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萧条带来了凯恩斯主义，二战的战时管制经济又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干预。正是这一系列变化，使英国公众普遍拥护带有强烈社会主义色彩的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强大的工会又造就了强大的工党。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率领英国熬过了艰辛的二战，却在1945年大选中败北，根本原因就是保守

第四篇：撒切尔对英国做了什么

一、撒切尔改革的背景

大萧条带来了凯恩斯主义，二战的战时管制经济又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干预。正是这一系列变化，使英国公众普遍拥护带有强烈社会主义色彩的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强大的工会又造就了强大的工党。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率领英国熬过了艰辛的二战，却在1945年大选中败北，根本原因就是保守党没有回应民众对经济政策的时代要求。

正是在此背景下，二战后的英国迎来了凯恩斯主义的黄金时代，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建立了一种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当时英国经济的命脉产业都掌握在国企手中，而国企的经济规划由政府主导完成。国企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任务，追求利润是次要的。与大规模国有化相配套的，是英国政府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一般公认，英国是第一个建立全面社保福利体系的国家。当时的英国经济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日久生弊。任何一个体系的熵增都会慢慢积累到一个临界点，改革也就迫在眉睫。

英国的去工业化不是始于1980年代，而是在1900前后就有了苗头。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金融资本的快速高收益，使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过渡成为必然。金融市场泡沫崩溃是大萧条的主要起因之一。因为英国有在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倾销工业品的优势，虽然已经不在第一梯队，但还算是工业强国。二战后，随着这个优势被美国剥夺，英国工业制造能力进一步衰退。

国企承担着国家任务，有很多规定动作，创新动力本就不足。英国政府为了维持高福利、高工资，向企业和高收入人群征很高的税，企业不堪重负，更没有多少钱投入创新。很多国企享受政府补贴，国计民生行业又有天然垄断地位，没有竞争压力，创新动力更不足。英国的高税收使得不少资本和高技术人群外流，进一步削弱了工业制造能力。到撒切尔上台的时候，英国的工业制造能力已远落后于德日。很多国企经济效益低下，长期亏损，只能依靠政府补贴维持运营。

英国的国有化运动，是对私有资本的赎买，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多年来，维持高福利，补贴国企，造成了财政赤字，只好发债加印钞。生产效率本就低下，加上印钞发债，就推高了通胀。通胀高企，政府只好继续增加福利和工资来对冲通胀，这又进一步加大了财政负担。

当时英国工会非常强势，经常罢工，逼政府涨工资加福利。1970年福利在政府支出占比已达59.93%；1976年更是高达63.25%；1979年，也就是撒切尔上台的那一年，为55.2%。与此同时，政府收入在财政支出的占比却在不断下降。1951~1970，平均为97.07%；1971~1976，平均为83.5%。

英国产品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贸易也渐渐出现了逆差，英镑有了汇率压力。加上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以及工资通胀螺旋的恶性循环，所有这些因素汇聚起来，形成了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

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加深了滞胀，英国经济已经处于危机前夜。这就是撒切尔改革的大背景。

二、撒切尔的大手术

改革是必须的，但撒切尔的改革走向了极端化的新自由主义。

撒切尔是坚定的新自由主义信徒，自认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其经济学导师，组阁后邀请弗里德曼担任经济顾问。她还把弗里德曼引荐给里根，后来也担任了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撒切尔还宣称哈耶克是她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

货币主义是弗里德曼的主要经济思想，其核心主张可以用他本人的一句话概括：“通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正是这种对复杂经济运行逻辑过于简单化的认识，使他开出了过于简单化的药方：为了控制通胀，政府必须控制货币增长，压低工资和福利，同时对国企大规模私有化，以便让更多要素流入市场。说穿了，这是一场反凯恩斯主义运动。

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主义为了平衡供大于求而扩大财政开支，增加货币发行，人为地创造需求，这就扭曲了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弗里德曼相信，只要政府放任不管，“市场的无形之手”自然会通过价格体系发挥作用，恢复经济平衡。他认为，控制货币增长，压低工资和福利，就可以控制通胀，并刺激投资和出口，恢复经济增长。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空想经济学的逻辑链。这种二极管式的简单荒谬，已经被50年来的经济危机反复证明。这些经济危机频率越来越高，破坏越来越大。撒切尔改革正是秉持这样的空想经济学。

简单概括，撒切尔改革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国企私有化，小幅度允许员工持股。

2、大幅减税，让企业降本增效。

3、砍福利的财政紧缩与控制通胀。

4、强力镇压罢工，摧毁工会。

5、金融去监管，迎来金融大爆炸。

1、私有化浪潮

起先，国企私有化的步子迈得还比较小心。撒切尔政府从英国石油公司下手，先将公司资产证券化，然后向社会公开出售。到1979年10月，共出售了公司5％的股票，得到2.9亿英镑。

私有化进程中，撒切尔政府的操作非常有技巧。表面上，个人能够购买的股票份额是有限制的，这就确保了“公平性”。但细看下来，才明白这里水有多深。

首先是作价。西方大牌定价会计审计公司纷纷登场，将公司股价做低，这样就能确保股票上市后迅速起飞。作价虽低，普通民众依然拿不出钱，政府就鼓励大家去银行贷款，银行的生意又来了。普通民众敢贷款买股票，因为知道股票作价低，一旦拿到手，稳赚不赔。问题是，普通民众没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和市场经验，来长期持有股票，看看势头不错，就会出手卖掉，于是资本迅速拿到筹码。随着私有化高潮的到来，股价起飞，这时只有大资本才有实力参与游戏，公司控制权自然就到了大资本手中，国企私有化就变成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资本盛宴。

这就是公司证券化、私有化的秘密。回想一下俄罗斯休克疗法期间的“全民持股”，是不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1992年俄罗斯的休克疗法，1980年代已经在英国预演过了。这都是跨国资本集团的精心策划。撒切尔不过是不自觉的前台代理人。她本人是真心相信新自由主义这一套。

国企私有化，政府甩包袱，还能收一笔钱；一小部分普通人能持有一定数量的股票；私营资本大赚；企业降本增效，恢复盈利能力；简直不要“赢”得太多！于是撒切尔政府的步子越迈越大。1984年把英国电信公司50.2％的股票出售给私人，1986年更是把英国煤气公司的全部股票都出售给私人资本。1988年，撒切尔更是喊出了“私有化无禁区”的口号。涉及基础民生的水、电、煤、气、交通、电信，通通私有化。

