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三散马牛”是范晔对刘秀施政方针的总结。[1]“退功臣”即对开国元勋封以高爵而不任吏职，“进文吏”则是任用儒生为官。这在戎马倥惚的战争年代已经开始。史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

“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三散马牛”是范晔对刘秀施政方针的总结。[1]“退功臣”即对开国元勋封以高爵而不任吏职，“进文吏”则是任用儒生为官。这在戎马倥惚的战争年代已经开始。史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建武五年，“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2] 委“儒雅”以实职，或任朝中公卿，或典郡县守令，和刘邦之轻慢儒生、依靠功臣、至文景时代依然是“公卿皆武力功臣”、地方多军功之士形成鲜明对照。重儒，是刘秀施政标签，深得历代史家赞誉，但若着眼于政治建设，还有着更深刻的历史内容和影响。

一 “进文吏”与意识形态建设

刘秀出身太学生，其功臣集团成员绝大多数都有着良好的儒学背景，有相应的民生情怀。赵翼曾指出“东汉君臣多近儒”，[3]今人多有阐发。其实，就知识和能力而言，刘秀君臣是文武兼擅，任用功臣治国和重视儒学并不矛盾，刘秀对功臣们的能力也很了解，给以“高秩厚礼，允答元功”，使之功成身退，看上去是为了是元勋们避免“峻文深宪，责成吏职”的伤害，保全功臣们的爵禄、保持亲密的君臣关系，但是，背后还有这更深远的政治考虑：就是重用儒生、将儒学纳入汉家统治唯一性的正确轨道上来。

如所周知，董仲舒鉴于“师异道，人异论”，“民知所从”的现实，建议武帝“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4]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5]儒学从民间走向官方而逐步意识形态化。只是意识形态化的《六经》之学是董仲舒的新儒学，其核心是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天命论，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改为“三统”说，为武帝“更化”提供理论依据。但是，神学的特点是可以为各种思想主张提供阐释空间，天命论既可以维护刘氏统治也可以否定刘氏统治。昭帝元凤三年，眭弘以“大石自立”和“枯柳再生”为由，上书朝廷说“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襢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这“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实际上是说刘氏气数已尽。眭弘虽然以“祆言惑众，大逆不道”被处死[6]，但“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思想随着社会危机加剧而日益在朝野蔓延，最终成为王莽代汉的神学依据——王莽就是以自己是黄帝后裔、大贤在世的谎言而将刘家江山改为王氏新朝的。

以历史眼光看，王莽由安汉公到摄皇帝、再到真皇帝，是特殊时代的历史怪胎，原因多样，但是和儒生支持是分不开的。对此现代学者曾给与深入分析，认为王莽代表了儒生们的政治理想。[7]这有其事实依据。王莽以其外戚身份，曾折节下士，为儒生入仕打开方便之门，带来了儒学治世的希望，如刘歆、扬雄、桓谭等确实曾经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而追随之，但是，更多的儒生，则不是为了什么理想，如那些数以万计的歌德献符者无疑是出于“利禄之路”而为王莽摇旗呐喊。所以，随着王莽真实面目的展现，固然有部分儒生“冠裂毁冕”、弃王莽而去，更多的则选择了与新莽共存亡。新莽灭亡，军阀纷起，依附王莽的儒生星流云散，或投在割据势力麾下，为之出谋划策；或藏匿民间，以待时变；退隐山林的高洁之士毕竟少数。

新朝覆亡，王莽这个应命之主、黄帝之后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是，历史的诡异就在于天命转移的神话依然广泛传播，谶纬符命流传不息，并成为别有用心者的工具，王朗、公孙述、隗嚣等均以符命蛊惑人心。刘秀深知谶纬符命作用的两面性，在以符命号召民众恢复汉室的同时，将儒生招致自己麾下，授予实职，委以重任，一方面是为了消弭战乱惯性，尽快实现由武而文的转变，恢复社会秩序；一方面则是为了控制谶纬符命，使之成为巩固汉家江山的工具，防止危害汉家统治的谶纬符命的传播和再发生。这起码在两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一是和耆宿硕儒讲习经典。太学落成，刘秀驾临，“赐博士、弟子各有差”[8]，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颁发什么赏赐这么简单，而是为了了解博士及太学生们的讲学和读经情况，和博士及其弟子们共同讨论，“会诸博士论难于前”。[9]和朝臣们谈经论道自然成为刘秀的日常功课，“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10]博士也好，公卿也吧，论经学造诣不在刘秀之下，面对“博士论难”，和“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刘秀不仅仅是为了明晰经典，而是为了钦定经典解读之短长是非，了解博士、公卿的思想动态，使之自觉维护汉家统治。二是整理谶纬，以新谶纬代替旧谶纬。如所周知，刘秀称帝以后，“信谶，多以决定嫌疑”，[11]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12]桓谭上书劝谏失旨，几乎丢掉性命，学者据此普遍认为刘秀笃信谶纬。但是，这个认识是片面的，所谓信谶纬是有着特定历史含义的。只要系统考察刘秀称帝后的治国措施和用人，就不难发现，刘秀信谶是有“限度”的，是利用谶纬控制谶纬，消除所有不利于刘氏统治的谶纬符命。刘秀称帝之初命“博通经记”的尹敏“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13]崔发是王莽马前卒，也是个跳梁小丑，利用符命宣传王莽顺应天命作真皇帝被封为说符侯，专门为王莽保管和制作符命。[14]尹敏的任务就是删除崔发制造、保存的鼓吹王莽的谶纬图书，保留符合汉家需求的“图谶”，纠正王莽及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图谶”之谬，禁止不利于汉家统治图谶的流传和再发生，杜绝不轨之徒继续编造谎言，使意识形态回到汉家统治的轨道上来。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手段，而不能据此认为刘秀真的笃信谶纬。

