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昏的光落在杨树村的田埂上，给那些粗糙的土块镀上一层金边。我家门前的老槐树下，村里的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有人摇着蒲扇，有人端着茶碗，话题无非是谁家的玉米长得好，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黄昏的光落在杨树村的田埂上，给那些粗糙的土块镀上一层金边。我家门前的老槐树下，村里的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有人摇着蒲扇，有人端着茶碗，话题无非是谁家的玉米长得好，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王桂芝挑着担子从田里回来，肩膀上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发红，但她脸上却挂着笑。担子两端，一边是刚摘的茄子，一边是挖出来的红薯，沉甸甸的，让她走路时身子微微向右倾。
“桂芝，你也太拼了，”我妈说，把烟灰弹在门口那个用易拉罐改的烟灰缸里，“都多大岁数了，还自己种那么多地。”
她放下担子，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有啥办法，日子还得过。”说着就端起我妈递过来的凉白开，一口气喝了半碗。
王桂芝今年四十六岁，在咱们村算不上老，但也已经过了能沉得住气的年纪。她家那点事，差不多十年前就传开了。她男人魏建国外出打工，起初每月寄钱回来，后来慢慢地变成了季度，再后来就是半年，再后来…干脆就没了音信。
那年冬天特别冷，村里的水泥路上结了一层薄冰。王桂芝穿着她那件深蓝色的棉袄，站在村口的电线杆下，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等了一天。大家都劝她，可能人不回来了，也可能改日子了。她就摇摇头，说：“他说今天，就是今天。”
那一夜，村里的狗叫了好几轮，每次叫声响起，王桂芝都会抬头望向村口。直到村里的老支书把她硬是拽回了家。
从那以后，王桂芝就一个人撑起了家里那几亩薄田和上学的孩子。说是几亩，其实就是三亩出头，一块在村东的坡地上，一块靠着河，还有一小块就在她家门口。按理说，一个女人种这点地不算太难，可王桂芝除了种地，还打了两份零工——村小学的食堂帮工和镇上服装厂的临时工。
早上四点多起床，先把家里收拾好，给儿子准备好早饭和中午的饭盒，然后赶到学校帮忙做早餐。中午再赶回来看看地里的情况，下午去镇上的服装厂，晚上回来继续干农活。一年到头，很少看她闲着。
她儿子魏小东倒是争气，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去年又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我有次去她家送东西，看见墙上贴着儿子的录取通知书，贴得歪歪斜斜的，可能是太兴奋了。通知书旁边是一个老式的木头相框，里面是魏建国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玻璃有一条细细的裂缝，从中间一直延伸到边缘。
谁也没想到，就在去年冬天，魏建国突然回来了。
那天下着小雪，村里的广播喇叭因为积雪有些沙哑，正播着过年的注意事项。王桂芝在自家门前的小菜园里挖萝卜，准备做咸菜。突然，一个瘦高的身影出现在村口。那人背着个黑色的旅行包，走路有点跛，仔细看，那不是魏建国吗？
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我看见好几个人站在自家门口张望，小声议论着。魏建国回来了，但他和十年前离开时大不一样。曾经一米八的个头，现在仿佛缩了一圈；原本红润的脸，现在黑瘦得让人认不出来；走路也不再是那副风风火火的样子，而是一步一顿，像是背上扛着什么重担。
村里的老钱是第一个迎上去的，他拍了拍魏建国的肩膀，“老魏，可算回来了！”
魏建国点点头，眼睛却一直看着远处自己的家。他没说话，只是咧嘴笑了笑，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那笑容里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既像是解脱，又像是愧疚。
当王桂芝看到他时，她手里的萝卜掉在了地上。那一刻，村里出奇地安静，连那些平时叽叽喳喳的麻雀都不叫了。她站在那里，没有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冲上去，也没有哭喊或者责骂，只是慢慢地直起腰，拍了拍手上的泥土，然后说：“回来了？进屋吧，外面冷。”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像是在说一个出门买醋的人回来了一样平常。
魏建国跟着她进了屋，门在他们身后关上。村里的人全都站在院子外，屏住呼吸，等着听里面可能爆发的争吵或者哭声。但什么声音都没有。