国企私有化的效果如何呢？一部分国企私有化之后，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完成了降本增效，实现了盈利增长。但还有一部分国企，私有化之后生产效率并没有提高，而这往往是自带天然垄断性质的国企。而且所有企业私有化之后都会大幅涨价。

比如私有化后的国家公共汽车公司不仅提高了票价，而且只跑“热线”和“高峰期”，大大增加了英国百姓的通勤成本。英国电信公司私有化后，一方面改变了过去装电话排长队的情况，另一方面，服务费用提高了两三倍，维修也不及时。

另外，所谓降本增效，最主要的手段是大幅裁员，这又使得失业率暴涨。这些企业凭着垄断地位大幅涨价，抬高了全社会的生活成本，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他们对这些涨价是很敏感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铁路。本来国企私有化的目的是节省财政开支，可私有化后的很多企业反而需要更多的政府补贴。单就英国铁路来讲，1992年英国政府的补贴是31.18亿英镑，到2006年已经变成74.15亿英镑，翻了一番有余。

英国铁路从1990年启动私有化，1993年正式私有化，经过三十几年的折腾，彻底失败，如今不得不重新国有化。

据央视报道，当地时间2024年11月20日，英国工党政府把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过关。按照该法案，在现有铁路私营合同到期后，或在出现管理不善提前结束运营的情况下，英国客运铁路服务将转为公营，连同大部分铁路基础设施，将由拟成立的国有企业“英国铁路公司”统一管理。

为什么英国铁路私有化是这样的结果？原因一点都不复杂。私营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于是设计出各种不必要的开支，设备上偷工减料，不肯花钱做铁路养护、员工培训，导致事故频发，服务很差，多年不建新线，有些旧线还关停了，技术升级当然谈不上，票价更是年年涨。

当初引入私有化的理由，是说会带来竞争，提高服务水平，增加效益。铁路是带有天然垄断性的产业，哪有什么竞争？这些私营资本不过是组成了一个同业联盟，携手榨取高额利润。

更可笑的是，英国铁路私有化是把整个铁路服务的各个环节全部拆开，甚至把各个线路段拆开，分包给几十个公司分别运营。这是典型的分赃制。

铁路事实上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组织系统，这样各自为战，其效率低下和危险可想而知。国营铁路亏损，是因为政府承担了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的成本，从而提升了整体国民经济效率。铁路私有化，无非是让私营资本凭借铁路的垄断性将利润最大化，同时将成本推给社会。

铁路私有化的后果，就是民众增加了出行成本，私人企业拿走了大把垄断利润，国家整体经济效率下滑，政府财政负担更重。这是私有化国计民生关键产业的必然结果。西方社交媒体流行这样一句话：

奖励私有化，风险社会化。

这是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逼真的画像。

国企私有化最严重的后果是工业空心化。配上全面金融化，英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

私有化的主要理由是国企没有效率。英国制造业本就缺乏竞争力，很多企业依靠政府补贴。撒切尔政府搞休克疗法，一刀切断补贴，将这些国企直接推向市场，让资本自主决定，资本自然选择盈利的产业，放弃不盈利的制造业，导致制造业不断萎缩。越萎缩，越缺乏规模效应，成本越高，越没有竞争力。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本已举步维艰的英国制造业又把相当一部分产能外包到世界其他地区，本土制造业越发雪上加霜。

撒切尔对此的回应是：“工业与其他产业没有本质区别”。正是这种轻率的决定将英国经济引向了一条不归路。下面分析金融改革时，再详细阐述工业空心化对英国经济的致命伤害。

2、全面减税意味着什么

撒切尔政府先是将个人所得税的基础税率从33％降至30％，最高税率从83％降至60％。随后，1985/1986/1988又三次下调，基础税率降至25％，最高税率降至40％，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也由原来的8000英镑上升至10000英镑，公司税从1974年的52％降至1988年的35％。

大刀阔斧地减税，短期内的确能刺激投资，吸引外资，留住人才，这是减税有利的一面。但一刀切地全面减税，富裕阶层获利最大。1979~1989，收入为一般平均水平的阶层，税率由13.9％升至16.1％；收入五倍于平均收入水平的人群的税率则从51.5％降至43.1％。另一组数据显示，1979~1990，中产阶层在总税收中的占比从34.6%上升到51.1%；而五倍于平均收入的高收入人群在总税收中的占比，从1979年的51.5%下降到1990年的35%。英国的纳税主力从高收入阶层转移到了中等收入阶层。撒切尔改革是二战后英国两极分化的起点。

减税能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会拉大贫富差距。而且，全球化时代，考察政府税收政策必须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最直接的例子，就在撒切尔搞减税和私有化的同时，法国的密特朗政府正在搞“平静的革命”，大幅加税，大幅增加工资福利，国民各种补贴年均增长25%。这种反向休克疗法逼得很多在法资本出逃，撒切尔的减税和去监管正好接住了这一波出逃的资本。加上金融改革吸引了大量国际金融资本奔赴私有化资本盛宴，成就了一轮表面繁荣。

总之，全面减税能刺激经济增长，同时拉大贫富差距。全球化背景下，不能简单化地批评或推崇减税政策。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各个产业的不同性质，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不同地位，由政府主导统筹安排，分而治之，使其演好各自的角色。这样既能保持经济高效快速增长，又能避免贫富悬殊，实现共同富裕，同时留住资本和人才。

相关内容，马霞老师“电惠天下”系列视频讲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给出了系统化的治理方案。

3、砍福利的财政紧缩是控制通胀的密钥吗

撒切尔迷信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坚定地认为，控制通胀只能依靠财政紧缩，而财政紧缩必然对应着大幅削减福利。削减福利，主要涉及住房、社保、教育改革。

鼓动住房私有化

撒切尔上台前，英国政府建设并拥有大量廉租房。廉租房租金很低，加上战后人口暴涨，住房需求随之大涨，廉租房补贴成了英国政府巨大的财政负担。

撒切尔政府1980年推出的《住宅法》规定：租用廉租房满3年的租户可以购买该住宅，并可享受优惠，租期越长，优惠力度越大。购房者可以向地方政府申请长期抵押贷款，低收入购房者还可享受地方房产税减免。

这一政策使很多居民拥有了住房，并且大幅降低了政府财政负担。1976年住房补贴支出148亿英镑，1989年降到75亿英镑。1979~1989，撒切尔政府出售廉租房收入为159.76亿英镑，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比超过15%。

