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之前途的灯火。”晋冀鲁豫边区文化工作和文艺运动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为中国抗战史和现代文艺史增添了可观的财富和耀眼的光芒。
鲁迅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之前途的灯火。”晋冀鲁豫边区文化工作和文艺运动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为中国抗战史和现代文艺史增添了可观的财富和耀眼的光芒。
八路军挺进晋东南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军民奋起反抗，全面展开伟大的抗日战争。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将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战前线。9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1938年1月由邓小平接任）率领下，奉命进入山西东南部。旋即太行、太岳成为华北抗日和政治斗争的中心，长期驻扎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二九师司令部等党政军重要机关。
老百姓观看日本人的布告
日本侵略者不仅武力占领我国领土，屠杀大批抗日军民，而且宣扬“我们都是黄皮肤，我们都是一家人”，“创建大东亚共荣圈”，“我们不是来占领你们的，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等反动口号，来麻痹人民群众，极力鼓吹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鼓动群众效忠天皇等。当时，很多普通老百姓没有认识到日本侵略对我们的危害，甚至认为谁统治中国都一样，只要好好种地，都是一样的生活。直到日本人开始烧杀抢掠时，部分老百姓中间还在口耳相传“谁家墙上写了抗战标语，日本人才烧谁家的房子”等糊涂流言，很多老百姓还被日本人雇佣去修炮楼、修铁路等，认为日本人给吃白面大米、发工资，是个很不错的差事。
面对敌人的武力和文化双重侵略，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八路军与各抗日武装开展对敌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在各地迅速组成一支支以政治宣传、文化动员、艺术演出和新闻出版为重心的文化队伍，宣传抗日主张，揭发日本侵略者的罪恶。
抗战之初，凡是八路军所到之处或有中共地下党活动的地区，都组织学校师生和社会进步文化人士，以编印小报或散发传单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当前中华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号召各阶层、各党派乃至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当时创办的报纸都是临时组稿，只能刊登从收音机里或其他渠道获得的前方战讯，以及编创人员临时撰写的短小评论或诗歌，因此一般都名之曰“快报”或“捷报”。在最黑暗的岁月里，这样一份份简陋的“快报”成为一支支抗日响箭，举起了敌后文化抗战的一面旗帜，为文化教育界抗日救国战斗组织的创建提供了雏形，奠定了基础。
在抗日宣传战线上，紧随报刊崛起的是抗战文艺演出活动。在山西太原，有牺牲救国同盟会、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的话剧团和文艺宣传队；在山东济南，有平津流亡学生组成的“流亡同学演出队”；在豫北，有沁阳学生组成的“沁阳同学宣传队”；在晋东南武乡等地，有光明剧团、战斗剧团、盲人曲艺队……这些宣传队、剧团、演出队，在“七七事变”后，陆续开展抗日宣传救亡活动，为这些地区抗战文艺发展播下了火种。
武乡盲人曲艺队为军民表演宣传抗战文艺节目
1937年10月间，晋冀豫抗敌文化战线迎来四支生力军，包括八路军的三支宣传队和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由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后，三晋大地便处处响起“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等豪迈歌声。据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著名歌唱家王洛宾先生回忆，在抗战时期，八路军进驻华北、挺进太行山后，战地服务团经常深入晋南、晋东南老乡的家里和田间地头。王洛宾先生曾亲自把他创作的抗战歌曲《老乡上战场》教唱给父老乡亲们。这首歌的歌词是：打起火把拿起枪/带足了子弹干粮赶快上战场/日本强盗到处杀人抢掠/多少村镇都被他们烧光//打起火把拿起枪/带足了子弹干粮赶快上战场/驱逐日本强盗赶快滚蛋/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危亡//打起火把拿起枪/带足了子弹干粮赶快上战场/日本强盗实在残忍猖狂/求生存的烽火已经高扬//打起火把拿起枪/带足了子弹干粮赶快上战场/要活命的别彷徨/老乡们要想解放只有上战场……
中共中央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沙可夫在他撰写的《华北农村戏剧和民间艺术改造工作》中描述道：“1937年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作战到哪里，随军文艺宣传队便到哪里，哪里便掀起人民文艺的活动，随之抗战热情也空前高涨。歌舞、短句、活报剧等文艺形式，对宣传抗战起到了很大作用。”
