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俩终于结束了在西安寄人篱下的生活，一天早晨乘西北公路局的交通车（一部大卡车）一路风尘，中午便到了乾州。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施行强化治安统治，防止异党活动的开始。在人们眼里，我俩的行迹确实非常可疑，和一般到任的教师不同，我们没有皮箱、行李，甚至连一些必备的生活用
在陕西
我俩终于结束了在西安寄人篱下的生活，一天早晨乘西北公路局的交通车（一部大卡车）一路风尘，中午便到了乾州。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施行强化治安统治，防止异党活动的开始。在人们眼里，我俩的行迹确实非常可疑，和一般到任的教师不同，我们没有皮箱、行李，甚至连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也没有，像是一双在逃的通缉犯，或是私奔的男女。
在乾州，新的生活、新的工作开始了。乍一走进这个陌生的领域，一切都感觉到新奇不方便。我们在前线和在这里不同，现在应当用另外的面孔、另外的礼节来应付一切事物，实在觉得别扭不习惯。但为了工作，更是为了生活，要忍耐，要坚持。好处是凭自己的劳力挣的，比起在西安靠别人的恩赐生活，精神上觉得轻松解放得多了。
这个学校是新建立的，校址是旧城隍庙。我们的宿舍是判官小鬼们的供廊，住着心理上有些阴森可怕。不久，又找了民房，就这样安置了初步的家。因为抗战，国家财政消耗大，教育经费打对折，我们的工资待遇只能拿到二分之一的数字，如当时俪生月薪120元仅发60元，我30元只发15元。我俩刚刚开始建立家庭，一切都要从头购置，故经济情况相当紧迫。
那时候，校长是张润泉，教务主任是李实之，总务主任是刘东京。一开始只招收四班学生，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甲班为女生班。俪生是专任英语教员，兼丁班级任；我是兼任音乐教员。因为我俩都是学生出身，以前也都教过书，故对教书工作算是旧课重温，再加上认真肯卖劲，故教学声誉是好的。群众说好，在另一方面还会有人说坏，说什么来历不明呀，大学没毕业呀……听了令人发笑，也不愉快。我们的内心深处是矛盾的，人生就这样教教书就算完了吗？不见那些教书教惯了的老教师工作之余就是打牌、吸烟，可我们是受过战争洗礼的，我们头脑里还武装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虽不能公开宣扬出去，可我们自己理解自己。目前，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我们用什么方法自拔、向上，开展新的工作道路？当时，这是盘旋在脑际的主要课题。
全校四班英语课由俪生一人独挡，是从 A 、 B 、 C 开始教起，每周有二十四小时课，喊一上午，到终结下课时，已累得喘不过气来了。再加上当班主任，看大小楷、日记等，一天到晚忙得没空闲，他身体单弱，就这样勉力支撑。为了自拔不沉沦，夜里是自己的时间，就拼命地写作。用了四个学期的业余时间，有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完成了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梦》，曾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发表出来。之后，又印行了单行本。因为向外边不断寄稿件和通讯等，乾州的县党部（国民党）把我们当做嫌疑分子，我们的信被封封查讫，从此又加上了政治压迫的负担，精神又紧张起来。乾州这个民情硗薄的地区，不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地，我们要争取离开这里。
正在这不愉快的时候，1940年秋8月我的长女毛毛下生了，大名取为绛。何以取名为绛呢？俪生原本是搞创作的，因为环境逼迫，不能再坚持下去，就转而从事历史学研究。历史上明末清初的爱国学者、思想家顾炎武原名绛，后弃而不用，我们拿来给自己的孩子冠上其名，作为开始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纪念。家中有了孩子，增加了不少生机和乐趣，我整日里忙生活，忙孩子。而俪生在学校的负担有增无减。在毛毛周岁时，他终于因劳累过度，身体又垮了，患了伤寒，在死亡线上挣扎，多亏一个吴老大夫，真是耐心，仔细品体病人的复杂病状，调整方剂。这是一场致命的重伤寒病，大夫每用一味药都经过熟思考虑，斟酌用量，使病人慢慢渡过了危机。学校领导也意识到俪生的工作量太大，给他酌情减轻带课负担。