居民有了自己的住房，银行有了房贷利息收入，政府减轻了财政压力，显然这又是一个“多赢”的局面。然而，这是短期效果；长期看，这套政策弊大于利。

早期买房的人会赚到，因为房子会升值。但是，随着房地产私有化，房价会越炒越高，后来的买房者沦为房奴，很多年轻人根本买不起房。还有很多人无家可归，只好露宿街头。这就是今天英国真实的场景。

其实就是先买房者剥削后买房者，城市原住民剥削城市新移民。而所有的买房者都在给银行打工。英国政府当年的卖房收入早已花完，住房私有化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不知要花费多少财政资金。最大的赢家，当然是银行和地产商。这是经济私有化、金融化的必然结果。

大砍社保福利

指责社保福利的总是说，福利太好会产生很多“主动失业者”。其实彻底躺平，完全靠福利生活的人，还是极少数。找不到工作，主要是因为经济不景气。但不管怎么讲，“主动失业者”成了政府削减福利的一条重要理由。对于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撒切尔政府来说，这更是一条特别好用的论据。

有一说一，当时英国的劳保福利待遇确实过高，大大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成为英国制造业缺乏竞争力的原因之一。英国财政早已不堪重负，削减福利已无避免。

砍福利从三个方面下手：一是削减幅度，二是缩小范围，三是将福利服务私有化。最后一条才是致命的。这主要体现在医保。

1990年撒切尔政府颁布新的《国民健康服务与社会关怀法》，规定医院和各类社会关怀机构不再接受地方健康当局的直接控制，应该建立自主经营的国民健康服务公司，医疗费用由地方卫生局与医院结算。

这就是用私人保险公司和医疗公司取代医疗公益。医疗私有化的恶果，无需多言。全世界放眼望去，凡是将医疗私有化的，一定是看病难看病贵。英国看病长预约，早已成为全网热梗。

短期内，医疗私有化的确节省了财政开支，长期看，医疗私有化后患无穷。医疗保障是刚需，把刚需的社会公益事业交给私营资本，绝不会有好结果。

英国政府还逐年降低最低工资标准。1982年终止了“公平工资规定”，1986年又废除了对新进企业员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保护规定。如此一来，有劳动合同保护的工作稳定的人越来越少，自由职业者数量却迅速上升。他们其实是朝不保夕的一个群体。

撒切尔政府砍福利为企业解聘员工大开方便之门，储备了大批失业后备军，使劳资博弈中的工人越发处于不利地位。

大批失业人口还带来了犯罪上升。表面上，资本发了财，政府省了钱；真实情况是，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大幅上升了。

免费助学金变助学贷款

英国工党曾长期信奉社会主义。为了帮助下层民众实现阶层跃迁，推动社会平等，工党政府曾制定助学金政策，为交不起学费的学生提供无条件资助。这自然增加了财政负担。

撒切尔政府取消了政府直接向大学拨款的模式。1988年的《教育改革法》撤销了大学拨款委员会，取而代之的是大学基金理事会。就是由工商界筹组商业基金，为大学提供资金，政府则缩减对大学的支出。这等于让工商界人士直接参与高校管理。撒切尔上台之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全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商界掌握了大学经费，控制了大学教育。

撒切尔政府还用“助学贷款”取代了无偿助学金。英国历来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撒切尔这一招，等于锁死了下层民众上升的机会，强化了阶级固化。

小结一下。撒切尔政府推动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大砍福利，理由是：为了控制通胀，只能实行财政紧缩。这个论点成立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通胀是怎么造成的。

将通胀简单地归结为货币过剩，显然是不成立的。最直接的例子，拉美国家长期奉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销的紧缩政策，照样通胀。他们通胀，是因为金融命脉掌握在外国金融资本手中，而不是因为货币超发。这些国家为了偿还外债，只能将产能集中于出口领域，而用于出口还债的产业又被外资控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本国资本的发展，压缩了本国产能和消费市场。外国金融资本控制着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大进大出薅羊毛，导致本币贬值。产能集中于外销领域，很多必需品只能进口，本币又不断贬值，进口产品价格就不断上涨，结果自然是通胀。

造成通胀的原因是复杂的，各国情况都不一样，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简单归纳，通胀主要有两个原因：

生产不足，币大于货。

过剩的货币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对症下药，控制通胀就两招：

增加产能。

精准控制货币流向。

在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下，将增发的货币定向供给需要增加产能的领域，不会引发通胀，只会刺激经济增长。

新中国前30年的工业化进程，就靠这一招。也就是让工业化资金完成闭环运行，不让它流到民生消费领域，这样既能保持工业高速增长，同时控制住通胀。

再来看英国。1970年代的英国是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这是综合症，只能用系统化的综合手段来诊治，哪里是简单的财政紧缩能解决的？财政紧缩会造成什么后果？当然是压缩消费。消费压缩了，产能减少，货更少了，通胀怎么下得来，经济又如何增长？用财政紧缩来控制通胀，其实就是人为制造衰退，强行压缩消费，进一步减少产能。这样控制通胀有何可取之处？

还有，1980年代，正在崛起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加上日本，为全球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撒切尔改革带来了金融大爆炸，在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金融、保险、律师等服务行业大膨胀。伦敦金融城不仅是全球金融中心，而且是洗钱中心。

当时发达国家正在向亚洲和拉美资本大转移。英国凭借与亚洲的历史渊源，向亚洲大量输出金融等服务。金融等服务业的繁荣弥补了制造业衰退，GDP增速反而提高了。1983年英国制造业产品贸易开始出现逆差，但整个80/90年代，英国国际收支基本还算平衡，原因就是英国用服务贸易顺差弥补了货物贸易逆差。物美价廉的外国商品帮助英国降低了通胀，代价是制造业与金融业进一步脱钩。英国从此走上了工业空心化与金融泡沫化同步推进的不归路。

4、大力打击工会

从19世纪末开始，工会在英国的经济、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二战后，工党政府上台，工会非常强势，动辄罢工，要求涨工资加福利，严重干扰了经济正常运转。高昂的用工成本削弱了企业竞争力，过高的福利政策也不可持续。

限制工会是必要的。但撒切尔是坚定的新自由主义信徒，历来仇视工会，对工会的镇压可谓不择手段。

撒切尔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令，严格规定了罢工的合法性，极大地限制了罢工范围。对1984~1985的煤矿工人大罢工，撒切尔政府更是暴力镇压，软硬兼施，用一系列手段击溃了这次大罢工，对英国工会和工人运动造成了致命打击。

私有化导致失业率暴涨，庞大的失业人口增加了资方优势，使工人在劳资谈判中更处下风。私有化改革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个体户、自由职业者。这些分散的劳动大军，很难组建强有力的工会组织。

