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好是周二去赶集的日子，县城里的人多得很，我开着三轮车挤在人群里寸步难行。四月的太阳晒得人直冒汗，摊位上卖凉茶的小贩喊得嗓子都哑了。

正好是周二去赶集的日子，县城里的人多得很，我开着三轮车挤在人群里寸步难行。四月的太阳晒得人直冒汗，摊位上卖凉茶的小贩喊得嗓子都哑了。

买完了化肥，我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条褪了色的手帕擦汗。这手帕是前年过年时老婆给缝的，上面绣着一朵不怎么像样的菊花，老婆说是菊花，我看着倒像个烧饼。每次想到这个，我都会笑出声来。

“李根？李根是你吗？”

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忽然从人群中探出头来，皱着眉头盯着我的脸。他穿着深蓝色的西装，打着领带，在农贸市场里显得格格不入。我用手帕擦了擦脸上的灰，想起来刚从地里回来，脸上还沾着泥点子，不好意思地又搓了搓脸。

“您是…”

他笑了，摘下眼镜给我看，像是揭开了什么伪装。我愣了两秒，突然喊道：“赵明？高中那个赵明？”

“可不就是我嘛！”他大笑起来，随手提起我放在三轮车里的肥料袋子，“这玩意儿还挺沉，你这是准备种啥呢？”

“玉米，地里的玉米。”我有些局促，看看他的西装，再摸摸自己身上沾满泥土的短袖，“你怎么会在这儿？”

“出差，正好经过县里，想着回来看看。”他拍拍我的肩膀，“走，找个地方坐坐？”

于是我把三轮车停在市场外的那棵老槐树下，树枝上挂着几个塑料袋，远远望去像是一片奇怪的果实。天知道这些袋子在这里挂了多久。我们走进了路边的小面馆，墙上贴着发黄的明星海报，一个老旧的电风扇摇头晃脑地转着，偶尔发出”吱呀”的声响。

“老板，来两碗牛肉面，多加点辣子。”赵明熟门熟路地点了单，然后对我眨眨眼，“还记得吗？咱们高中时最爱吃这个。”

我一时语塞，不记得了。那段时间吃什么，穿什么，全凭缘分。吃过猪食，啃过红薯，馋过别人家的咸菜。但此刻我只是点点头：“是啊，记得。”

老板端上来两碗面，赵明的碗里放了一个煮鸡蛋，而我的没有。

“我这儿只剩一个鸡蛋了，谁要？”老板问。

“给他吧。”赵明抢先说。

我有点感动，但又不好接受，推辞道：“你是客，你吃吧。”

“拿着。”赵明用筷子把鸡蛋夹到我碗里，“就当是还账了。”

突然间，我脑海里闪过什么，但又抓不住。我们聊了一会儿近况，他在省城开了家建材公司，有了孩子，日子过得不错；我还在老家种地，孩子在城里打工，日子也就那样。

聊着聊着，我问他：“什么还账？欠你什么了？”

赵明放下筷子，从西装内兜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皮夹，里面整整齐齐地塞着几张纸。接着，他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泛黄的纸条，纸角已经磨得发毛，上面还有被反复折叠的痕迹。他把那张纸轻轻展开，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顿时如遭雷击。

那是1992年的冬天，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哭。

他蹲在我奶奶的床前，瘦弱的肩膀一抽一抽的。奶奶已经昏迷了三天，村医说可能熬不过这个周末。父亲的手紧紧攥着一张诊断书，上面盖着县医院的红章。我不识字，但能看懂钱数——治疗费用总计：800元。

对于一个月收入不到50元的农村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

那天晚上，我听见父亲和母亲在堂屋小声争执。

“卖了那头牛吧。”母亲说。

“卖了牛，明年种地用什么？”父亲的声音又低又哑，“再说了，牛才能卖300，还差一半多呢。”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书包去学校，沿途经过邻居王大爷家的院子，看见他家的猪崽刚生，小小的，粉红色的，挤在一起取暖。我想起前年我家也养过猪，下了崽儿之后，父亲卖了一半换钱给我交学费。

“你们家奶奶还好吗？”班主任在课间问我。

我摇摇头，没说话。

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同桌是赵明，成绩全班第一的城里孩子。他爸是县供销社的会计，家里条件很好。他总是穿着干净整洁的校服，带着一个印有英文字母的铅笔盒，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文具。

那天下午放学，赵明问我要不要去他家玩。我说不了，要回家帮忙。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赵明来得比平时早。他等我坐下，然后往我课桌底下塞了个信封。

“拿着。”他小声说。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崭新的钞票，整整800元。

“这…这是哪来的？”我惊讶得说不出话。

“我爸说可以借给你，以后有钱了再还。”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借条”两个字，“你按个手印就行了。”