1938年10月，太行抗日根据地革命文人高沐鸿、王玉堂（冈夫）、王书良、陈大东、周化南、郝汀、王振华、郑笃等共同发起，在晋东南创办了根据地第一份综合性文化刊物《文化哨》。该刊主要由王玉堂、郝汀等编辑，月刊，32开，油印。《生死线上》《古今往来》《我们不露一点秘密》（剧本）《我喊叫向全世界》《光荣的俘虏》《新春敬礼曲》（新诗）《专等你》《困死敌人》等街头诗真正能达到通俗、扼要和简单的境地，适合大众口味，受到根据地党委首长的重视和好评。
1939年元旦，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及山西第三专署等在沁县召开的晋东南各界反汪大会上，文化工作者就提出建立统一文化工作领导与管理机构，统领文化、教育、出版、宣传等部门的动议。1月5日，以《文化哨》创办和编辑人员为班底，晋东南教育界救国总会筹备委员会在沁县成立。郝汀任晋东南文救总会筹委会常委，该会成立后他曾任党团书记，兼任该会综合性机关刊物《文化动员》的编辑。经过四个月筹备，1939年5月4日，晋冀豫边区文化教育界各党派团体的代表，以及敌占区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集会于晋东南沁县南河村。大会宣告晋东南文化教育界统一战线组织——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国总会（简称“文救总会”或“文总”）正式成立。会上，推举李伯钊、高沐鸿、王玉堂、郝汀、王振华、张柏园等为理事。在“文救总会”成立大会上，分析了抗战形势及抗战以来根据地学校教育、新闻出版、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和政治、宣传等方面的发展情况，研讨了战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方法；制定并通过了“文救总会”的宣言、简章、工作纲领；选举了执行委员和名誉委员。
5月7日，“文救总会”执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制定了总会工作计划。在文艺工作方面，也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工作方针。
文救总会下北漳旧址
1939年7月，日军发动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并占领沁县城。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转战至武乡县东部砖壁和王家峪等地。“文救总会”也从沁县迁移到与总部驻地毗邻的下北漳村。下北漳村遂成为党的文化教育领导机构驻地，也成为一大批文学艺术精英的聚集地。
1940年1月1日，前方鲁迅艺术学校在武乡下北漳成立，校长为李伯钊，下设三个文艺团体，分别是鲁艺实验剧团，团长是剧作家王震之；鲁艺文化工作团，团长是作家陈荒煤，成员包括作家黄钢、梅行、葛陵、杨明、乔秋远等；鲁艺木刻工作团，团长是胡一川，成员有美术木刻家陈铁耕、彦涵、罗工柳、赵青、刘韵波等。在此前后，从延安、重庆和各地先后来到太行根据地的著名文化艺术界人士还有徐懋庸、苗培时、刘白羽、伊琳、洪荒（阮章竞）、王春、陈克寒、朱光、袁勃、卞之琳、叶以群、杨朔、周立波、安波、陈默君、牛犇、蒋弼、高咏等。艺术家们先后由晋东南的沁县、武乡县各地来到下北漳村，投身到根据地的抗战文化运动中。
史纪言在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救国总会成立大会上作的《开幕词》（刊于1938年《文救汇刊》第2页）
“文救总会”前期出版的定期文艺刊物《文化动员》，因战争频繁一度停刊，迁至下北漳村后又复刊。复刊后的《文化动员》改名为《文动》。
1939年至1941年，下北漳成为太行抗战前沿的文化中心。“文救总会”进驻后的1939年11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在该村隆重成立。仅隔一个月，鲁迅艺术学校于1940年元旦也在该村正式开学。再过约百天，1940年4月，朱德任名誉会长、彭德怀为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晋东南分会成立，该会日常工作机构也设于该村。
在“文救总会”的领导和推动下，晋东南各级文化领导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至1940年8月，太南、太北、太岳、冀西军分区先后成立了“文总”办事处和“文救分会”，各县组建起“文救会”，区、村建立了“文救”小组。至此，一个遍及晋冀豫边区的抗战文化网基本形成，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以抗日救国为中心任务的文化教育统一战线。
在文艺队伍方面，地方各级和部队各单位纷纷组织剧团、文工团和抗战宣传队，仅以演出话剧为主的剧团就达26个。这些抗日文艺团体积极开展敌后抗日宣传活动，成为抗战宣传动员的一支支坚强力量。
在根据地群众文化教育培训方面，农村有组织的群众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各村墙上到处张贴刷写大字标语，宣传团结抗日；村村办有多幅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村村有义务教员，组织“识字班”，且每逢三、六、九日要给青年上文化课，壮年（二十五岁以上）和老年，逢五排十黑夜上民校，义务教员给大家讲报纸上的胜利消息和反迷信等科学知识。群众文化教育培训工作的落实，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抗日工作。
1940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的艺术工作》讲话中指出：“敌人在宣传工作中重视利用艺术”，“敌人善于利用大幅的宣传画和小型的漫画宣传品”，并“特别注意到中国形式。如用司马温公破缸的故事，画‘日本救中国’的大幅宣传画。如利用年历表画年画，就成为宣传品。”朱德号召包括美术在内的广大文艺干部，必须加强艺术的战斗性，给敌人以有力的反击。他同时提到“我们的笔杆必须认真赶上枪杆，对敌战斗到底。要做到这点，必须继承发扬我民族民间的优秀传统，创造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艺术。”他号召广大艺术工作者，积极投身于这场宣传战中，“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创造光辉灿烂的新民主主义的艺术，也要靠你们。”