我们带的学生要毕业了，全省统一会考，结果乾州中学英语总分名列前茅。这件事，引起了各个中学校长的注意，打听谁是乾县中学的英语教员。得知是杨秘书主任的学生赵俪生其人。大家公认教书成绩好，于是争相聘请，俪生接收了西安高中的聘书，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总算要离开乾州了。当时西安高中刚从洋县迁回关中泾阳，校址大半征调的是民房和庙宇，也是临时凑合着，只要能上课就行了。校长是侯良弼，他是陕西省有名气的中学校长，他本人兼代高二数学。这人是个怪人，对任何势力都不买账，举一例：西安高中没有三青团组织，这是因为侯校长敢于对抗当时省三青团头儿杨尔瑛。他在校长办公室公开骂街："杨尔瑛这驴日的，他想在我高中发展三青团，告他说，我不要！"就这样顶回去了。国民革命军第52军军长关麟征是被侯校长开除的西安高中的学生，除名时校长讲话："你娃要有出息的话，回来把侯校长看下子……"话说隔了好多年，有一张名片送到侯家，上写国民革命军第52军军长关麟征拜访，校长赶紧叫听差的回话："侯校长不在家。"
俪生在高中讲授全校高二级英语，共三个班，看作业、看练习，没有丝毫时间搞一点自己的业余课题研究，并不比在乾中轻松，他感觉到很累。因为在泾阳是临时校址，教员没有宿舍，生活很不方便。再者，侯校长、赵俪生两人都是个性脾气不好的人，时间长了，不太容易合作。故我们只在此校待了一个学期，俪生深深考虑，没有再接收高中新学期的聘书。在此校时间短暂，对它的优越性尚未领略一下，我们就离开了。
在这里，还须补叙一句的是，俪生在清华的好友程之平（原名程骏声），他曾两次到乾州来，表示希望我们夫妇二人替西安城工部做些搜集情报的工作。我们忠诚地允诺了。约好接头的人不管姓什么，名字总叫"育人"，手里拿的是罗曼·罗兰的《生与死的搏斗》。有一次，当俪生到乾州来探亲的时候，有一位叫"李育人"的人到泾阳去访问，他由同事国文教员余达夫接待，在俪生床上住宿一宵。此人在枕边留了一本书：《生与死的搏斗》。
到蔡家坡
铁道部立郑州扶轮中学从洋县迁到岐山蔡家坡了，这个学校聘我们两人为英语、历史教员。此时毛毛已满两周岁，我可以腾出手脚上课。我俩高高兴兴接了聘书，从西安往蔡家坡搬家，行李虽不多，但上车携带起来也够麻烦的。上了火车，刚一坐定，车就开了，我还顾不得查点行李数目。毛毛忽然告我说："妈妈，咱们的茶壶呢？"我恍然醒悟，把茶壶丢了。我发现毛毛虽小，脑瓜还很顶用。
扶轮中学校址建立在蔡家坡小坡村，这地方风景秀丽，学校在坡上，沟壑交错，有水泉，水汁甜美，水流潺潺，学生们就用自流水漂洗衣服。校址是使用一座庙宇的旧址，大概是名叫龙泉寺。学校没迁来时，这里有野鹿来此饮水，自我们迁往后，鹿就绝迹再没来过。坡底下是陇海路经过之地，遥望渭水，一片平野，庄稼长得很好，那时除三厂（酒精厂、机器厂、棉纺织厂）之外，这里人烟稀少，芦苇丛生，有鹭鸶栖息。苇田中有小鸟做巢在苇秆上，呱呱地叫个不停，当地土著管这小鸟叫"苇呱呱"。一到夏季满目苍翠，蛙声呱呱震耳，一派自然风光，很是宜人。
学校就在寺庙的老建筑基础上扩建，增盖了不少教室，沿土崖挖了很多窑洞，作为学生宿舍。扶轮校长名林群，号组群，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正统的国民党牌，为人貌似和平，内心阴险可怕。他的夫人更是风流多趣，她本人不是扶轮的教员、职员，但她是统治扶轮的幕后人物。她整天整夜聚赌打牌，招引一些有此嗜好的教职工和家属，说长论短，在校内制造舆论。林群也借夫人之力，在扶轮中学长期形成了一道坚固的统治层。
扶轮中学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与陕西省立各中学大不一样，学生大多比较精彩，人才济济。从扶轮培养出来的学生，当时成为学运头儿的有柯在铄、赵宏才、束布、金彭（即当今《中国日报》英文版创办人之一），另外还有大学教授、大学校长、各等级的工程科技人员遍及全国。因为这是一家有影响的学校，教师阵营比省立学校好。那时正是抗战到了艰苦的岁月，学生们的生活水平已降到最低限度。老师们也很苦，纸币贬值，月初拿到的钱，月底就不值几何了。我俩工作带一个小孩儿，比起人口多的人家来，生活差可维持。