撒切尔政府彻底压制了工会，扫除了私有化进程的阻碍。短期看，工会不再频繁罢工，经济秩序得到维护，不合理的过高福利政策得到遏制，企业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竞争力。长期看，广大工薪阶层收入长期停滞，大批自由职业者朝不保夕，失业率暴涨，贫富差距拉大，犯罪率上升。这都大大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对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造成了持久伤害。

5、改革重头戏：金融大爆炸

金融投机是引爆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1933年美国出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核心规定是禁止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混业经营，以避免商业银行承担证券业风险。

随后二战爆发，美欧各国都实行战时管制经济，严重限制了金融投机。二战后，带有强烈社会主义色彩的凯恩斯主义成为美欧各国主流经济思想。1950—1960年代之所以成为欧美工人阶级的黄金年代，正缘于此。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给西方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迫使欧美资产阶级不得不对工人阶级让利。

随着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英美等国兴起，蠢蠢欲动的金融资本开始摩拳擦掌。撒切尔上台前，伦敦金融城已经在打各种擦边球，撒切尔改革正中其怀。

撒切尔改革可以说是投下了金融核弹，其主要内容如下：

废除外汇管制

取消证券交易固定佣金制度

允许混业经营

大力开发金融衍生品，吸引国际金融资本

打破壁垒，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伦敦交易所

这些措施促使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国际投行进驻，加速了资本全球化。同时引入电子交易系统，使伦敦外汇交易量激增，巩固了其全球外汇交易中心的地位。

将国企证券化出售，需要资本的大量参与，这就必须给金融业松绑。私有化与金融化相辅相成。全球化背景下，私有化又变成全球资本的狂欢。

撒切尔信奉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推动金融业的全面繁荣，是其必然的选择。金融业的全面繁荣又强化了工业空心化，形成了工业空心化与金融泡沫化同步推进的局面。这就是撒切尔金融改革的实质。

三、撒切尔改革的深远影响

改革前，英国是有着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国企主导的经济体。制造业虽然不在第一方阵，但还算是制造业大国。1970年代，英国制造业的全球出口市场份额还有10%。

撒切尔改革改变了一切。短期内，GDP 增速提高，通胀下降，民众收入增长，一片繁荣景象。但这份成就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将时段稍微拉长，英国经济增速并不亮眼。

其次，短期经济繁荣的代价巨大。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倚重工业，去工业化使这些地区遭受沉重打击，金融泡沫化却使得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蓬勃发展。撒切尔改革不仅拉大了贫富差距，还使得地区间的发展更不平衡。今天苏格兰不停的闹独立公投，究其根源，也可以追到这场改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场改革彻底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工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

撒切尔之后的历届英国政府，不管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基本延续了撒切尔的政策。因为核心经济决策一旦发生重大转变，并且持续推行一二十年，就很难再掉头。特别是制造业一旦空心化，想再工业化，真的是难于上青天。

1980年英国金融服务业的GDP占比为6%，1990年为15%。1980年英国制造业GDP占比为28%，1990年为20%，同期服务业占比从46%升至63%。到本世纪初，英国服务业GDP占比已接近80%。

过去半个世纪，英国金融业高度发达，而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却减少了70%。1990年英国制造业增加值的GDP占比为16.7%，到2019年只有8.6%了。一句话，经过50年，英国完成了从工业制造国向金融泡沫国的转型。这是一条不归的亡国路。英国在这条亡国路上狂奔了半个世纪。

撒切尔改革不仅改变了英国，还直接推动了里根政府的改革。英国有撒切尔主义，美国有里根经济学，这就是里根/撒切尔引领的新自由主义浪潮，辐射影响全世界长达半个世纪。

撒切尔改革不仅改变了英国历史进程，甚至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至于改革的利弊成败，看看今天英美无解的经济困局，答案不言自明。

联想今日，撒切尔改革的历史反光镜中，是否照见了特朗普改革的影子？历史的回旋镖是否正在迎面扑来？

历史是公正的。时间很快会证明。

第五篇：法国失去货币主权

一、密特朗改革失败

撒切尔政府大搞休克疗法的时候，法国的密特朗政府也在大搞休克疗法。

密特朗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1981年一上台，就大幅增加工资福利，大幅扩大财政开支。先是强制全国最低工资增加10%，随后三年，又11次强制提高最低工资，工资增长56.8%。同时，养老金增长20%，残疾人补助增加20%，家庭补助增加20%，住房补助增加25%。到1981年底，住房补助再次增加25%。还有每周39小时工作制，五周带薪休假等福利。退休年龄从65岁降到60岁，公务员退休年龄甚至降到57岁。

给民众大撒币，钱从哪里来？当然是加税。密特朗政府大幅提高了企业税和高收入人群所得税。

这些大动作，短期内提高了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但根本不可持续。

密特朗的激进改革没有带来经济繁荣。从改革开始到1985年，经济萎缩了10%，法郎大幅贬值，外贸大幅逆差，失业率大幅飙升。这样的结果，迫使密特朗政府不得不180度掉头，实施财政紧缩。

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经济没有发展到这个水平，物质远没有充沛到这个程度，强行推高福利，财政赤字必然暴涨。政府为了平衡财政收支，只好简单粗暴地给资本加税。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简单加税会吓跑资本。资本出逃，工厂关停，失业率上涨，外贸就会逆差。资本出逃和外贸逆差都会导致货币贬值，货币贬值又会强化贸易逆差。财政贸易双赤字，必然推高通胀，又造成货币进一步贬值，形成恶性循环。

改革失败，密特朗政府开始实施财政紧缩，但是，高福利已经成为法国的传统。后来的法国政府为了维持高福利，只能不停地借债，推高财政赤字。于是各党轮流执政，在加减福利、偏左偏右之间来回摇摆。

二、法国央行沦陷

几十年折腾下来，今天的法国经济到底怎样呢？今天的法国，债台高筑，失业率高企，经济长期滞胀，且脱实向虚，科技领域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创新，在最新科技竞赛中，法国几乎没有一席之地。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也就是戴高乐时代的法国，是实实在在的世界强国。

那么，法国为什么沦落成今天这个样子？真的是高福利拖垮了法国吗？法国经济的沉沦，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对这个问题，郑若麟先生提供了非常独特有力的观察视角。郑先生应该是第一位论证这一观点的中国学者。郑先生是《文汇报》驻法国首席记者，20多年近距离观察法国，洞悉法国经济的命门。