后来我问我妈，她说可能两人在屋里无声地哭了。也可能他们只是坐着，相互看着，说不出话来。又或者，十年的分离已经让他们变成了陌生人，需要重新认识。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那天晚上，村里有人看见魏建国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抽烟，从天黑站到半夜，烟头一个接一个地被按灭在地上。第二天早上，同村的李大姐去王桂芝家借酱油，说看见魏建国睡在了堂屋的长椅上，而不是卧室的床上。
接下来的日子，魏建国很少出门，偶尔走到村口的小卖部买烟，也是低着头，和人打招呼时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没人知道他这十年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他自己不说，王桂芝也不问，至少在外人面前不问。村里人猜测得七七八八。有人说他在外面有了新家庭，现在混不下去才回来；有人说他欠了一屁股债，是回来躲债的；还有人说他得了重病，回来等死。
魏建国回来的第五天，是个晴朗的日子。他跟着王桂芝去了地里，站在田埂上看她插秧。他想帮忙，但没干几下就气喘吁吁，手上起了水泡。王桂芝让他在边上休息，自己继续干活。
我那天正好路过，远远地看见王桂芝娴熟地在水田里穿梭，腰弯得很低，像一只勤劳的蜜蜂。而魏建国就坐在田埂上，呆呆地望着她。他的目光里有我形容不出的复杂情绪，就像我家那盏老式台灯，灯光既微弱又闪烁，却在黑暗中顽强地亮着。
中午，王桂芝从田里回来，带着一身的泥水和疲惫。魏建国已经在家门口等着，手里捧着一碗热茶，那是我见过他回来后唯一一次主动的行为。王桂芝接过茶，小口喝着，两人谁也没说话。那沉默比任何对话都要沉重。
晚上，我路过他们家，听见屋里传来低沉的说话声。透过半开的窗户，我看见魏建国坐在桌前，面前摊着几张照片，是他儿子魏小东的。王桂芝坐在对面，一边择菜一边给他讲这些年儿子的成长。
“这张是小东初中毕业，那会儿他还挺瘦的…”
“这是去年高考完，他和同学在学校门口…”
“这张是他上大学那天，我没跟去，是他同学爸爸帮忙拍的…”
魏建国捏着照片的手微微发抖，他的喉结上下滚动，像是在努力咽下什么。我不知道是泪水还是羞愧，或者两者都有。
然后，我听见魏建国沙哑的声音：“桂芝，对不起…”
我没听清王桂芝的回答，只看见她放下了手中的菜，静静地看着他。
第二天早上，村里的人发现魏建国家的灯通宵亮着。我妈的老姐妹刘婶子打扫卫生时听见他们家传来争吵声，但听不清内容。到了中午，王桂芝照常去了地里，魏建国则骑着村里孙老头的三轮车，去了镇上。
天黑了他才回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鼓鼓囊囊的。有人问他买了什么，他摇摇头，快步走回了家。
就在魏建国回来的第七天晚上，我正在院子里给花浇水，看见他和王桂芝一起出门了。魏建国换了件干净的衬衫，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王桂芝则穿了那件过年才舍得穿的红色毛衣。他们没带电筒，就着月光走在村里的小路上，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
我好奇他们要去哪，就悄悄跟了一段。他们先是去了村口的老槐树下，在那里静静地站了一会。那是十年前魏建国离开时，王桂芝送他的地方。然后，他们又去了村后的小学，站在操场上说了什么。最后，他们来到了村东头的小土坡上，那里可以看到整个村子的灯火。
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看见魏建国在月光下双膝跪地，王桂芝弯下腰将他扶起。那个瞬间，我感觉自己看到了他们重新开始的可能。
之后的一个月，魏建国开始慢慢地融入村里的生活。他帮王桂芝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修理院子里的水泵，把破损的篱笆补好，有时也去地里帮忙。他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走路也不再那么蹒跚。
村里人开始习惯他的存在，甚至忘记了他曾经的长期缺席。魏建国偶尔会在村口和人闲聊，但从不提及那十年的经历。只有一次，他喝了点酒，对村里的老支书说：“我对不起桂芝和小东，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转眼到了春节，魏小东从大学回来了。我们都很好奇这父子重逢会是什么样子。但让人意外的是，魏小东见到父亲时并没有太多情绪波动，只是叫了声”爸”，然后默默地把行李放进了屋。
年三十那晚，他们家的灯亮到了很晚。村里不少人家放鞭炮，声音此起彼伏。我家和他们家只隔着一条小路，能看见他们在吃年夜饭。桌上菜不多，但都是王桂芝精心准备的。魏建国给儿子倒酒，被王桂芝抢过杯子，换成了橙汁。
饭后，魏建国拿出一个红包，递给儿子。那个红包看起来有些分量，魏小东接过后愣了一下，然后默默地放在了桌上，没有打开。
正月初五，魏建国突然对全村人宣布，他要带王桂芝去县城买新衣服。这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王桂芝从来没穿过什么新衣服，就连过年也是穿着补了又补的旧棉袄。
