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姨，您也是来祭拜李志明同志的吗？＂那位头发斑白的老人站在墓碑前，手里捧着一束山野菊花，目光中闪烁着惊讶。

《山河远阔，不负归期》

＂阿姨，您也是来祭拜李志明同志的吗？＂那位头发斑白的老人站在墓碑前，手里捧着一束山野菊花，目光中闪烁着惊讶。

我愣住了，手中的梨花微微颤抖。三十三年来，从未有人与我一同站在这片黄土前。

那是1987年的四月，梨花盛开的季节。云南边陲小镇的春风带着微凉，吹散了墓地里的寂静。我远道而来，只为完成一个年复一年的约定——为我未曾见过婚礼的未婚夫扫墓。

远处，几个放牛娃吆喝着牲口，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这与我记忆中杭州城郊的春天截然不同，却同样让人心生眷恋。

时光倒流到1954年，那时候我刚刚十五岁，住在杭州城郊一个叫枫桥村的地方。我们家的砖瓦房不大，门前有条泥巴路，雨天总是泥泞不堪，但房前的那棵老梨树是方圆几里最高大的。

那年夏天特别热，知了整日＂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我爹在杭州一家国营纺织厂做工，娘则在生产队记工分。那时候家家都不富裕，一个月难得吃上几次肉，但日子却过得踏实。

邻家哥哥李志明刚从杭师范毕业，却毅然决然选择了参军。他比我大三岁，是村里出了名的念书好，大家伙儿都说他将来能当大官。

＂小燕，你又在晒被子啊？＂那天，志明背着行囊来我家告别，看见我在院子里忙活。

我点点头，不敢抬头看他。村里人都知道我对志明有意思，常拿这事打趣我，弄得我见到他就脸红。

＂当兵去了，是要保家卫国的好差事。＂我爹搬了条长凳出来，请志明坐下，从衣兜里摸出一包大前门香烟，朝他递过去。

＂叔叔客气了。＂志明摆摆手，＂国家建设需要人才，我这点本事，去哪都能派上用场。＂

临别前，他单独叫住了我。在我家门前的梨树下，夕阳的余晖洒在他挺拔的身影上。＂小燕，等我回来，咱们就成亲。＂他的眼神坚定如山。

我羞赧地低下头，心跳如擂鼓：＂那、那你得平安回来。＂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我答应你！＂他郑重其事地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红手帕，包着个小玉坠子，＂这是我奶奶留给我的，你替我保管。等我回来，戴在你脖子上。＂

村里人都知道，志明的这块玉是祖传的，听说能保平安。我接过玉坠，如获至宝，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这辈子非他不嫁了。

志明走后，我每天盼着他的信，就像盼着雨后的彩虹。记得第一封信到家时，我捧着看了一遍又一遍，连娘都笑话我：＂傻丫头，再看信都要烂了。＂

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电报，一封信要辗转大半个月才能到达。乡邮递员老张每次一进村，我就撇下手里的活儿，急匆匆地跑去问：＂张叔，有我的信没有？＂

从春到冬，从雪融到花开，我看着院子里那棵梨树经历四季轮回，如同我守候的心情。每封信我都小心翼翼地收藏在一个木匣子里，那是我少女时光最珍贵的宝藏。

＂给我写信吧，小燕。＂他在信中这样说，＂哪怕只是说说家乡的梨花开了，或是东边菜市场新添了卖什么的小贩，我都想知道。＂

我便认真记录着城里的一砖一瓦，街头的一草一木，把平凡日子里的点滴都写进信里。五七年大跃进时，村里办起了食堂，家家户户把锅碗瓢盆都送去公用。我在信里说，娘舍不得她的那口铜锅，是外婆陪嫁的，偷偷藏在了床底下。

志明的回信总是让我期待，他说边疆的星空特别亮，山里的孩子特别纯真，还说等退伍后要带我去看云南的梨花，比家乡的还要美。

＂小燕，你知道吗？这里的孩子有些连汉字都不认识，看到我能写会算，跟看神仙似的。＂他在信里说，＂我在帮连队扫盲，有时候还去山里的小学帮忙教书。那些孩子的眼睛亮得像星星，让我想起了你。＂

他的字迹刚劲有力，就像他的人一样。信纸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味，那是边疆兵营特有的气息。我常常把信放在枕边，好像这样就能梦见他。

村里人都说我是个有福气的姑娘，能嫁给当兵的，将来肯定能进城。有几个大婶看我年纪小，志明又远在千里之外，劝我别傻等，说是＂天高皇帝远，谁知道他在外头做些什么＂。

我不理会这些闲言碎语，心里只记得志明的承诺。娘倒是担心，说：＂闺女，你还小，万一志明在外头变了心怎么办？＂

＂娘，志明不是那种人。＂我坚定地说，手紧紧攥着那块玉坠子，仿佛那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连接。