抗战书籍与杂志
抗战书籍与杂志
抗战时期创办于晋东南的报刊
彦涵创作的军民抗日新年画
“文救总会”积极响应朱总司令的号召，先后在太南、太北、太岳、冀西成立办事处，各县设文救会，村建文救小组。“文救总会”还编印出版了多种油印刊物和大量救亡剧本、街头诗选、冬学课本、反“扫荡”报告丛刊等书刊。同时，指导组织、先后成立晋东南文协、剧协、音协、美协和木刻协会、太行诗歌社等专业文化团体，并吸收它们加入“文救总会”组织，更加壮大了“文救总会”的实力和声势。
在创办刊物的同时，还编辑出版了多种宣传小册子。现存于世的有专供春节宣传演唱的秧歌小调，如《贺和平》《鱼水相得》《秧歌小调集》；有秧歌剧《蒸干粮》《改变旧作风》《石寸金发家》《错打算盘》《贺功》；有歌舞剧《小两口谈和平》《纺织好》《四大恶霸》；有农村快板《保卫好时光》及《昆明惨案》。
期间，“文救总会”紧密配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工作部署，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宣传抗战，动员民众，形式热烈，内容扎实，影响很大。与此同时，“文救总会”大力倡导上演新戏、扭秧歌，编排的新戏《打蟠龙》《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幽默风趣，感人至深，产生了积极影响。刻印木刻画和漫画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如印制的一边是八路军、一边是民兵的《新门神》得到老百姓认可，数次加印到一万余份仍供不应求。刻制的版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动员起来反扫荡》《砸烂敌人的枷锁》，简洁明了，形象生动。太行根据地新文艺运动空前活跃。
文救会不仅活跃于人民群众中，而且积极开展对敌宣传。1941年8月，一二九师下达了“关于开展敌伪工作，粉碎抓丁”的指示。同年底，晋冀豫边区党委和冀南军区作出关于“各项成立对敌工作站”的决定，此后，部队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刻宣传版画、张贴宣传标语，对敌喊话“你们的父母妻儿等着你们回家，你们把命丢在这异国他乡不值得”，“天皇在家享福，你们在外替他卖命”，“八路军优待俘虏”等，动摇敌人军心，瓦解敌人士气。反战同盟人员在给日军喊话后，经常唱一些歌曲，如《荒村之日》——“秋天明月分外亮，清冷寒光照村庄，我离别后的家乡老屋啊，它倾斜了，变成了破烂的房。明月偏西挂树梢，寒风凄凄树叶响，年老的父母种稻又插秧，依然忍饥挨饿度时光。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影照进窗，期待着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和悲伤”。《早回家》——“啦啦啦，啦啦啦，丢下老婆丢下家，来到中国打天下，今天这儿，明天那儿，没日没夜去厮杀。家里没有米，孩子叫妈妈，儿呀儿呀没办法，只盼你爹早回家。”……当时以前田光繁等为代表的大批日本兵通过文艺作品，开展宣传思想工作，成为分化瓦解日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1年1月13日，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救国总会召开第二届第一次执委会，会上作出重要决议——“文救总会”更名为晋东南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晋东南文联”。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发展和壮大，这年9月，又改称为晋冀豫文联。1942年9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成立后，文联便正式冠以“太行文联”的称谓，并一直延续到1949年。
“文救总会”在太行山上党地区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共延续发展了长达11年时间。期间，大小战役频繁发生，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文化战线的重要组织仍坚持创办、出版、发行了12种文艺刊物，最早的是《文化哨》《文化动员》《文动》《文艺轻骑》，后来的有《华北文艺》《华北文化》《新美术》《华北画报》《诗风》《青年与儿童》《文艺杂志》《太行文艺》。
这些文艺刊物有油印的，有石印的，有月刊，有半月刊，有的刊物仅出版了两期。但从这些刊物发表的大量文艺作品来看，都是在准确地贯彻上级党委和抗日政府的大政方针，紧密地配合八路军的武装行动，宣扬抗日救国和科学民主的进步思想，启迪教育民众，普及文化知识，引领时代文化和创作导向。文救总会不仅在当时肩负宣传抗日救亡的重任，还积累了大量的宣传思想及文化建设经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李伯钊等大批文艺界代表提前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他们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抗战前线文艺工作的开展情况。毛泽东了解到根据地文艺活动与当地民俗和文艺紧密结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得如火如荼时，非常高兴，勉励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奋斗。PICS
来源：晋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