我们的家给安排在小坡村边上的土窑洞里，这个院中有三孔这样的土窑洞，最初只有我们一家人在这里独住。如没有在前线上打仗生活的经验，很难想象一对青年人会在这里住下。洞内空间很大，大约30个平米，内部套有两个小窑，一住人，一放东西。在此校，俪生带两个高二级英语，我带四个初一历史课。工作还是相当紧张，要备课、看作业等，常常忙到午夜休息。当时没有电灯，靠蜡烛照明，记得每人每天发一支蜡，用功时我俩点四支蜡，对整个窑洞来说光线弱得可怜，仅能照亮书桌眼前看书、写字，就算很可以了。这段生活，我个人很辛苦，要忙家务，要备课、上课，还要带孩子，到冬季天还黑（有时月亮还不落），我就得早起做早点，之后跑到学校上课。我的毛毛很乖、很听话。距我家不远，有一户农民姓李，家庭小康，主妇没有孩子，她领养了一个小女孩儿，比毛毛大一岁。这位妇女心肠好，爱孩子，经常将毛毛带到她家，同她的小女孩儿一起玩耍。我上课时，总是叫毛毛在她家里玩。毛毛爱吃李大妈做的苞米面绞团饭，我总是将毛毛的一份饭食端给大妈的女孩儿吃。通过孩子的关系，我俩同这一家人交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离开了小坡村，下到蔡家坡雍兴学校宿舍去住，每逢节日，我俩总是带着孩子回来看望李家大妈一家人，这关系持续到我们离开蔡家坡到河南开封为止。
俪生那时25岁，正值精力旺盛时期，加之思想开放活跃，很得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的推崇，彼此间志趣意气相投。经常来我家讨论问题的学生有高三级的柯在铄、赵宏才（赵洛生），高二级的束布（束衣人，笔名石怀池）、金彭（金铿然）等，他们都知道俪生的许多手稿笔记和被当局查禁的革命书籍（如《海上述林》》都藏在房东老人自备的棺材中，也经常像去图书馆一样，掀开棺盖自己取读，后来他们全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扶轮中学校址偏僻，教师们住得分散，各不相关。如我们的家在最底层村边沿儿上，这地方沟壑深邃，村口建一土桥，高约30米，此桥连接村外的山路，形势很险要，我的家门口就在土桥边，万一出事，想逃都逃不出来。那时正是兵荒马乱之际，与小坡村临近的村庄不时被强人打抢，一夜数惊。当时闹土匪只抢两样东西，一是烟土，二是白洋。这两种物品，我们穷教书的一样也没有。可附近村庄接连发生的事件，对我们的安全来说，不能不考虑。学校又乏善策妥置安排，因此大家对学校领导都不太满意。我俩私下里计议，如有合适的学校聘请我们，我们将离开这里。事有凑巧，扶轮学生发起闹学潮之事，本来是驱逐校长林群的，要求改善提高学生生活津贴等。可结果恰恰相反，林群利用陇海铁路局党部的势力，校长宝座安然无恙，倒反解聘思想进步、有影响的教师，作为结束学潮的引子，俪生和我均在被解聘之列。我们就这样离开了扶轮，每想起这件事，内心就感到窝囊。林群可谓有办法有手段的国民党政客，听学生们讲，他一直干到解放，才被彻底清算。共产党对他宽大，只让他劳改、教养数年，现在夫妇二人住在西安女儿家。我俩每想到扶轮那段生活就觉得遗憾，在教书生涯中，只有我们拒聘，如乾中、西安高中，唯有在扶轮是被校长林群解聘的。这不是由于我们的不称职，而是由于那个时候的政治需要，拿我们当了牺牲品。
俪生接了蔡家坡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聘书，教授英语、国文两门课程，我是兼任历史教员。我们从小坡村搬到坡底下蔡家坡去住。这个学校是雍兴公司投资自办的私立学校。雍兴公司总经理束云章，原为宋子文手下的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七七事变后，天津陷落，束经理带着天津分行的资金，用一部分投资在蔡家坡买了当地地皮，设立了三厂一校，即机器厂、酒精厂、棉纺织厂，还有一座工业学校。学校同机器厂直接挂钩，校长是机器厂经理吴本藩先生兼之，学校分机械和纺织两个专业，各招40名学生，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毕业后由雍兴公司分配各厂录用，学生食宿全部由公司负担。这个学校由企业做后盾，故经费充足，设备齐全，有自己的实习小工厂，做到了学用结合。直到现在，西北、四川一带的机械、纺织工业方面，雍兴毕业生也是这类企业的中坚力量。