二 “退功臣而进文吏”与吏治建设

如所周知， “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是刘秀去王莽化的体现。也是为了恢复秩序、稳定民生。但是，新莽毕竟统治十五年，诸多达官显宦、地主豪强是王莽“新政”的既得利益者，又在战乱过程中壮大个人势力，要“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必须有一支令行禁止、维护其统治的官僚队伍，才能废除王莽“新政”、革除西汉后期积弊。新莽旧臣固然不堪使用，就是开国元勋们也难以承担起这一任务。因为“还汉世之轻法”本质上是一场社会秩序大整合和政治经济利益再分配，靠勋臣是难以完成这一任务的。这不仅仅因为刘秀碍于旧情难以依法治理勋臣，更主要的是无法按照统一标准选用官僚，将有报国之志的儒生挡在仕途之外，难以收到教化民众、使之归心的治理效果。

经历汉末弊政和新莽之变的刘秀明白，西汉末年，儒生入仕无门，即使入仕，也是蝇营狗苟、利禄是尚者居多，为利益奔走。正直儒生只能仰天浩叹，面对败坏的吏治而无所错其手足。只有委儒生以实职，授儒生以实权，课儒生以职责，将“汉世之轻法”和儒家的治国理念相统一，真正地使“汉室之轻法”施惠于民，才能收拾人心，实现国家治理的目的。所以“进文吏”，并非仅仅任用儒生、重视儒学那么简单，而是辅以依法治吏的施政原则，有着严格的选拔程序和标准。建武十二年八月下诏“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15]明确茂才为岁选科目，明确孝廉、茂才岁选数量，同时鉴于“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的现实，下诏“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覈，选择英俊、贤行、廉絜、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四科取士”本来是西汉丞相府选拔掾属的标准，现在扩及于所有官僚的选拔，品行、能力的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考核标准，无论社会名望如何，一经入仕，即不再是思想者、学问家，可以自由驰骋于思想或者学问世界，而是治事之吏，必须准确理解“诏书”、严格履行岗位职责，违者必究，“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有违者，轻则免职，重则下狱。建武初年，朱浮任执金吾，见“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百姓不宁”。于建武六年上书劝谏，云“……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16]范晔云“时（光武年间）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17]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18]等等。这“法理严察”“严猛为政”的对象均为“文吏”。无论地位高低，犯法违令，一律严惩。建武十五年，因“度田”弄虚作假，河南尹张伋等十余人被处以极刑，是为典型。范晔曾总结刘秀“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是历史条件下的“霸道”之举，[19]是很有见地的。正是以“霸道”治国，才迅速

恢复社会秩序。东汉前期诸帝，很好地继承了刘秀的这一治国方针，强化吏治，如“肃宗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20]。正是“霸道”的延续。

正因为治吏严切，“文吏”依法行政的同时自觉地教化民众，“循吏”成为东汉突出的政治现象。不过，秦汉时代，不同时期，“循吏”的内涵有别。司马迁谓“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21]按照治民之“理”而“奉职”而非事事依照法条，只要“良民”能够“身修”，国家一样井然有序。司马迁所举循吏均为先秦人物，因“富民”而入循吏传，是司马迁循吏观使然。而两汉书所载汉代“循吏”则是“富民”和“教民”并举，东汉循吏更以兴办教育著称，这是班固、范晔以其循吏观甄选传主的结果。这个差异，是刘秀治国思想的体现。