下面不惜篇幅，大段引述郑先生的著作《自由的幻觉——开放中抵御精神殖民》（东方出版社，2018版，206~221页）

附录七——谁让法国丧失了金融主权

（发表于2014年2月《新民周报》）

1、法国为何债台高筑

直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还曾是世界最富裕和强大的国家之一。但今天法国已经被沉重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国家总债务达18703亿欧元，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1.7%，人均负债高达66508欧元。法国经济被债务拖入衰退之中，长期失业人口突破300万。

……

法国怎么会沦落至此？真的如法国主流学界所说的是源于“福利社会”，最终导致今天的天文国债的出现吗？

这完全是一种蓄意误导，目的正是掩盖法国国家金融主权易手的令人惊心动魄的事实。法国国家债务的根本原因，是法国在金融现代化改革的旗号下，在向英美“国际先进金融体制接轨”的口号下，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国家金融主权，从而开始走上一条债务经济的道路，最终导致法国走到今天这一步。

法国的悲剧，应该可以为正处于金融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提供重要的借鉴——它提醒我们，金融主权一旦丧失，就将使国家不可挽回地走向负债和破产的不归路。

法国丧失国家金融主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其关键点是1973年1月3日通过的一部法律，史称《蓬皮杜-罗斯柴尔德法》。这部法律的出台，彻底改变了法国国家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结构，架空了国家对金融，特别是对本国货币的支配权，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国家金融主权，引发了一系列影响至今的重大金融与经济后果。迄今已积重难返。

比较法国自二战后迄今的债务曲线即可看出，法国国家债务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上升的。1978年法国国家债务仅728亿欧元，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2%。而从这一年开始债务飙升，且再也没有下降过，目前已经达到18703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1.7%。法国2013年国家预算中，偿还债务利息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政府开支，超过高等教育和国防，成为压在法国国家背上的一大重负。

债务的重负已经使国家预算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正常的、积极的金融支持，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为零，甚至负增长。这时，国家的金融信誉级别就必然被下调，借贷利率上升，国家进入越负债借贷利率越高、越借不到钱、从而越需要借钱的恶性循环之中，严重冲击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国家破产将不再是一句空谈。

……

2、戴高乐为什么必须下台

二战后法国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法国统治阶级于1958年请回了二战后解甲归田的戴高乐将军。戴高乐治国理念非常清晰，由三大部分组成——国家、军队和货币。而其中法国面临问题最大的就是货币。当时法国处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之下，法郎几乎不值什么钱，国家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约9亿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戴高乐上台后即发行“新法郎”，并立即使新法郎兑黄金贬值了17%，由此启动新经济计划。

十年后，法国在实现了经济起飞的同时（包括核计划、空间探索、开发世界上唯一的超音速客机协和飞机、建立核打击力量、发展石油开发工业等），于1969年偿还了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部债务。

这时法国经济基本上控制在国家手中。每年170家大企业在政府的组织下制定国家和企业的发展计划。而私人银行，包括后来迅速扩张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规模较小，而且国家规定其20%的资金必须交给国家，作为保证基金。这是法国体制的黄金时代，核心是国家掌控金融体制，主导经济发展，真正从这一体制中获益的是法国人民。

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进入黄金30年发展期的最后几年。当时法国经济发展主要构筑在就业和工业上。国家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和基础设施，使经济得以高速发展。

与此同时，社会消费模式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法国民众大量购买汽车、洗衣机、冰箱等耐用品，使法国国内消费强劲。到70年代末，第一波消费浪潮过去后，法国社会转向旅游、电影等其他消费领域，而制造业则面临停滞。

这时，与西方其他国家一样，法国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是注重“资本”——加强投资和利润分红，还是注重“劳动”——偏向就业与职工利益。戴高乐提出具有法国特色的“参与”原则，即由企业员工“入股”的方案，使资本与劳动、资方与劳方在企业利益上趋于一致。

戴高乐治国方针本来就遭到大资本财团的仇视，因为他们的获利空间遭到严格限制。而戴高乐的这一方案，更是被法国上层金融集团视为一个真正的“战争行动”，因为这将进一步严重削弱资本可能获取的丰厚利润，于是他被视为一个必须去除的对手。

在国际上，美国正处于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前夜，美元正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的货币，欧洲的问题”。美国在黄金与美元脱钩之后，又通过一系列谈判使货币之间的兑换变成可浮动而非固定的，这样，就为华尔街进行大规模的国际货币投机打开了大门。

然而，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对此前景早有洞见。在戴高乐的领导下，法国坚持相对独立的货币体制和银行系统，成为抵御国际金融财团暗中试图打破金融国界、促使欧洲各国建立所谓“独立的中央银行”，并使各国金融主权被置于国际金融势力的监管之下的最后障碍。……这为国际反戴高乐势力通过一场“颜色革命”——1968年五月风暴——将戴高乐逼下台埋下了伏笔。

3、《银行法》改变了什么

在“1973年1月3日法”——《蓬皮杜-罗斯柴尔德法》通过之前，法国国家在戴高乐将军的领导下，一直控制着国家金融主权。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国家控制的法国中央银行印制货币，并为支持大型国家经济基础建设，如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核电等而发行各种长期国债，对这些涉及国家经济和安全命脉的领域进行融资、开发。从行政结构上来说，法国国家中央银行听命于法国政府，也就是法国行政机构。这与英国正相反。

也就是说，在1973年之前，法国金融活动都是在法国国家中央银行主导下进行的。其模式，主要是国家向中央银行无息或低息（利息主要是为维持中央银行本身运行的必要支出，一般低于1%）借款，用于日常行政开支，或通过中央银行发行国债，用于建设国家急需的大型基础设施。在这种结构下，法国和国际私人银行体系与法国国家债务没有直接的关系。

……

这样，国际金融势力就无法染指法国金融市场。而当一个国家没有债务或债务很低的时候，这就等于把国际金融财团用于牟取利润的“原材料”剥夺了，因为“债务”就是这一“原材料”。就像石油公司靠石油盈利一样，金融财团靠债务牟利。于是，如何设法使法国从一个无债务国家变成一个债务国家，就成为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金融财团的一个重要目标。“1973年1月3日法”就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被蓄意“制造”出来的。

这部法律的一项关键性条款，就是限制法国国家以几乎等于零利率的方式向法国国家中央银行借款；其理由是“为了限制国家无节制地借款”，因为“无节制地借款必然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问题是，这部以“反通货膨胀”为理由的法律出台之前的1952—1973年20年间，法国的通胀率仅为3.5%，实在看不出制定这部法律的需要。而正是在“防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借口下，新出台的银行法规定，“禁止国家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国家“必须向私人银行进行有息贷款”。