三年过去，1957年的冬天特别冷。那天下了场雪，我正在灶台前烧火煮饭，村支书骑着自行车来了，脸色凝重。他带着一封红色的公函，是部队发来的。

＂小燕，节哀。＂村支书递给我那封信，＂志明同志为国捐躯了，是好样的。＂

我的手颤抖着拆开红色的信封，眼睛盯着那几个大字——＂因公殉职＂。世界在那一刻崩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我跪在地上嚎啕大哭，＂不可能！志明答应过要回来的！他答应过的！＂

娘紧紧抱住我，泪水打湿了她的衣襟。＂傻闺女，哭够了就想开点。人死不能复生啊。＂

村里人都来劝我，说我还年轻，日后大把的好姻缘。大伯母甚至领着她侄子来说亲，被我爹轰了出去。

＂闺女的事，闺女自己做主。＂爹虽然不善言辞，却在这时候站出来护着我，＂志明是好样的，咱们不能忘了他。＂

但我心里明白，志明不会轻易放弃生命。那封通知书上没有详细说明他是如何牺牲的，只说是＂执行任务中遭遇意外＂。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整整一个月，我像行尸走肉般过日子。直到春节前，一个念头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我要去云南，亲眼看看志明长眠的地方，了解他最后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

＂你疯了！＂娘得知我的决定后大惊失色，＂一个姑娘家，跑那么远做什么？人都没了，看了又能怎样？＂

爹却出人意料地支持我：＂去吧，或许真能给闺女一个交代。＂他叹了口气，递给我一个布包，＂这是我攒的一点钱，够你来回车费了。＂

1958年初春，我瞒着娘，只告诉了爹，花光了积蓄，踏上了寻找志明的路。那时的火车慢悠悠地行进，像是不愿让我赶紧面对真相。

从杭州到昆明，再辗转到边境小镇，足足走了半个月。一路上吃的是咸菜馒头，喝的是冷开水，可我一点不觉得苦。火车上挤满了人，有去探亲的，有去支边的，大家互相照应，分享食物，倾诉心事。

一位老大娘听了我的故事，红了眼眶：＂姑娘，你这份情意，天地都该感动。＂

在昆明的兵站，我打听到了志明生前所在的部队。穿过拥挤的火车站，顶着蒙蒙细雨，我来到了军营门口。哨兵看我一个姑娘独自前来，十分诧异，但听说我是烈士家属，立刻通报了值班军官。

＂你是李志明同志的什么人？＂一位姓王的班长问我。

＂我是他的未婚妻。＂我声音颤抖，但目光坚定。

王班长愣了半晌，叹了口气：＂小姑娘，志明是条汉子，为了救那山里的孩子们...＂

＂他到底是怎么牺牲的？我想知道真相。＂我追问。

王班长摇摇头：＂当时我不在现场，听说是山体滑坡，志明把孩子们都推出去了，自己却...＂他语焉不详，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

军营里的战士们对我很照顾，给我安排了住处，还专门派人陪我去烈士陵园。但越是询问志明牺牲的细节，得到的回答越是模糊。

在茶馆里，我偶然遇到了一位姓李的排长，他喝了几杯酒，话就多了起来：＂志明同志是在执行特殊任务时遭遇意外的，具体情况不便多说。小姑娘，有些事，知道得越少越好。＂

说法不一，却都指向同一个结局——志明已长眠于云南的土地。我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决定去志明生前工作过的山区看看。

坐了一天的班车，又步行了半天，我终于到达了志明支教过的那个小山村。村子很小，几十户人家住在山腰上，屋子都是木头和泥巴垒的。

村里的老支书看到我，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喝茶。他是个六十多岁的苗族老人，汉语说得不太流利，但提起志明，眼睛就亮了起来。

＂李老师好人，教娃娃读书，帮我们修水渠，还教大人认字。＂老支书比划着说，＂那年大水来，李老师救了许多娃娃，自己却...＂老人抹了抹眼泪，指了指天。

在志明生前所在连队，我看到了一本相册。翻到中间，一张照片让我心头一颤：志明和一位穿着布衣的姑娘站在山区教室前，笑得灿烂。照片背面写着：＂与山里小学支教老师李小梅合影，1956年秋＂。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志明从未在信中提起过这位姑娘。她长得清秀，眼睛大大的，站在志明身边显得很和谐。是不是因为有了她，志明才不急着回乡？

那晚，我辗转难眠，反复梦见志明和那个姑娘站在一起的画面。第二天一早，我决定去找那位李小梅老师。

山路崎岖，我徒步了一整天才找到了李小梅所在的学校。那是一所简陋的砖木结构校舍，几十个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认真地听课。