三 “进文吏”与东汉边防问题

刘秀称帝以后，“偃干戈，修文德”[22]，尽可能地避免战事。面对匈奴威胁，内徙边民，“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辞币以礼匈奴之使”[23]；面对羌人威胁，一度想放弃凉州。这在立国伊始，经济凋敝，在籍人口不过西汉的百分之二三十，城邑丘墟，哀鸿遍地，锋镝余生之民，急需休养生息，刘秀弃西域、迁边民，其边防方针是实事求是的，对东汉初年的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确实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但也奠定了东汉一代消极退守边防政策的制度基础和边防理念。这起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省都尉、罢都试之役，在制度上宣布“教民骑射”可有可无。教民骑射本来由都尉具体负责，都试则是一年一度以郡为单位的大阅兵。尽管省都尉之后制度规定并职太守，但因为太守出身“文吏”，对武事不感兴趣，同时“文吏”深悉刘秀以文兴国，在日常行政中早已将“教民骑射”的重任束之高阁。郑太总结说“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24]应劭《汉官》云“盖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尚矣。……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办，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雀捕鹰鹯，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25]应劭这一段话是有感于黄巾起义而发的，但反映了士卒平时缺乏训练的事实：郡县兵军事素质低下，源于“不教民战”。“不教民战”的原因之一则是都试的废除。这并非东汉末期现象，而是早已如此。王符在分析羌乱久久不能平息的原因时指出：“然其士民又甚贫困，器械不简习，将恩不素结，卒然有急，则吏以暴虐发其士，士以所拙遇敌巧。此为将吏驱怨以御雠，士卒缚手以待寇也”。[26]

第二，郡守县令军事素质低下，畏战如虎。按西汉制度，守令是郡县军政长官，尤其是郡守，有将军之称。但是东汉守令出身文吏，轻薄武事，不懂治边方略，导致边备涣散。王符有过深刻的批评：“今观诸将，既无断敌合变之奇，复无明赏必罚之信”。这儿的“诸将”是指边郡太守。既无将帅之才，更无安边定国之志，平时歧视、压迫少数民族，一旦民族矛盾激化，或者弄虚作假、隐瞒军情；或者夸大敌情，内徙边民，借机搜刮民财，贪污国库。王符以羌乱为例，对此有着深刻的揭露：“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实杀民百则言一，杀虏一则言百；或虏实多而谓之少，或实少而谓之多。倾侧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独忧国之大计”。但是，这些太守令长在强制边民内迁时，又显示出凶残的一面：“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耳。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祸不及我家，故争郡县以内迁。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撤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纳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当此之时，万民怨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27]结果只能是官民离心，甚至将农民推向反抗者的行列。这是东汉后期边乱不止的原因之一。

第三，“修文德”、“进文吏”，导致军功激励机制的消失。秦国强盛，得力于商鞅推行的军功爵制，西汉继续军功爵制并予以完善，立功疆场、获取爵位以改变政治经济地位，起码在西汉前、中期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奋斗途径。而东汉尚文政治下，长吏冒死立军功，升迁机会也极为有限。至于士卒，立军功更没有任何奖赏，自然缺乏基本的作战积极性，遑论开疆拓土。对此，王符曾经有过简要的概括：“今吏从军败没死公事者，以十万数，上不闻吊唁嗟叹之荣名，下又无禄赏之厚实，义士无所劝慕，庸夫无所贪利。此其所以人怀沮解，不肯复死者也”。[28]王符是就事论事，其分析也不乏历史偏见，但是，他说出了一个事实：这就是不赏军功。当然，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来说，东汉对周边各族主要是西北、北部各族的方针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消极的方式促进了民族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但是，积极主动与消极被动的民族政策，对民族交往的内容和结果不可并论。从社会文明发展的层面来看，汉朝文明程度要远远高于北方少数民族，当汉朝以积极主动的态势，既以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礼乐文化吸引游牧为主的北方各少数民族，又以军事力量遏制打击游牧民族的抢掠行为对中原文明的破坏，无论是对于游牧民族还是对于农耕民族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消极被动的民族政策，则助长了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破坏。这一点，值得认真总结和吸取。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4期

[1]《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年（下同），第85页。

[2]《后汉书》卷79上《儒林传》上，第2545页。

[3]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90—91页。

[4]《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523页。

[5]《汉书》卷6《武帝纪》，第212页。

[6]《汉书》卷75《眭弘传》，第3154页。

[7]代表性观点如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97页。蒙文通：《论经学三篇·乙篇》，《中国文化》，三联书店1991年4期，60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25页。

[8]《后汉书》卷1上《光武帝纪》，第40页。

[9]《后汉书》卷37《桓荣传》，第1250页。

[10]《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第85页。

[11]《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第961页。

[12]《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第84页。

[13]《后汉书》卷79上《儒林列传上》，第2558页。

[14]《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第4094页。

[15]《后汉书》卷114《百官志一》李贤注引《汉官目录》，第3558页。

[16]《后汉书》卷33《朱浮传》，第1141—1142页。

[17]《后汉书》卷29《申屠刚传》，第1017页。

[18]《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第1400页。

[19]《汉后书》卷22《马武传》，第787页。

[20]《后汉书》卷46《陈宠传》，第1549页。

[21]《史记》卷119《循吏列传》，第3099页。

[22]《后汉书》卷17《贾复传》，第667页。

[23]《后汉书》卷18《臧宫传》，第697页。

[24]《后汉书》卷70《郑太传》，第2258页

[25]《后汉书》卷118《百官五》，第3622页。

[26]王符:《潜夫论》卷5《劝将》。汪继培笺，彭铎校正，中华书局，1979年（下同），第253页。

[27]《潜夫论》卷5《实边》，第282页。。

[28]《潜夫论》卷5《劝将》，第248页。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