这个学校教师阵营整齐，俗话说："钱多好办事。"确实如此。学校领导层基本都是日本东京高工培养出来的人才，如校长吴本藩、教务主任姚律白、纺织科主任路济川、机械科主任刘麟阁、普通科主任吴本蔚、总务主任张麟轩等均是。教普通课程的也都是名家高手，教学质量不低于大专水平，故同学们学到的东西多而扎实。教职工的待遇比较优厚，按当时水平说，远远超过武功农学院的教授们。教师（不带职务的）底薪300元，外加饭费60元，家属米贴一石大米（按市价折合钱币）。一年发13个月的工资，还有冬、夏毛料制服两身。在那时老师们能享受如此待遇，就算高水平的了。因为是私立学校，不受官方干扰，开始创办的前数年，一切都是平静的。之后从重庆请来两位吴校长的学生，一名王德荣；另一名因工作短暂，中途走了，故而忘记了他的姓氏。他俩把国民党的一套政治把戏搬入了雍兴高职校，什么训育、军训、体育三个单位由他们掌握，国民党、三青团在学校建立起来了。政治的输入，学校也就逐渐趋于多事，平静如画的校园内暗藏着杀机，王德荣的一双眼睛在盯着他认为成问题的学生和老师们。
俪生除教课外，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德国剧作家沃尔夫的剧本《维也纳工人暴动记》。自王某进校加紧政治攻势后，我俩预感到不妙，王德荣经常跑宝鸡、岐山县等地，做联络调查工作，因此无形中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俪生掀开贮藏室地上砖，挖了一个洞，用油布将翻译、写作的稿子包好藏在地下。他精神很不正常，有些恍惚，语无伦次，甚至一度影响到教课。为了宽慰丈夫，我自告奋勇负起了反特任务，我主动向王的家属接近，表示亲近，她（王妻）家小孩多，几乎一年生一个，生活比较狼狈。她的大女儿名王辛，与我毛毛同龄，两个小孩很要好。由于孩子们的关系，王的女人逐渐同我交成朋友，说实话，她人很好。她原本是小学老师，因孩子的拖累，暂时退居家里管理孩子和家务。时间相处长了，她对我无话不谈，她丈夫的家庭、历史，我都弄清楚了。她的丈夫王德荣，安徽至德人，重庆大学工学院毕业，学建筑工程的。在上大学以前曾入江陵训练班（特务训练班）学习过两年，结业后考取了重庆大学工学院，在重庆做反学生运动工作。她说她丈夫本人不是职业特务，但他与军统、中统都有关系，故在此兼负了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建设任务。他认为国民党、三青团必须占领阵地，不能留有间隙，以免"共党"钻空子。他到宝鸡、岐山等处是为了联络组织奔跑的。他坚持在蔡家坡这个新兴工业区，应当加强巩固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客观地讲，他不失为当时佼佼杰出的政工人才。这个底儿我们掌握了以后，凡王德荣的一举一动，我都在仔细观察，有时我带着毛毛、王辛出入于办公室会客室，看看有没有宝鸡来的客人，暗中仔细察看王德荣的动静。我自认为我的工作是成功的，此后有关学校的动向、学生们的政治面貌，我大致弄清楚了。这些事于我们今后的行动、讲课内容、对待学生们的差别，都有重要的关系。可是俪生的心病还是不能根除，他的神经有些过度敏感、紧张，我也害怕出意外的事。
俪生之所以陷入恐惧不能自拔，要从两方面谈起。一方面国家大环境气候不好，国共两方面，武装冲突愈演愈烈，李先念由河南大别山进入西北，西北地方上恐惧，扬言要捉拿嫌疑分子，就是小小的蔡家坡也准备了麻袋等物，要装人往渭河里沉。传言有许多秘密杀人的事，制造恐怖气氛。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两位学生周可任（解放战争时在前线牺牲）、梁得柱等在渭河以南高店镇与蔡家坡隔河相对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农场，这个农场是地下党秘密联络地点，有时来蔡家坡联系工作，均在我家集会，而王德荣的嗅觉灵敏，我们唯恐被发觉。每逢大家碰头商议事情之时，我本人格外警惕，从容出入校园带着孩子玩耍，观察四周动静。以上的两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心理上恐惧不安的根本。我们在雍兴高职校工作了四年，无时无刻不在提防中过活。三厂一校并不平静，机器厂、棉纺织厂都闹过工潮，工人们游行罢工要求提高待遇，改善生活，改善工作条件。机器厂镇压工人，把为首闹事的工人送进岐山县监狱，棉纺织厂则开枪打死工人。王德荣插手了镇压工潮的活动，他还做主开除了进步学生文怀昔。领导认为他有功能干，将他调往机器厂当了总务长，后又任机器厂总长之职，更加有钱有权，更重要的是直接控制工人群众。此后王德荣在机器厂的作为，与我们无直接关联，相对的我们减轻了精神负担。