我记得那天王桂芝有些不自在，脸上带着羞涩的笑，穿了件藏蓝色的外套，那是镇上服装厂发的工作服。魏建国则特意刮了胡子，戴上了一顶黑色的帽子。
他们一早就出发了，直到傍晚才回来。王桂芝手里提着几个纸袋，里面是新买的衣服。她的脸上带着掩不住的喜悦，像个小姑娘似的，不时拿出衣服来给上门串门的邻居看。魏建国则坐在一旁，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
就在这一切看起来都步入正轨的时候，村里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事。
一天晚上，我正准备睡觉，突然听见外面有吵闹声。出门一看，是魏建国和王桂芝，他们站在院子里争吵。这还是魏建国回来后，第一次看见他们公开争执。
“不行，绝对不行！”王桂芝的声音出奇地坚决。
“桂芝，你听我说，这是最好的办法…”魏建国的语气里带着恳求。
“你凭什么觉得这是好办法？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王桂芝的声音哽咽了。
我不知道他们在争论什么，但看见魏建国拿出一沓纸，似乎是什么文件。王桂芝转身就往屋里走，魏建国在后面追着，两人的声音渐渐消失在夜色中。
第二天早上，魏建国一个人去了县城，中午才回来。他的脸色很凝重，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晚上，魏建国找到了我爸，说要借我家的摩托车去镇上。我爸问他有什么急事，他只说要去银行办点事，明天一早就还车。
那晚很晚了，我听见摩托车的声音，然后看见魏建国推车回来。他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孤单。
第二天一早，村里炸开了锅。原来魏建国昨晚去银行取了所有存款，全部给了王桂芝。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名下的一处房产过户给了她和儿子。那房子在县城，是他这十年来攒下的唯一家当。
更让人惊讶的是，魏建国在村委会贴了一张纸，上面详细列出了他这十年的去向和收入情况。原来他并非像村里人猜测的那样另组家庭或者欠债，而是去了最远的新疆，在油田干苦力活。那里条件艰苦，通讯不便，他起初还会寄信回来，后来工地搬迁，信件全都石沉大海。
他以为家里会收到他寄的钱，所以一直没回来。直到去年他生了一场大病，躺在工地板房里差点没命，才意识到人生无常，决定回乡看看。这期间他攒下了一笔钱，足够在县城买了那套小房子，还剩了些存款。
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人说魏建国是真心悔改，有人说他是为了赎罪，还有人说他可能另有打算。但不管怎样，这个举动确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第二天傍晚，我在村口看见王桂芝和魏建国站在一起。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给两人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他们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站着，看着远处的田野和山峦。
王桂芝的肩膀不再那么紧绷，魏建国的背也不再那么弯曲。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比前几天近了一些。
后来听村里人说，魏建国想把所有的钱和房子都给王桂芝和儿子，自己重新开始。但王桂芝没同意，坚持要他留下一部分，两人今后一起生活。那天他们争吵的原因，就是因为魏建国觉得自己对不起家人，想通过这种方式补偿。而王桂芝认为，家不是用钱能弥补的。
春天来临时，魏建国和王桂芝一起去地里插秧。他的腰不再像以前那样挺直，手上也起了厚厚的茧，但他的眼睛里有光，那是我在他刚回来时没看到的。
他们家门前的老梨树开花了，白花一簇簇的，像是下了一场花雪。魏小东从大学寄来一封信，说暑假要带同学回来看看。王桂芝把信读了好几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进了抽屉里。
有时候，我会看见王桂芝和魏建国坐在屋前的小板凳上，一起剥豆子或掰玉米。他们很少说话，但那种沉默不再像初见时那样尴尬和沉重，而是充满了默契和安宁。
生活就这样继续着，平淡如水，却也温暖如春。那三亩地依然要种，日子依然要过，只是王桂芝的肩上不再是只有她一个人的重担。
魏建国回来那天连夜去银行的事，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对于王桂芝来说，丈夫真正的归来，不是那天他出现在村口，而是他看见了她这十年来的坚持和付出，明白了家的分量和责任的意义。
有时候，最重要的不是你离开了多久，而是你愿意如何回来，如何重新开始。
来源：咬一口甜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