从这部法律伊始，法国国家的金融结构被改变了。过去，国家可以向法国中央银行以低于1%的利率借款使用，而这部法律通过之后，就变成“法国中央银行以1%的利率将钱借给私人银行，而私人银行再以4%的利率借钱给国家”。据经济与金融学者比埃尔-伊夫·鲁杰容在其著作《对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调查》一书中的研究，这部分多出来的额外利息，就是法国今天巨额债务的根源。正是这多支出的部分，构成法国国家债务的主体。

法国多名经济学家，甚至包括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认为，如果没有1973年通过的《银行法》，法国国家预算就算每年都处于赤字状态，法国从20世纪80年代至2010年所积累的国家债务也不会超过1940亿欧元，只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也就是说，法国债务中高达13000亿欧元以上是源于债务利息，也就是源于债务本身。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国家不得不向私人银行贷款，这就使国家失去了对中央银行的实际控制权，特别是货币投放量的控制权。正是由于这一点，法国学者吉尔·拉沃在最近发表的《导致资本主义金融化的1973年1月3日银行法》一文中指出，失去金融主权是今天法国背负巨额国债的根本原因。

4、谁从法国失败中获利

目前法国国家债务的2/3的债权掌握在法国境外的银行手中。“要知道谁是始作俑者，就看谁是得利者。”在法国国家公共债务问题上，首先得利者是国际私人银行系统。私人银行自从扮演了法国国家中央银行和国家本身的中间人角色之后，即凭空获得了法国国家每一笔贷款的一部分利息，而且这笔利息收入是免税的。在20家有权发行法国国债的银行中，仅3家法国银行，其他包括摩根、高盛、巴克莱等国际金融大财团。本来这些银行与法国国家债务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一法律使其凭空获得了一大笔定期收益。其次获利的是向这些银行购买法国国债的国际金融财团。国际金融财团通过向上述20家有权发行法国国债的银行购买法国国债，实际上控制着法国的经济命脉。在今天法国国家预算支出中，第一大项就是向这些拥有法国国家债务的金融财团支付巨额利息。

换言之，法国在通过的这部银行法后，其一大笔收入就被用于支付给国际金融财团和私人银行，法国民众的血汗钱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榨取了。而到今天为止，法国广大民众对此仍然一无所知。……至今法国主流学术界和媒体噤若寒蝉，不敢对此进行研究和探讨。只有少数学术刊物如季刊《国际战略杂志》去年第三期发表了专文。

据调查，这部法律在法国国民议会投票时，433名议员仅2名缺席，赞成票高达388票，远远超过216票的绝对多数票，只有43票反对。为什么一部实质上与法国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法律会得到如此众多的支持呢？原因就是当时法国认定美英银行体系是先进的、国际化的，法国应该“与美英接轨”。实际上，这是国际金融财团体系，通过法国国内外多重手段而打赢的一场金融战争。教训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教训一：当政权中出现了国际金融财团的代理人物时，就很难防范和抵御。“1973年1月3日银行法”是在蓬皮杜担任法国总统时通过并非偶然。蓬皮杜在此前曾受雇于大名鼎鼎的犹太银行家罗斯柴尔德，担任其银行总裁。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两者之间有什么利益关联，但问题恰恰在于，很多历史事实就是无法证明，而只能进行逻辑推理才能理解的。

教训二：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非常能够蛊惑人心，使大多数人在接受谬误时还一心以为自己把握了真理。“1973年1月3日银行法”的法律理论基础，就是为了“限制国家无节制地借款以造成通货膨胀”。问题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通货膨胀几乎可以忽略不提。这就不得不使人对这部以通货膨胀为理由而通过的法律的动机产生怀疑。

教训三：“与美英先进金融体制接轨”“必须改革法国金融体制以进一步使法国融入国际社会”等美好的口号，曾是当时很多法国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普遍观念。很少法国议员在投票赞成这部出卖国家金融主权的法律时意识到其严重性。他们是在半懂不懂的状态下，在“专家们”的建议和指导下，投票赞成这一出卖法国国家金融主权的法律的。

教训四：在民主体制国家，政治家大多是外行（搞经济的，实际上不懂或半懂不懂经济、搞财政的实际上不懂财政、搞外交的不懂国际事务的实质……），因而基本上是依赖其行政体系，即秘书、专家和顾问圈子。而这一圈子大多来自同样的学校，大致有着同样的学历和经历，因而相对比较容易被幕后的利益集团所秘密控制。

法国媒体曾报道，在法国卫生部长身边担任顾问的16名“专家”，全部在或曾经在或事后在法国和国际各大医药集团公司里任职，领取高薪。

……

教训五：当“专家”“学者”们被长期洗脑之后，会对最简单的事实视而不见，却相信从来没有验证过的“先进理论”。法国在戴高乐将军执政时，经济形势其实非常有利，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光荣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期。但法国精英阶层却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反而一心要“改革”和“现代化”法国金融机构，从而通过了“1973年1月3日银行法”；不仅终结了法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石油危机也是因素之一），而且埋下了法国巨额国家债务的“定时炸弹”。正因如此，法国学术界和政界目前正在对这部法律进行着深刻的反思。

我国金融改革目前也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必须警惕的是，在西方国家已经被证明是危险且有害、并造成今天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国际金融体制，不应成为我们“向国际接轨”的参考系数。

……

5、结语：金融资本的反攻倒算

郑先生的分析，是解开法国经济之谜的钥匙。法国的教训，让我们再次深刻领会到：货币主权是国家经济的命根子。

当代法定货币是政府的预付信用。政府用好这个信用，对经济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无论何种情况下，货币主权都必须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只要精准控制货币流向，主权政府发行货币根本无需举债。向私人资本举债发行货币，等于拱手让出国家的货币主权。

其实资本主义兴起时，欧洲王室和贵族就是向私人资本举债来筹措军费。1694年英国国王特许成立英格兰银行。这是一家股份制私营金融机构，直到1946年才由工党政府收归国有。

早期英格兰银行的主要工作，就是为皇室筹集战争经费，酬劳是货币发行权。成立两周，英格兰银行就筹集了120万英镑，分期借给英国政府去打仗，同时英格兰银行有权发行不超过120万英镑资本总额的银行券。英国政府则同意支付8%的年息，和每年4000英镑的管理费。年息和管理费挣一笔，发行等额的银行券又挣一笔，这才叫“双赢”。

