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前期的香港文学作家事实上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茅盾、许地山、萧红等一大批南来作家，二是原有的黄天石等香港新文学作家，三是刘火子、彭耀芬、黄谷柳等在内的香港青年作家。现有的香港文学史地图，三分缺了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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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期的香港文学作家事实上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茅盾、许地山、萧红等一大批南来作家，二是原有的黄天石等香港新文学作家，三是刘火子、彭耀芬、黄谷柳等在内的香港青年作家。现有的香港文学史地图，三分缺了二分。

以香港为方法：历史建构与文学想象

文 | 乐琦

*文章原载读书杂志2025年9期

“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达史。”晚清以降，随着印刷技术的革新与都市文化的勃兴，报刊逐渐成为近代中国信息传播、知识生产、思想嬗变与文化重构的核心场域。在全球化与在地性交织的历史场域中，香港文艺报刊通过植根本土文化基因与吸纳全球文明养分的双向互动机制，形成了具有范式意义的独特文化标识。这种基于多元文化碰撞融合而形成的文学生产系统，既承续了中华文化的深层记忆，又实现了跨文明对话的创造性转化。正如赵稀方所言，香港文学最迷人之处在于它的双重特质：它是“最中国的”，它自觉强调中华文化认同，抵御殖民文化；同时它又是“最世界的”，能够持续二十世纪以来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创造出辉煌的现代主义及通俗文学作品。一部期刊史，见证着香港文学和文化从近代到当代的兴衰。香港文艺报刊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发表平台，更是知识分子构建文化认同、回应时代变革的舆论场域。

二〇〇三年，《小说香港》作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付梓刊行。该书突破传统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以“文化身份与城市经验”为双重视角展开深度阐释。通过对香港文化身份流动性的解析，既打破了本质主义身份观，又立足香港城市发展进程的历时性考察，建构起香港文学研究的双维结构。此后， 该书作者赵稀方将研究视野拓展至香港文艺期刊领域。二〇一八年，《小说香港》被三联书店（ 香港）有限公司重版并纳入“香港文库”；二〇一九年，《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在三联书店（ 香港）有限公司出版，该书首次以报刊作为文学媒介，从第一手史料方面对香港文学史进行重构。二〇二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香港：报刊与文学》，这本书在《报刊香港》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图片，并增补了四章内容，以物质性考掘和图文互证的方式，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思想线索进行梳理，重构了文学与历史的动态图景。这本书既是对《报刊香港》的补充，也是对《小说香港》的呼应。

真正的学术创新，始于对事实的敬畏，成于对真相的逼近。赵稀方历时十余年遍访大英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等海外馆藏，遍寻香港各大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完成了对自一八五三年《遐迩贯珍》创办至二十世纪末的《香港文学》（一九八五年创刊）全部历史的各个击破。

历史是一种叙述，叙述来自文本，然而这文本往往人云亦云，经不起推敲。一旦认真起来，历史的面目就变得千疮百孔。

有关香港文学的起点，学界的“定论”来源于刘以鬯，他认为一八七四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及其副刊，是香港文学起源。赵稀方通过对大英博物馆及香港大学《循环日报》胶片的查阅，发现《循环日报》创办时根本没有文学副刊。刘以鬯的说法，受到内地史学著作的误导，是一个简单的资料错误。

书中，赵稀方将香港文学的起源追溯到一八五三年创刊的香港第一份中文期刊——《遐迩贯珍》。这份刊物由外国传教士所办，发表文章没有署名，然而赵稀方发现，不惹人注目的英文目录却显示：几篇游记散文均出自中国人之手。不但是文学，并且是早期国人西学东渐的足迹——这一发现不仅将香港文学的起点大幅提前，同时显示出香港文学起点的“不纯”。

