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下着雨，我正在院子里收晒的花生，半干不干的，有几颗已经发出淡淡的霉味。快递小哥骑着电动三轮闯进我家没关的院门，轰的一声把我吓了一跳，差点把簸箕掀翻。

我六十五岁了，在老槐村住了一辈子，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收到这种快递。

那天下着雨，我正在院子里收晒的花生，半干不干的，有几颗已经发出淡淡的霉味。快递小哥骑着电动三轮闯进我家没关的院门，轰的一声把我吓了一跳，差点把簸箕掀翻。

“杨大伯，您的快递。”他摘下雨水浸透的头盔，露出一张娃娃脸。

我糊涂了：“我没买东西啊。”

他看了看单子：“杨守信，老槐村18号，是您吧？”

那确实是我。我接过泛黄的快递袋，包装很朴素，像是被雨水打湿过又晒干的样子。快递小哥走了，我把袋子放到八十年代的老柜子上，继续收花生。直到晚上看春晚重播，我才想起来拆这个不明来历的包裹。

里面是一个牛皮纸信封，装着一摞钱和一封信。整整齐齐五万块，全是百元大钞，有新的也有旧的，边角都有些发卷。信是打印的，纸张泛黄，上面只有一行字：

“这是我父亲欠下的最后一笔债。”

落款是”李建国之子”。

我双手一抖，差点把钱掉到地上。

李建国这个名字，二十年没人敢在老槐村提起了。

李建国当了十五年的村主任，上世纪末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村刚开始搞土地承包，村里的砖窑厂也在火热经营，年年有利润。村集体账上的钱由他一个人管。

我那时是村会计，每次记账，都觉得数字对不上，可李建国说我算错了，还在村民大会上说我文化水平低，连个账都记不明白。我没文凭，是真的，初中都没毕业，可账我不会记？我家里的七亩三分地收成，过冬的腊肉要腌几斤，煤炭要买几吨，柴火要垒多高，这些我能不清楚？

可那时候谁敢顶撞村主任呢？他姐夫在县里当官，妹夫在信用社做主任。

我不是没有质疑过。有一年，村里要修路，预算是三十万，可最后只用了二十万不到。剩下的钱去哪了？李建国说是留作维护费。第二年，他家盖起了二层小楼，全村第一栋。

“杨大伯，喝茶！”他在新房里给我倒了杯茶，笑着说是儿子在县城工作寄钱回来盖的。

茶杯是那种印着”中国红”字样的红瓷杯，亮得刺眼。他给我看了新买的组合音响，说是两千多。我只是笑笑，手指无意识地蹭着茶杯上掉了一角的金边。

村里人背地里都说李建国贪污，但当面还是叫他”李主任”，带着恭敬。毕竟他能给村民办事：谁家要盖房，批地快；谁家要上学，开证明痛快；谁家有矛盾，他来调解，村民都服他。

直到千禧年那年，县里突然来了审计组。

我记得那是个闷热的夏天，蝉鸣声吵得人心烦。审计组的车一停在村委会门口，村里就炸开了锅。

李建国不见了，听说是凌晨三点骑摩托车跑的。

审计结果出来，村里炸锅了——贪污挪用的集体资金加起来近百万。那个数字，对我们村来说太大了，大得让人难以想象。一个农民一年辛苦下来，能有几千块就不错了。

“杨会计，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村民们把矛头对准了我。我能说什么？我确实怀疑过，但没有证据，更没有能力阻止。我只是个小会计，文化不高，权力更小。

村里人不依不饶。有人甚至说我是李建国的同伙，分了钱。为了证明清白，我把自家的存折都拿出来给大家看——五千三百六十八块钱，是我和老伴十年来的积蓄。

来源：橙子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