我盯着那钱看了半天，突然哭了出来。赵明慌了，连忙拿出手帕给我擦眼泪。

“哭什么啊，不是说了可以慢慢还吗？”

我用袖子抹了抹脸，在借条上按下了拇指的红印。那一刻，我心里发誓，这辈子一定要还上这笔钱。

三十年过去了。

我死死盯着手里这张发黄的借条，上面我的指纹还清晰可见。纸背面用红笔写着一行字：“已收到李根还款1800元，其中1000元为感谢费。”

“你记错了，”我的声音有些发抖，“当时应该是借了你800元。”

赵明笑了笑：“对，是800元。但我算了利息嘛。”

我们都知道这是句玩笑话。他根本不在乎那点钱，当年的800元救了我奶奶的命，也救了整个家。我咬着嘴唇，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还记得那天下课后吗？”赵明向后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我爸正好去银行办事，我趁他不注意，从他包里偷了800块。回家后被我爸揍了一顿，但他知道原因后，没再多说什么。”

我惊讶地看着他：“你从来没告诉过我这事！”

“当时没必要说，现在说出来也无所谓了。”他笑着摇摇头，“我爸后来还专门问过你奶奶的情况。”

店里的电视机正播着午间新闻，隔壁桌的大爷拿着扇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时不时瞥我们一眼。大概是好奇为什么一个西装革履的人会和一个满身泥土的农民坐在一起吃面吧。

“你奶奶后来怎么样了？”赵明问。

“活到了九十二岁，前年冬天走的。”我回答，“她喜欢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孩子们玩耍，总说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会儿有福气。”

记忆中的画面忽然变得清晰：奶奶坐在木凳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身边放着一个装满冷开水的搪瓷杯。杯子边缘有个小缺口，她总是特意把嘴凑到那个缺口喝水。有天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缺口喝水才不会烫嘴。”

就像她教我的很多事情一样，其实道理很简单，但得有人教你才明白。

赵明拍拍我的肩膀：“那就值了。”

吃完面，我执意要付钱，赵明不让。最后我们各付了一半，像当年分享一根棒冰那样。

“走吧，送你去车站。”我提议道。

他看了看表：“还早呢，我晚上七点的车。”

“那去我家坐坐？”

“不了，你肥料还得送回去呢。我想去学校看看。”

我们的高中早就不在了，原址上建了一栋政府大楼。赵明听了，似乎有点失望。

“那咱们去看看溪口那棵老樟树吧，应该还在。”我建议道。

走出面馆，天上飘起了小雨。不是那种让人淋湿的大雨，而是像雾一样的细雨，落在脸上凉丝丝的。县城的路修得比以前宽了，但人还是那么多。

路过文具店时，赵明忽然停下脚步。

“等我一下。”

他走进店里，不一会儿出来时手里提着一个蓝色的铅笔盒，上面印着英文字母。

“送给你儿子。”

“他都二十六了，用不着铅笔盒了。”我笑着说。

“那就留着给你孙子呗。”赵明把盒子塞给我，“以后准得用上。”

溪口的老樟树依然在那里，树干比以前更粗了，能容下三四个人合抱。树下有一块青石板，不知道是谁放在那里的，上面落满了树叶。

我们坐在石板上，望着眼前的小溪。溪水比记忆中窄了许多，水也不那么清了。以前夏天我们总在这里捉鱼，光着脚在水里走来走去，一站就是半天。

“还记得吗，有次你踩到石头，脚流血了。”赵明突然说。

我摇摇头：“不记得了。”

“那你真是个健忘鬼。”他笑了，“你踩到石头，我背你回家，走到半路你说饿了，我们在王婆婆的摊子上买了两个烧饼。”

我依然不记得这件事，但没有说出来。有些记忆是单向的，他记得我，不代表我记得他。就像那800元钱一样，对他可能只是举手之劳，对我却是救命稻草。

“你知道吗，”赵明望着远处的山，“我一直觉得欠你的比你欠我的多。”

雨停了，树叶上的水珠落下来，打在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一只麻雀停在树枝上，歪着头看我们，像是在听我们说话。

“我那会儿学习好，是因为我爸逼我。每天回家做作业，做完了才能看电视。”赵明说，“你不一样，你是真喜欢学习。”

我笑了：“别开玩笑了，我哪有那闲工夫。回家还得干活呢。”

“所以我更佩服你。”赵明转头看我，眼睛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你知道吗？我高考差点没考上大学，就是因为最后两个月你请假回家干农活了，没人监督我学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高考前两个月确实是农忙季节，我爸病了，我不得不请假回家。那时我已经知道，我和大学无缘了。