李小梅比照片上苍老了许多，虽然才三十出头，额头上却有了深深的皱纹。看到我，她先是惊讶，然后露出了然的神情。

＂你就是小燕吧？志明常说起你。＂她倒了杯热茶给我，＂我猜你总有一天会来。＂

＂你们......＂我欲言又止，不知如何问出口。

李小梅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轻轻摇头：＂我和志明只是同事，也是朋友。他的心里只有你，信上的每一个字都写着对你的思念。＂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沓信纸：＂这些是志明写给你的信，因为山体滑坡，邮路中断，一直没能寄出。我想，它们应该归还给你。＂

我颤抖着接过那沓信，拆开最上面的一封：

＂亲爱的小燕：

今天村里来了电影放映队，放的是《白毛女》，孩子们可高兴了，有些从没见过电影。我坐在后排，看着他们天真的笑脸，想起了你。还记得我们一起看露天电影的日子吗？你总是缠着我给你买冰糖葫芦，吃得嘴巴周围都是糖渍...＂

字里行间全是对我和家乡的思念，哪有半点对别的女子的情意？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志明是个好人，他总惦记着回杭州和你成亲。＂李小梅说，＂那场山洪，如果不是他冲在最前面，恐怕会有更多的孩子遇难。＂

我想起那些含糊其辞的回答，终于明白过来：山洪是突发事件，不是什么＂特殊任务＂。也许是部队为了安抚家属，才用了那样的说法。

带着这些信和更多的疑问，我终于来到了志明的墓前。墓碑上的照片，是我熟悉又陌生的脸庞——熟悉是那温暖的笑容，陌生是那些我未能参与的岁月痕迹。

每年清明前后，我都会来这里，为他带一束家乡的梨花。而今年，我已经是第三十三次来扫墓了，却遇见了这位陈班长。

＂我是李志明生前的班长，陈宝国。＂老人介绍自己，＂姑娘，我记得你，志明经常给我们看你的照片，说你是他的未婚妻。＂

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班长，您能告诉我，志明到底是怎么牺牲的吗？为什么这些年来说法总是不一样？＂

陈班长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那是敏感时期，上头有指示，一些事情不便对外透露。＂

＂我等了三十三年，只想知道真相。＂我哽咽道。

陈班长深吸一口气：＂1957年那场山洪，把山里的小学冲毁了。志明奋不顾身冲进废墟救人，把十几个孩子全部救出来，最后一个孩子被救出时，他的腿已经被压断了。＂

＂那后来呢？＂我喉咙发紧。

＂伤情很重，但他坚持完成了任务才接受治疗。可惜当时条件有限，伤口感染，高烧不退...＂陈班长的声音哽咽了，＂临终前，他一直念叨着要回杭州，说有个姑娘在等他。＂

我终于泣不成声，三十三年的等待，在这一刻有了答案。

＂还有一个人你应该见见。＂陈班长说完，从远处招手。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正是照片中那位李小梅老师。

＂志明同志救的最后一个孩子，是我的学生。＂她平静地说，＂那孩子现在已经是县医院的医生了。我们一直没告诉他真相，怕他自责。志明同志走后，我决定留在这里继续教书，算是完成他的心愿吧。＂

原来，他们之间只有共同的理想，而非我想象的情愫。我们相对无言，都是为同一个人守候了大半生的女子。

＂您这些年，还好吗？＂李小梅轻声问我。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日子就那样过，没什么好不好的。＂

村里人都劝我改嫁，说守着个死人过什么日子。我爹娘也心疼我，给我介绍了不少对象，可我就是过不去自己心里那道坎。

＂姑娘家的青春多宝贵啊，何必糟蹋了自己。＂村里的王婶子没少在我耳边唠叨，＂你看春花，比你小两岁，孩子都会跑了。＂

我只是笑笑，不做辩解。怎么解释呢？那不是固执，而是一种承诺，一份情感，深深扎根在心里，再也拔不出来。

回到陈班长家，他翻出一个旧皮箱，取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递给我：＂这是志明的日记，一直想找机会交给你，却不知你在何处。＂

颤抖着翻开日记，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的思念，对我的牵挂。最后一页写着：＂若有来世，定与小燕不离不弃。这一生，只恨未能兑现诺言，带她看云南的梨花。＂

泪水模糊了视线，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留在这里。＂我对陈班长说，＂在志明长眠的地方，替他完成未竟的心愿。＂

当时已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正鼓励下乡支教。我本来只有初中文化，回杭州后自学考上了师范学校，拿到了教师资格。这次来云南，也带着申请支教的文件。

陈班长一开始不同意：＂姑娘，你为志明做的已经够多了。回家去吧，过自己的生活。＂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坚定地说，＂我想看看他眷恋的地方，想了解他生活过的世界。＂

