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基层官员的书单：实用与寄托的双重选择！

摘要：在清朝，州县官常被叫“父母官”，别看官品不算高，可管着一县一州的民生治安，压力不小，当年有个叫王植的县令，在《尝试语》里头就说过：县令管什么？管的就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里头狡猾的当胥吏差役，有的玩法坑民，有的舞文骗官，得好好管着；优秀聪明的进了学堂，要怎么教他

在清朝，州县官常被叫“父母官”，别看官品不算高，可管着一县一州的民生治安，压力不小，当年有个叫王植的县令，在《尝试语》里头就说过：县令管什么？管的就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里头狡猾的当胥吏差役，有的玩法坑民，有的舞文骗官，得好好管着；优秀聪明的进了学堂，要怎么教他们走正道、讲风气，也得费心；至于普通百姓，怎么勤俭、守礼俗、别犯法，更得时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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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基层官员，活儿多责任重，也正因如此，读书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精神依靠和实务帮手。

那他们到底都读些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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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官，第一要务就是把官当好，这不只是升迁的问题，更关系地方安稳、百姓日子，所以排在书单第一类的，往往是“官箴书”。

“官箴”，说白了就是做官的规矩和劝诫，教你怎么治理、怎么自律，这种东西先秦就有，《左传》襄公四年提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即周朝太史辛甲命百官作箴辞，规谏君王的过失，到了秦朝，就有了更具体的为官准则，比如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里面强调：做官要清白正直、谨慎无私、赏罚分明、别轻易动怒。

唐宋以后，官箴书越来越实用，唐朝武则天亲自编《臣轨》，讲忠、守道、公正、诚信等等；宋代以后更接地气，比如北宋陈襄写的《州县提纲》，就从廉洁、勤政、谨慎讲起，再到审案、管人、收税、监牢这些具体事，全是干货。

清代是官箴书最发达的时期，数量多、种类全、内容细，因为清廷刚得天下，急需提高官员水平，加强管理，顺治、雍正、乾隆都推过这类书，民间官员也纷纷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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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清代官箴书分好几类：

第一类是综合型的，像百科全书。比如郑端的《政学录》，从中央六部到地方州县，从选官到审案、收税到救灾，全都覆盖。堪称清代公务员的“全能宝典”。

第二类是专门写给地方官的“实操手册”。最出名的是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全书三十二卷，内容极细——怎么上任、怎么接待上司、怎么写公文、怎么收税、怎么审案、怎么办典礼、甚至怎么管理驿站和漕运，全有交代，可以说，一册在手，办事不愁，当时不少官员把它当作上岗必读。

第三类是工具书。比如《满汉六部成语》，是满汉双语对译的术语书；《衙署名目》记录各级衙门名称，还有更专业的，像《名法指掌》讲大清律例，《疏河心镜》讲治河，《救荒政略》讲救灾，这些都是根据实际政务需要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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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箴，基层官员还必须熟读法律和经典，《大清律例》《六部处分则例》是审案和处理政务的根据；《洗冤集录》（简称《洗冤录》，宋代宋慈编撰）讲验尸查案，是处理命案的重要参考；《农桑辑要》（元代官修农书）、《农政全书》（明代徐光启编撰）讲农业技术，也都是常用书，可辅助指导地方农务。

另一类重要的是地方志，这相当于一地的“数据库”，记载户口、赋税、疆域、风俗、名人等等，早在宋代就有地方官读方志的传统，明朝起，地方官上任前读当地旧志渐成常规；到了清朝，这一做法已普遍推行，有些官员甚至自己主持修方志。

比如顺治年间，汝宁知府金镇一上任就赶上了巡抚要求修志，他找旧本、访老乡、跑田野，最终编成了《汝宁府志》，后来他调任扬州，又主持修订《扬州府志》，读方志、修方志，让他很快掌握了当地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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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基层官员，很多是文人出身，哪怕整天忙钱粮审案，心里仍留着诗文情怀，所以他们也会读经史子集、唐诗宋词，当作精神慰藉。

比如曾在江西泰和当知县的徐迪惠，常在工作之余读《史记》《汉书》，抄唐诗自娱，尤其喜欢高适、岑参的边塞诗，说读起来“金戈铁马，与窗外山风相和答”。

对他们来说，读书不只是实用，也是一种排遣，现实琐碎，升迁不易，只能在书中找共鸣、寻安慰。

此外，除诗文外，史书、小说与戏曲也流行于官员之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文言短篇小说集）很多人爱读，书中虽多为狐鬼花妖的志怪故事，少见实际刑侦破案方法，难以借鉴破案思路，却仍因文学性受青睐；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纪传体正史）也常被翻阅，官员可从中借鉴历史经验以辅助治政；还有《红楼梦》（章回体小说）、《桃花扇》（清代孔尚任创作的传奇戏曲）等，都是常见的休闲读物。

有些官员怕被人发现看闲书，还得遮遮掩掩，比如广东四会知县杜凤治，偷偷读《品花宝鉴》（清代狭邪小说）时，上面盖一本《律例全书》“打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