私人金融资本掌控国家货币主权，是资本主义的悠久传统。法国央行的故事，不过是新自由主义浪潮下，金融资本僭越国家货币主权的又一案例。

第六篇：德国被动去工业化

一、德国正在去工业化

据欧洲时报德国版2025年1月31日报道，“根据联邦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4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0.2%。这意味着该国经济连续第二年出现萎缩。这是20多年来最长的一次经济衰退：上一次德国经济连续两年衰退是在2002/2003年。根据Ifo研究所的数据，德国2024年经价格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略高于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德国正在经历“战后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长的停滞阶段”。”

该报3月22日报道称，“3月19日，欧盟委员会发布《钢铁与金属产业行动计划》，试图挽救这个正滑入深渊的传统工业支柱。该计划涵盖六大核心方向：确保清洁且可负担的能源、防止碳泄漏、强化本土工业能力、推进金属资源循环、保障高质量就业、通过公共支持降低投资风险。

……

欧盟的这份产业计划，看似是对困境的应对之举，实则更像是一纸用来“稳心神”的公关文件。

曾经撑起德国工业门面的钢铁行业，如今正在经历“断崖式衰退”。 重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早已不复往日荣光，2024年宣布裁员1.1万人；格奥尔格斯马里恩许特钢厂申请了短时工作制；萨尔茨吉特公司2024年预计亏损数亿欧元。曾经“钢铁穿城、炉火通明”的工业德国，正逐步黯淡下去。

欧盟希望通过“绿色引导市场”的方式，鼓励成员国发展“减碳钢”生产。但现实问题是：绿色钢铁的关键基础——氢气，目前来看仍然缺乏清晰的来源。何时能保障供应？从何处来？价格几何？没有答案。

即便氢气问题能得到解决，所需的可再生电力、天然气，无一不是高昂成本下的稀缺资源。奥纬咨询的施塔姆（Holger Stamm） 指出：“问题不是没有钱建设备，而是能源太贵。”对于已经放弃核能、严重依赖进口能源的德国而言，高电价已成为压垮钢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欧盟工业专员塞乔尔内（Stéphane Séjourné）宣布，将从4月1日起强化对廉价钢铁的进口保护措施，目标是减少进口总量15%。但这一措施可能适得其反，在成本高企的情况下，限制进口无疑将推高欧洲市场钢材价格，最终的代价将由消费者承担。听起来像是保护本地工业，实际上却有可能加速市场“内卷”。

《钢铁与金属产业行动计划》究竟是不是一纸无力的政策承诺？在高能源成本、脱碳压力与全球贸易壁垒的三重夹击下，德国乃至欧洲的钢铁业是涅槃，还是彻底“锈死”？这个问题，远比“该不该救”复杂得多。

先不论这份文件能否挽救德国钢铁工业，不争的事实是，德国工业正在出逃，企业正在大规模裁员，甚至关闭，而且去工业化的势头越来越猛。

必须承认，德国去工业化是被动的。虽然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过渡，是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但历届德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抵制了金融膨胀，坚持制造业立国。多年来，德国制造业的GDP占比平均保持在23%，是发达国家中的特例。

德国去工业化是各种内因外因的合力，而且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俄乌战争造成的能源成本激增，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德国去工业化是经济结构性问题。那么，德国经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下面就来简单梳理一下战后德国（西德）的经济进程。

二、废墟中崛起的冷战桥头堡

二战结束时的德国可以说是身陷绝境。苏联和美英法分别占领了东西部，德国就此一分为二。当时德国不仅工业生产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且作为赔偿，战胜国还大规模拆迁工业设备，劫走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德国工农业生产大幅衰退，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

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必将引发大规模动荡，甚至爆发革命。为了避免大规模动荡，减少治理成本，苏占区和美英法占领区都停止了拆除工业设备，并开始提供援助，帮助当地恢复生产。

随后冷战爆发，美国为了给过剩的战时产能找到出路，避免经济危机，并对抗苏联，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大规模经济援助。

西德地处冷战最前沿，美国必须保证其稳定繁荣，以对抗苏联阵营。西德本就工业底子雄厚，美国于是将西德定位成高端制造业生产基地。

紧跟着朝鲜战争爆发，西德工业赚到了战后的第一桶金，经济开始起飞。1955年西德已占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产值的9.3%，成为西方阵营的老二。

这期间，西德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成功领导了货币改革，推行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西德总理阿登纳用高超的政治智慧穿梭于大国之间，为西德恢复经济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随后法德和解，欧洲成立了煤钢共同体（欧盟的前身）。从此，西德依靠强大的工业能力，利用这个共同体模式逐渐扩展其经济影响力，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

除了以上有利因素，还有一件事直接激活了德国经济。

1953年美英法与西德在伦敦签署《伦敦债务协定》，将西德约300亿马克的总外债减掉一半，进一步降低利息，并且规定，只有当西德出现贸易顺差才需要偿还外债。还债用出口利润支付，不能使用国库现金或新增贷款。债权国如果想要西德还债，就应该大幅采购西德出口商品，增加其外汇收入。

这应该是最优惠也是最值得称道的一种外债处理方式。达成这样的共识并不容易。一战后德国的遭遇完全不同。当时英法等国欠了美国大把的债，根本无力偿还，甚至连美国债权人都同意减债，美国政府却坚持必须偿还欠债。英法等国只好制定极其苛刻的条件，逼德国赔款，这就击垮了德国经济，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胀。后来大萧条爆发，德国经济一溃千里，终于导致纳粹上台。

1919年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谈判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协约国的赔偿委员会决定严惩德国，凯恩斯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样做会摧毁德国经济，债务也不会得到偿还。他用辞职表示抗议，并写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分析了这样做的恶果。

到了1944年二战结束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盟国终于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用“直接减债或间接减债”的方式，来处理债务问题，以增加债务国的资金流动性。就是说，既有直接债务减免，又鼓励大力购买债务国的出口货物，增加其外汇收入，提高其还债能力。

这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大进步。这里面有二战的教训促使人们警醒，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美国急于扶持西德恢复经济活力，以对抗苏联阵营。当时东德已经开始搞社会主义，如果西德经济不能恢复，人心思变，也可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所以美国采纳了凯恩斯务实合理且可持续的外债处理方案。

总之，二战后西德经济迅速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工业底子好，政府领导有方，盟国减免债务，朝鲜战争带来的军品生产红利，马歇尔计划的大力扶持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要把西德打造成资本主义样板间，跟社会主义进行全方位较量。

关于这一点，陈平老师在《眉山金融论剑》一书中有精彩描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2版，101页）

