霸杀沙陁所署节度使李克恭来降，帝请河阳节度使朱崇节为潞州留后。

初，刘知俊诱沙陁振武贼帅周德威、泾原贼帅李继鸾合步骑五万大举，欲俯拾夏台，节度使李仁福兵力俱乏，以急来吿。

前文已辨析梁史文本对沙陀集团的描写多有改动之处，但何以这几条资料保存了“沙陁（陀）”一词？或许这暗示我们，后唐与宋对于源出沙陀这一事实并没有那么忌讳。

史书的删改是一个大批量的工程，往往删削王朝本身特别敏感的地方，但后唐政权源出沙陀这点似乎并非其违碍区。首先，后唐政权本身无法讳言自身帝系源出沙陀，很难掩盖这一事实。其次，在赐姓编入唐室帝系、以大唐政权正统自居后，沙陀出身已被优先级更强的正统性话语超越，因此并非删改的目标，尽管在后梁政权看来，“沙陀”的族群身份本身已隐含着无法得到中原正统的意味。后唐政权对“沙陀”身份不以为意，这和在南方的沙陀后裔对自己族群身份的敏感形成了鲜明对比。结合其他史料，我们可以对这种“沙陀”观有进一步的认识，《旧五代史.康福传》载：

客有退者，谓同列曰：“锦衾烂兮！”福闻之，遽召言者，怒视曰：“吾虽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为烂奚！”因叱出之，由是诸客不敢措辞。复有幕客姓骆，其先与后唐懿祖来自金山府，因公燕，福谓从事辈曰：“骆评事官则卑，门族甚高，真沙陀也。”闻者窃笑焉。

康福这段话大有可玩味之处。在他眼中，虽然他生于塞下是沙陀族，但也是“唐人”，和奚族这类“夷狄”不可同日而语。他的认知里，“唐人”应该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而这个集合体包括了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和沙陀族人。而康福对骆评事的夸赞，也体现出沙陀族身份之尊。其实不光是臣下，《五代史阙文》中有一条材料，反映出后唐的帝王也毫不讳言其源出沙陀：

明宗出自边地，老于战陈，即位之岁，年已六旬，纯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祷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故天成、长兴间，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

这则材料初见于王禹偁的《五代史阙文》，后来在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唐明宗李嗣源的自白被改成了“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 这句“岂足治天下”是欧阳修的“春秋笔法”，可窥见北宋中期华夷之辨日趋严密的思想状态。欧阳修对五代极端否定，唯独对明宗评价稍高，这种笔法正凸显宋朝乃正统所在，“圣人”对应到宋太祖赵匡胤，重心在宋朝应天受命的叙事。

但明宗的这段话并不见于《旧五代史》，可见后唐实录并不载此事，事实上明宗在宫内的自白如何流传出来，这本身就必须打上一个问号。许多宋代史籍都沿用了这一说法（如曾巩的《隆平集》），不少宋人也对唐明宗的作为和这番话津津乐道。这则材料与其说是明宗的心声流露，不如说是宋人视角下的“五代”与“沙陀”。这番话的真实性无从证实或者说也无需证实，它代表的是当时人对于明宗的一种观感，这则史料能得到记述和流传也说明时人认可明宗可能说出这种话。王禹偁便自言“皆闻于耆老者也”。宋人借明宗之口浇己之块垒，在宋人眼里，蕃人其实未必有资格做“中华主”，而故事中的明宗也很清楚后唐依附大唐正统话语的现状，并在心底里认为自己是“华夏边缘”，并未对沙陀族超越汉族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有乐观的想法，这一点和之后的辽、金、元、清不可同日而语。从这点来说，沙陀三王朝和“征服王朝”还是有区别的。

邓小南的《祖宗之法》在引到这则材料时，把王禹偁和欧阳修的文本直接当作信史，认为“明宗全然不以居高临下的异族统治者面目出现，而是坦诚作为‘蕃人’治理天下之困难，其向心于汉地‘圣人’的姿态十分明朗” 。未免过于轻信了这则文本。在史源意识愈发鲜明的今天，应当更注意史料的层次。唐明宗的形象掺入了宋人建构的成分，但未尝不是后唐时期种族观的反映。

明宗时期是五代的分水岭，在他之后，后唐由于内忧外患逐渐陷入崩溃，石晋引契丹入中原最终又引火烧身，使得中原混战持续了很长时间，这都是众人皆知的史事，在此不赘。但契丹的入侵带来的一个巨大影响便是加速了沙陀族和汉族的融合，五代末年和宋初的许多文武大臣皆源出沙陀，但其言行已与汉人无异，其籍贯、族属也渐渐被搁置不提，宛若北朝的鲜卑族一般，完全融入了汉族这个族群。沙陀王朝是很特殊的异族王朝，既不像元魏经历了一定的汉化过程，以完全异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属于“渗透王朝”；也不像辽、金、元、清一样始终坚守其民族主体，属于“征服王朝”，它夹在二者中间，打着中兴唐朝的旗号以异族入主中原，恰好就在这个转折点上，其族群意识的瓦解和“沙陀书写”的消亡，契丹功不可没。

南北史料的分途、五代各朝国史的文本细节仍有待更细致的考察，许多中间文本不是付之阙如就是面目全非，但《资治通鉴考异》中仍有一部分佚文值得归类整理，如《庄宗实录》《庄宗列传》等。笔者这些粗浅的想法，大多是选取稀少的个例，依托前人的论断进行细节上的分析，或许不无穿凿之处，问题意识也有待加强，但“大胆猜测、小心求证”仍是史学应有之义，对于文献散佚严重、文本层次复杂的五代史料，更需要正本清源，对于每一条史料、每一个用词都要有细致的考量。

一 宋史研究资讯一

邮箱：txq1627@126.com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