“我考上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张借条贴在宿舍墙上。”赵明指着那张纸，“提醒自己别忘了你。”

我低下头，不想让他看见我的眼泪。这些年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还不上的不只是这800元钱，还有那份情谊。

“其实那年我爸借给你钱后，家里也紧张了一阵子。”赵明继续说，“但我爸总是说，钱是挣不完的，可人情不能丢。”

我想起了前几年看到的一张照片，赵明和他父亲站在一栋大楼前剪彩。照片下方写着”XX建材公司开业庆典”。那时我在县报上看到的，心里既为他高兴，又有点羡慕。

“你爸还好吗？”我问。

“去年走的，肺癌。”赵明的声音低了下来，“临走前还问起你家的事。”

夕阳西下，天边染上了一层橘红色。我们默默地看着太阳一点点沉下去，像是在目送什么离开。

“时间不早了，送你去车站吧。”

路上，赵明告诉我他下个月要去北京出差，顺便看看他儿子。他儿子在北京上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

“你儿子呢？”他问。

“在广东一家电子厂。”我说，“他说等攒够了钱，想开个小店。”

“需要帮忙吗？我认识几个做电子产品的。”

我想了想，摇摇头：“让他自己闯闯吧。”

赵明没再坚持，只是递给我一张名片：“有需要随时联系。”

到了车站，我们站在候车室外面，有点尴尬地看着对方。三十年的时光在我们之间流淌，带走了青春，留下了皱纹和白发。

“那个…”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袋，“这是我自己种的花生，带些回去。”

赵明接过袋子，笑了：“谢谢。对了，差点忘了正事。”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1800元，你的钱。”

我愣住了：“什么？”

“借条我保留着，钱还是要还给你的。”他把信封塞进我的口袋，“别推辞了，就当是给你儿子开店的启动资金。”

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他是特意来还钱的。

“你这次出差，就是为了…”

“顺路，顺路。”他打断我，脸上有些不自在，“正好有事来县里。”

我知道他说的不是实话。县里能有什么事值得一个建材公司老板亲自来跑？但我没拆穿他，只是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谢谢。”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话。

“别客气，咱们是同学嘛。”赵明笑着说，“以后有空常联系。”

汽车启动了，车窗里，赵明冲我挥手。我站在原地，一直看着大巴车消失在夜色中。

回家的路上，我打开信封看了看。里面确实是1800元，整整齐齐的新钞票。我把钱放回信封，又摸了摸那个蓝色的铅笔盒。突然间，我想起来赵明说的那件事——我踩到石头，他背我回家的事。

记忆像是被打开的水龙头，一下子涌了出来。那天我们在溪水里捉鱼，我踩到一块尖石头，脚底被划了一道口子。赵明二话不说就蹲下身子，说：“上来，我背你。”

路过王婆婆的摊子时，他用自己的零花钱给我买了个烧饼。我咬了一口，烫得直吸气。他笑话我：“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我忽然意识到，这些年来，我一直记得那800元钱，却忘了更重要的东西。不是所有的恩情都能用钱来衡量，有些东西，比如友谊，比如信任，是无价的。

回到家，老婆问我买化肥怎么去了一整天。我把铅笔盒和信封给她看，讲了赵明的事。

“这么多年了，他还记得你。”老婆感叹道，“真是个好人。”

我点点头，没说话。其实我心里明白，赵明记得的不只是我，还有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些简单的快乐和忧愁。就像我记得奶奶的搪瓷杯，记得溪口的老樟树，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天和凉丝丝的溪水。

晚上睡觉前，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爸，怎么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没事，就是问问你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快睡了，有事明天再说吧。”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一个老同学来看我了，给了我些钱，说是让我还给他的。但其实是他想帮你开店用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爸，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儿子的语气有些硬，“我自己能行。”

“我知道你能行。”我说，“但有时候接受别人的好意，也是一种智慧。”

又是一阵沉默。

“好吧，我会考虑的。对了，下个月我回去看你们。”

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想起白天见到赵明时的场景，想起那个蓝色的铅笔盒，想起那张泛黄的借条。

三十年过去了，有些东西变了，有些没变。变的是我们的容貌，我们的生活；不变的是那份情谊，那段记忆。

老婆在旁边问：“你在想什么呢？”

我笑了笑：“没什么，就是想起了一些往事。”

窗外，月光洒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上。树影婆娑，像是在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我忽然想到，明天一早，我要去镇上的银行，把赵明给的钱存起来。

不是给儿子开店用的，而是留着，等下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出现时，我也能像当年的赵明一样，伸出援手。

世间的温暖就是这样传递下去的，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

像那条小溪一样，流淌不息。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