在学校内继承王德荣工作的，计有李厚吾、田赞之、任之涛等人，这些人都是混事庸才，对我们来说在精神上松动了一大步。在这里我们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孩儿，老二小名淘淘，大名赵纪，生于1943年12月份；老三小名小三，大名赵纲，生于1946年元月份。我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整天为家庭忙活不堪，暂退居在家里潜心管家务、带孩子，俪生则努力于历史学的研究。因为在这里生活安定，工作年限长，除接触学生外，结交了些思想投合的过去的同学、同事，如酒精厂的工程师梁其瑾、王燕昌，棉纺织厂的傅安华、左煜生，本校的陈维博等。其中左煜生和我是中学同学，他给我们的帮助很多，俪生向外发的稿子，都是托他带往西安以他的名义挂号寄出的。在特务横行的年代，他冒着风险这样做，至今，我们从内心里无限感激他，愿他地下有灵，安息吧！
自太平洋战争发起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无限扩大，军国主义的梦想和野心显然要碰到阻力了。一个珍珠港事件，促成美国参战，全面的世界战争打响之后，很快战争对比有利于盟方。这时我们国内的形势很微妙，国共两方的斗争，将来会是谁吃掉谁，尚在未定之天。小民百姓如我们者，只有俯首当好孺子牛。俪生在科研方面进步迅速，这些工作都是偷着在黑夜间干的。当时教员宿舍电灯只供应到晚上十时，就终止供电，这也是为了节约能源，当时的企业管理还是很认真的。十点以后，我们就点起蜡烛，窗子上挂起黑布帘，将书桌抬到墙角里，这样从外边一点儿也看不见室内灯光（因为有巡夜的更夫），如次日无课，他就工作到通宵。
年轻时的辛勤劳动，今天回想起来，还是很动人的。我们两人工作方法不同：我是从通处下手，俪生是找重点突破。结果，还是他见效快、有成绩，我则一事无成。他研究历史先从人物入手，选择了一些明清之际的学者做科研对象。最突出的就是研究顾炎武，这也寓有发泄自己情感的成分，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一文，发表于《大公报》胡适主编的《文史周刊》上，此文受到胡先生赞赏，还亲自写了一信给俪生，鼓励作者继续努力。
【高昭一（1914.12.23--2006.09.01），原名肇义，曾用名董弼。河北省正定县人，先后在正定县立模范女子小学、正定县立初级师范、河北省立第八师范读书，并在第八师范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小组长，负责学运工作。1937年，入山西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在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属下动员宣传团、青年部做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在山西离石与赵俪生结为夫妻。后经延安辗转到晋南夏（县）支队政治部工作，曾任万连芝中队（连）指导员。1939年秋因扶持赵俪生疟疾至西安看病脱离部队，先后在陕西乾州中学、蔡家坡扶轮中学、陕西雍兴高级职业学校任历史教员，同时接受中共西安城工部指示，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48年8月进入华北大学工作。1949年在济南《工人报》资料室工作。1951年在青岛文德女子中学任教。1952年调山东大学历史系，协助赵俪生开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课题。1957年调兰州大学历史系。后因受赵俪生政治牵连，长期离职在家，勉力支撑家庭困境危局，为丈夫的学术科研提供后勤保障。1984年离休。】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