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它弱化了皇帝作为神的一面，而突出了他作为国家最高公务员和政府首脑的角色。仿佛在说皇帝的第一身份不是神，而是这个庞大帝国公司的大老板。

为什么宋朝不流行叫“圣上”，而普遍称呼皇帝为“官家”？

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变化，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变迁和宋朝独特的治国理念以及一场君臣关系的静默革命。

想要理解它，我们需要穿越回一千多年前，从历史的脉络中细细梳理。

首先，我们得明白这两个称呼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圣上”这个称呼充满了浓郁的个人崇拜和神化色彩。“圣”字意指神圣、圣人、超凡脱俗、至高无上。

它强调的是皇帝个人的非凡属性，他是真龙天子，是受命于天的圣人，与凡人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

这个称呼在汉和唐等朝代非常流行，尤其是唐朝，武则天和唐玄宗等皇帝都极大地强化了皇权的神圣性和个人威权。

“官家”这个称呼则显得平淡、中性甚至还带点亲切感。它由官和家两个常见的字组成。

官指的是朝廷、政府、公务职位，代表一种公共性制度性的身份。

家在古汉语中有多种含义，可以指家庭、家族，也可以指掌握某种专业知识的机构或人，比如“酒家”“田家”等等。

官家合起来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公务之首”、“国家的掌管者”或“服务于官方的人”。

它弱化了皇帝作为神的一面，而突出了他作为国家最高公务员和政府首脑的角色。仿佛在说皇帝的第一身份不是神，而是这个庞大帝国公司的大老板。

那么，为什么宋朝会选择这样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称呼呢？这就要从宋朝是如何建立的说起了。

宋朝的开国皇帝是赵匡胤，他的皇位来得稍微有点歪。公元960年，他作为后周大将在陈桥驿被部下黄袍加身，发动兵变，篡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江山，这就是著名的陈桥兵变。

这件事给赵匡胤和整个宋朝统治集团留下了深刻的心理烙印。一个是得国不正：他们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缺乏像汉高祖、唐太宗那样打天下的绝对功绩和合法性。

二是怕恐惧重演：赵匡胤自己就是武将造反上位，所以他比谁都害怕手下的武将们有样学样，再来一次黄袍加身。

因此，新建立的宋朝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权力逻辑和合法性来源，不能仅仅强调“我是受命于天的圣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怎么上位的。所以赵家需要构建一套能让大家，尤其是让文官士大夫阶层信服和拥护的规则。

所以赵匡胤先是“杯酒释兵权”：用和平手段解除了高级将领的兵权，从根子上杜绝了军事政变的可能。

然后推崇文治，与士大夫共天下。大力抬高文官的地位，抑制武将。皇帝不再仅仅是军事集团的首领，而是文官政府的领袖。

在这个背景下，官家这个称呼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巧妙地回避了个人出身和军事强权的敏感问题，将皇帝的权威建立在国家职位和公共责任的基础上。

皇帝的身份是官家，是因为他担任了国家元首这个官职，而不是因为他天生是圣神。这是一种非常务实和理性的政治智慧。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地位最高、最受尊重的朝代。宋太祖立下祖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为文人士大夫畅所欲言提供了保障。

科举制度也在宋代趋于完善，大量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考试进入朝堂，形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文官集团。

这些读书人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而儒家理想中的政治是贤人政治和王道，而不是霸道或个人崇拜。所以他们希望皇帝是一个符合儒家标准的明君，能够听取劝谏、遵守礼法、施行仁政。

于是，君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皇帝虽然仍是最高统治者，但他也需要遵循道理，即儒家的天理、道统。

这种默契从一个细节就能看出来。一日，宋太祖赵匡胤问宰相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思索后回答：“道理最大。” 这个回答得到了赵匡胤的频频点头认可。

“道理最大”意味着有一种高于皇权的准则存在。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必须讲道理，这十分符合儒家的治国理念。

在这种氛围下，称呼皇帝为官家就蕴含了这层意思：您虽然是最高长官，但您也是这个道理和规则体系中的一员，您也需要遵守规则。

相比之下，圣上则意味着皇帝本人就是道理的化身，他的话语就是圣旨，根本不容其他人置疑，这显然不符合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他们更愿意将皇帝视为一个需要被引导和辅佐的首席执行官，而他们自己则是董事会的成员，共同参与治理国家这个大家庭。

此外，宋代文化整体趋向内敛、理性、世俗化。盛唐那种张扬、外放、充满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精致、含蓄、注重内在修养的文人气质。

称呼官家也与这种整体文化气质相符，显得不那么张扬跋扈，更符合文人雅士的品味。

在宋代，官家是一个非常自然和普遍的称呼，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从朝堂之上的大臣奏对到后宫妃嫔、宦官侍从的日常对话，甚至民间小说戏曲中也能见到。

臣子奏对：大臣们常称“官家圣明”、“乞官家圣鉴”，既表达了尊敬，又将官的职责与圣的明德结合了起来。

据《宋史》等记载，后宫中人称呼皇帝为官家也非常普遍，这显得既尊重又不失亲切。

有意思的是，宋朝皇帝自己也常常自称官家。比如宋真宗曾说过：“官家天子，亦大不易。” 这反映出他们自己也认同并接受了这种角色定位：我不是神，我是一个肩负着巨大责任的职位担任者。

一国之君能接受这个称呼，是因为它确实有助于缓和矛盾，塑造一个理性开明的君主形象，从而赢得士大夫阶层真心实意的拥戴，共同维护王朝的稳定。

但是需要澄清的是，宋朝也并非完全不用“圣上”、“陛下”、“皇上”等词。这些传统称谓在正式文书、庄重场合依然会被使用。

但官家无疑是宋代最具特色、使用频率最高、最能体现其时代精神的称呼。它是朝野上下、宫内宫外的一种口头禅，融入了日常政治的肌理之中。

总而言之，宋朝普遍称呼皇帝为官家而非圣上绝非偶然，而是由多重历史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

一是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得国，合法性存在先天不足，需要淡化个人神化色彩，转而强调其作为国家公共职位代表的身份。

二是政治需求。为杜绝武将篡权，宋朝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抬高文官地位，皇帝需要作为文官集团的领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圣主。

三是思想文化所需。宋代士大夫力量空前强大，儒家“道理最大”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皇权。官家的称呼隐含了皇帝也需遵守国家规则和道理的意味，符合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四是文化气质符合。宋代文化整体趋于理性、内敛和世俗化，官家一词比较平淡的风格比张扬神性的圣上更符合时代的审美和价值观。

因此，一声官家背后是宋朝对皇权理解的深化，是一场从个人神权向职位权威的静默转向。

这个称呼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政治哲学：皇帝首先应是国家的治理者，然后才是天的儿子，这在中国帝制时代无疑是一种非常特殊且难得的理性精神。

来源：大头爱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