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12月3日，上海的天空灰暗如铅。外滩建筑群的穹顶下，膏药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街道两侧，数万市民被刺刀驱赶至街头，他们的面孔因恐惧而僵硬，喉结在日军的呵斥声中颤抖。这一天，既是日军庆祝上海沦陷的“胜利日”，也是松井石根晋升上海派遣军司令的加冕仪式。这位

1937年12月3日，上海的天空灰暗如铅。外滩建筑群的穹顶下，膏药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街道两侧，数万市民被刺刀驱赶至街头，他们的面孔因恐惧而僵硬，喉结在日军的呵斥声中颤抖。这一天，既是日军庆祝上海沦陷的“胜利日”，也是松井石根晋升上海派遣军司令的加冕仪式。这位被称为“华东之虎”的陆军大将，此刻正骑着高头白马，在装甲车的护卫下缓行于南京路上。他微微眯起的三角眼中，闪烁着征服者的傲慢，仿佛脚下这片土地已是帝国版图的延伸。

历史的暗流却在此时涌动。人群中，一位身着灰布长衫的青年悄然攥紧了衣襟内的金属硬物。他叫孙景浩，24岁的印刷厂排版工，此刻正用充血的双目死死盯着那个改变他命运的身影——正是松井石根的部队，在三个月前血洗了他父母经营的小杂货铺。记忆如刀，将那个血色黄昏重新剖开：日军刺刀挑起的货架、父亲胸膛绽开的血花、母亲扑倒在门槛上的最后挣扎……这些画面在他脑海中循环放映，最终凝聚成手中那颗复仇的手雷。

回溯至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的炮火撕碎了上海的平静。松井石根甫一上任，便展现出骇人的军事手腕。他打破常规战术，从华北、台湾紧急调集28万兵力，甚至动用国际禁用的芥子毒气。在宝山争夺战中，日军以整联队玉碎的代价强攻中国守军阵地，士兵尸体堆叠成阶梯供后续部队攀爬。当11月12日上海最终陷落时，松井石根在日记中写道：“皇军的铁靴将永远碾碎支那人的脊梁。”

这座远东第一都市随即沦为地狱。据《申报》残存档案记载，闸北区连续七日浓烟蔽日，4000余栋民宅被焚；杨树浦码头浮尸堵塞航道，江面漂满系着石块的女尸。松井石根更颁布“三光政策”实施细则：每中队每日需“肃清”50名“反日分子”，超额者授予勋章。在虹口日本宪兵队地牢，烙铁炙烤皮肉的焦糊味经年不散，连行刑的台湾籍军夫都需用酒精麻痹神经。

孙景浩的人生轨迹，恰是三十万上海平民的缩影。毕业于沪江夜校的他，本可在福州路的印刷厂安稳度日，直到那个改变命运的秋日黄昏。日军以“搜查抗日分子”为由冲进其父母经营的小店，刺刀挑飞货架时，孙父试图用身体护住妻子，却被两颗子弹贯穿胸膛。躲在街角的孙景浩目睹母亲扑向丈夫尸体，旋即被军靴踹中后脑，颅骨碎裂声清晰可闻。这惨剧被浓缩成《字林西报》角落里的两行铅字：“虹口区发生治安事件，两人死亡。”

复仇的种子在绝望中萌芽。孙景浩暗中加入地下锄奸团，凭借排版工身份掩护，将抗日传单夹在《良友》画报中传递。当组织决定刺杀松井石根时，这个平日沉默寡言的青年在誓师会上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景浩愿化身为刃，斩此獠首级！”

12月3日10时17分，历史在此刻震颤。当松井石根的坐骑行至大光明戏院门前，孙景浩突然冲出人群。他左手扯开长衫，右手将早已焐热的91式手雷在钢盔上猛磕。引信嘶鸣声中，这个从未摸过武器的排字工，以投掷铅字般的精准将致命铁球掷向目标。

“轰！”

爆炸气浪掀翻三名贴身卫兵，弹片在松井石根左肩撕开血口。第二颗手雷尚未来得及投出，宪兵队的冲锋枪便喷出火舌。孙景浩身中七弹，仍死死攥着未引爆的手雷倒下。日军为销毁证据，当街剥光遗体搜查，却不知这屈辱场景已被同盟社记者山本忠用徕卡相机定格。照片后来被盖“不许可”印章封存，直至2006年才在神户某旧书商仓库重见天日。

刺杀虽未竟全功，却撕开了侵略者的虚伪面具。租界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以“南京路的普罗米修斯”为题刊发社论，法新社记者则记录下震撼一幕：当日军清理血迹时，围观人群中突然响起《义勇军进行曲》的口哨声，声浪如野火蔓延，迫使宪兵队鸣枪驱散人群。

松井石根在战后审判中承认，此次刺杀使其“首次感受到征服者的脆弱”。11年后，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绞索套上其脖颈时，法官特意宣读孙景浩的遗物——染血的工作证上，仍能辨认出用铅笔写就的绝笔：“愿以我血荐轩辕。”

今日南京路步行街的青铜浮雕墙上，孙景浩投弹的瞬间被铸成永恒。历史学者发现，正是这次未遂刺杀，促使日军加速推行“以华制华”策略，反而为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到宝贵时间。当年孙景浩倒下的位置，如今矗立着和平纪念碑，碑文取自《申报》1937年终刊词：“暴政可毁城郭，不可灭人心。”

来源：阿珍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