“然而从东德进入西德，看守竟然连证件都不看，挥挥手就让我过去了，当时觉得西德真是自信满满。但是多年后柏林墙倒了，才有西德人告诉我实话，是东德和戈尔巴乔夫上了当。西德人在冷战时代就知道，如果要跟社会主义国家打地面战争，西方国家根本没办法抵挡苏联的坦克部队。那怎么办呢？索性就玩西方擅长的宣传战，不仅拉上西德各州参与补贴西柏林，还通过诸如自由之声等电台、电视，天天宣传西德如何高消费，说东德老百姓只要越过柏林墙，民主、自由和高消费都唾手可得。正是这虚假的繁荣，吸引了东德大批不同政见的人士，甚至边防军前去投奔。等到柏林墙一倒，冷战结束，西德各州再没理由继续补贴西柏林，各州财政盈亏自负，柏林立刻陷入萧条。”

这是美西方精心打扮冷战橱窗的真实写照。

三、为什么经济学家都错了

二战后西德经济一路走来，虽有起伏，但基本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除了顶尖的军工、航天等领域受限制，工业水平和经济整体实力一直处于西方阵营的第一方阵。后来日本经济崛起，西德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GDP降为西方阵营的第三位，但依然是数一数二的工业强国。

时间来到1990，各种历史机缘汇聚，德国迎来了统一。统一自然是德意志民族的大喜事，而且东德经济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最好的，科技、教育、工业制造能力都很强。德国领土人口双丰收，经济应该更加繁荣壮大。然而，历史再次演示了祸福相倚的非线性进程。

关于两德统一的经济奇观，陈平老师也有非常精彩的描述。（同上书，96~101页）

“柏林墙倒塌以前，东西德的老百姓、企业家和政治家实际上都有一个民族统一的愿望。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统一，由哪一方来主导？是双方平等统一，还是一边把另一边吃掉？所以，柏林墙的存在更像是东西德之间某种竞争的均衡，直到戈尔巴乔夫单方面放弃《华沙条约》（Warsaw Treaty），放弃了对东德政府的支持。于是，东德被迫失掉了与西德平等联合的情景，柏林墙一倒，形势就变成西德对东德的单方面统一。

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主导的统一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西德的老百姓、经济学家以及多数政党，都反对东西德快速统一，因为如果东德经济在统一后垮掉，西德纳税人就得背上补贴东德的沉重负担。而科尔想当德国统一的历史功臣，打了竞选连任的算盘，何不用东德老百姓的选票，来补偿西德不同政党和选民对他快速统一的质疑呢？于是，他不顾经济学家的反对，实践了美国自由派货币主义理论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撒钱”策略。

当时东西德用的货币都叫马克，官方兑换率虽然也是1:1，但在黑市上大概得五六个东德马克才能换一个西德马克。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东德经济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最好的，但在和西方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科尔突然宣布东西德在货币上实现快速统一，让东德居民以1:1的比例来兑换西德马克，把东德马克作废。这对东德老百姓来说，岂不是天上撒钱吗？

然而，这一招导致的后果，让所有经济学家大跌眼镜。原本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天上撒钱，那钱多了东德自然应当出现通货膨胀，货币理论永远讲通货膨胀就是个货币现象。没想到东西德货币快速统一之后，东德不但没出现通胀，反而大量企业倒闭，出现了通货紧缩。大家就奇怪了，天上撒钱应该拉动消费呀，而且东德企业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技术水平最高，质量也最好，怎么突然间就大量倒闭了呢？

这里面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东德原本的产品差不多一半是自产自销，一半是出口到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出口到中国。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有多种安排，可以用东德马克或者卢布，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货易货。以前，中国基本上出口轻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交换回来东德先进的机械设备，但现在东西德突然统一，全变成要拿西方的“硬通货”——西德马克或美元来结算，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硬通货怎么办？就此，东德出口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市场就坍塌了，一半市场没了。

那还有一半国内市场呢？原来东德的产品物美价廉，但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所以品种不多，也不时尚。突然之间，老百姓手里有了大量西德马克，于是蜂拥而上地去购买西德产品，东德企业就此连国内市场也丧失了，接踵而至的就是大面积破产。

这套休克疗法，实际上当年弗里德曼也推荐给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没有实行。中国转型期间，保持了双轨制的稳定和有限开放，保持了外汇市场交易的稳定，所以中国国内市场才没有如东德市场一样垮掉。

遗憾的是，东德市场垮掉后，西德也没有受益。因为东德本身的人口规模大概只有西德的1/3，暴增的购买力只是给了西德清理仓库存货的机会，这类消费当然是不可持续的，西德经济在短暂的消费热潮后很快就冷却下来。

反过来，为了安抚东德老百姓，避免在统一后出现大面积的失业和社会动乱，西德政府给东德老百姓开出了高达东德GDP规模一半的补贴，而且长达十年之久。可想而知，如此高的补贴负担，纵使经济强大如西德一样也难以承受。

随之而来的，就是德国利率的飙升。利率飙升之后，西德马克一路走强。时值德国与欧洲共同体国家实行联系汇率，准备过渡到欧元区，所以德国马克升值，其他国家的货币都得升值。

因为英镑原来就跟德国马克有联系汇率，所以最先受不了的就是英镑。英镑一升值，英国经济就出现衰退。一开始，英国还企望能够动用自家的外汇储备来捍卫英镑和西德马克的联系汇率，然而，这不仅没能持续，还给了索罗斯一战成名的机会，从而动摇了欧洲货币联盟走向欧元区的进程。

……

今天欧盟的软弱、德国经济的放缓，根子其实都在科尔总理为了选举而进行的快速统一。如前文所说，东西德的统一是不平等的统一。西德在接管东德企业之后，把整整一代的管理层和技术人员都舍弃了，粗暴地认定他们都跟东德共产党有关，东德科学院的大部分研究所也都以重复建设为由关闭。

而西德的大量资本也并没投资到东德企业和研发，没有恢复东德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而是投资于东德的房地产和历史建筑修复，以恢复民族自信。所以大批东德年轻人到西德寻找就业机会，中老年人只能留在原地吃救济。这些都成为东德经济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后来在德国重新兴起的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发源地也在东德，因为东德青年的失业问题最严重。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重大教训，就是采取哪种货币结算系统进行国际接轨，用谁的法律来裁判商业纠纷，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国家主权问题。东德政府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软弱，放弃了对等联合的前景，以至整个东德经济完全垮掉，西德也背上了长期的包袱。

精彩吧！真实的历史进程，哪里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样子？东西德统一后的经济奇观，再次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荒谬的空想。

来源：马姐谈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