就这样，三十三年后的我，成了这座山村小学的老师。我教孩子们认字读书，也讲述着关于一个英雄的故事。每到春天，我都会带着孩子们去看梨花。

教书之余，我走访了志明生前去过的每一个村子，认识了他帮助过的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仿佛与他并肩同行，看到了他眼中的世界。

＂李老师，听说你认识那个救了我爷爷的解放军叔叔？＂一个小男孩好奇地问我。

＂是的，他是我的未婚夫。＂我轻声回答，心中泛起一阵温暖。

岁月流转，我在云南扎下了根。不知不觉中，我已在这里教书三十年，从乌黑的头发变成了满头白发。期间，家乡多次来信催我回去，我都婉拒了。

＂闺女，你都五十多了，还不回来吗？＂八十年代末，爹的一封信这样写道，＂你娘整天念叨你，说做梦都想见你一面。＂

我流着泪写回信：＂爹，我在这里过得很好。等暑假，我一定回去看看您和娘。＂

1990年，我休假回了一趟杭州。物是人非，家乡已经认不出来了。原先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村口新修了水泥路，连那棵老梨树都枯死了，只剩下一截树桩。

爹已经去世了，娘看到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傻闺女，值得吗？＂

我拥抱着日渐佝偻的娘，轻声说：＂值得的，娘。我没有遗憾。＂

回到云南后，我在志明的墓前，种下了一棵从家乡带来的梨树苗。如今，它已长成大树，每年花开时节，我仿佛能看见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站在树下等我。

青丝变白发，岁月刻皱纹，但爱的誓言却穿越时光长河，从未褪色。三十三年的守候，不是徒劳，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相守。

1995年，我退休了，但仍住在学校旁边的小屋里，偶尔代课，更多时候陪伴那些留守儿童。村里人都亲切地叫我＂李老师＂，孩子们则叫我＂燕奶奶＂。

＂燕奶奶，给我们讲讲您和李爷爷的故事吧！＂孩子们常缠着我问。

我就会拿出那些泛黄的信件和照片，讲述一个关于爱与承诺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入迷，有时会问：＂为什么你们不能在一起呢？＂

我总是回答：＂因为有些爱，不一定要相守在一起，但一定会相守在心里。＂

2002年，一位电视台记者来村里采访，听说了我的故事，想拍一部纪录片。我婉拒了：＂故事很普通，不值得大张旗鼓。＂

记者不解：＂您为一个人守候了大半辈子，这份情感多么难得！＂

我笑着说：＂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们这一代人，懂得什么是承诺，什么是坚守。＂

记者临走时，我送了他一枝梨花：＂带回去给你的家人，告诉他们，爱一个人，可以很简单。＂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每天清晨，我都会去志明的墓前坐一会儿，给他讲讲村里的变化，山外的世界。

＂志明，你看，我带来了家乡的梨花，也把梨树种在了你身边。我们约定的事，我都做到了。＂我轻声对着墓碑说，风吹过，梨花纷纷扬扬，如同一场迟来的婚礼。

陈班长和李小梅都已离世，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再记得那场山洪，不再知道有个叫李志明的战士曾经为了救孩子牺牲了自己。但我知道，那些被救的孩子，如今已是中年人，他们的后代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我经常想，如果当初志明没有参军，我们或许会在杭州城郊的小院里安度一生，生儿育女，平凡而幸福。但历史没有如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迹上前行。

今年，我收拾旧物时，找到了那块志明留给我的玉坠。三十多年过去，它依然温润如初。我终于鼓起勇气，把它戴在了脖子上。这是我对自己的奖励，也是对志明承诺的兑现。

有时我会想，我的一生是否值得？没有婚姻，没有子女，只有一段未曾开花的感情。但每当看到孩子们天真的笑脸，每当梨花盛开的季节，我都感到无比满足。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生死两茫茫。但爱，不曾走远，只是化作另一种形式，长伴左右。

＂李奶奶，您又在自言自语啦？＂一个小女孩蹦蹦跳跳地来到墓前，手里捧着野花。

我笑着摸摸她的头：＂奶奶在跟一个很重要的人说话呢。＂

＂是李爷爷吗？就是那个救了很多人的英雄？＂小女孩睁大眼睛问道。

＂是啊，他是个英雄，也是奶奶最爱的人。＂我轻声回答，心中泛起一阵温暖。

夕阳西下，我站起身，拍拍裙子上的尘土，牵着小女孩的手走下山坡。回头望去，梨树在风中摇曳，花瓣飘落如雪，仿佛诉说着一个关于爱与守候的故事，一个属于我和志明的故事。

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幸福。这或许不是世俗眼中的圆满，却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