对于沦陷期间的叶灵凤，文学界以罗孚为代表的研究者基本持肯定态度，相关研究性文章多从叶灵凤 “民族大义”的角度进行解读。通过一手报刊资料，赵稀方发现，沦陷期间叶灵凤“颇为风光”，曾在日本军方主办的大同图书印务局任职，同时主持编辑香港一些主要报刊。一九四二年八月， 叶灵凤主持《新东亚》（ 创刊于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三年四月任《大众周报》社社长；一九四四年一月，主编《华侨日报·文艺周刊》（创刊于一九二五年）；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起，主编《香港日报·香港艺文》等。这一时期， 叶灵凤在香港多种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除了“书淫艳异录”系列、读书笔记、电影评论等之外，赵稀方意外地发现，叶灵凤还发表了很多公然支持日本侵略者和汪伪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大众周报》（创刊于一九四三年），如《圣战礼赞》《日本真意之认识》《笔杆报国——纪念大东亚战争两周年》《中国人之心》《和平救国》等，这一发现令人震惊。不过，赵稀方并不纠结于“叶灵凤是否汉奸”的问题，而是将它置于香港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抽丝剥茧，力求考察叶灵凤这一做法的思想来源。

文学史有些空白，赵稀方也信手做了填补。以往香港文学史一向关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南来作家的成就。此固不错，不过赵稀方发出了一个疑问——抗战前香港的新文学作家去哪里了？通过史料考察，他发现黄天石、平可、张吻冰、龙实秀等香港本土作家思想很进步，他们聚集在《工商日报》（一九二五年创刊）写都市流行小说。赵稀方又研究了曾被湮没的《文艺青年》（一九四〇年创刊）香港本土作家群。由此得出结论：抗战前期的香港文学作家事实上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茅盾、许地山、萧红等一大批南来作家，二是原有的黄天石等香港新文学作家，三是刘火子、彭耀芬、黄谷柳等在内的香港青年作家。现有的香港文学史地图，三分缺了二分。

新史料的发现或对旧史料的辨析纠偏，在赵稀方的著作中比比皆是。比照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赵稀方整理出全部《红豆》杂志（一九三三年创刊），对《红豆》的创刊及沿革进行系统梳理， 并对此前关于《红豆》的相关研究进行考订，指出了香港本地的侣伦、卢玮銮等学者对《红豆》研究的错漏。

众所皆知，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 将黄谷柳的《虾球传》称为国统区的优秀代表作。然而，这个说法也经不起推敲，赵稀方考察了《虾球传》的发表历史：自一九四七年起，黄谷柳在香港《华商报》（一九四一年创刊）上连载《虾球传》三部曲，一九四八年连载结束后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被吴祖光改编，由香港大众化影业公司拍成电影。由此说明《虾球传》只是香港文学作品，并非出自国统区。

赵稀方曾明言：“史料工作的意义，在于让被遮蔽的历史细节重新开口。”在《香港：报刊与文学》中，类似的史料纠偏像一个个文化密码被一一激活、贯穿全书，打破了以往文学史的神话，重建了香港文学史的内在逻辑。学术研究有一种“小文本”与“大历史”的说法，赵稀方的研究并非停留在史料堆砌层面，而是通过一个个新的 “小文本”，由点到面，构建出新的文学史观。

香港文学史历来以《伴侣》（一九二八年创刊）杂志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赵稀方发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伴侣》是第一个白话刊物，然而香港文学的特征，恰恰在于它的新旧文化混杂，这是其与内地新文学的差异。《小说星期刊》（一九二四年创刊）的编辑以香港本地人为主，是一个以文言为主、文白夹杂的期刊，该刊所发表的白话作品，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题材、主题、文体等方面都有所创新，远远超过了《伴侣》。由此，香港早期白话文学的源流，可以更早追溯到《小说星期刊》，而不是《伴侣》。书中专门有一节探讨“旧文学的现代性”，以香港多元教育史出发，辨析香港旧文学及其与粤文化区往来的崭新意义。

作为中国后殖民理论的拓荒者，对于香港殖民现代性与内地启蒙现代性的辨识始终贯穿在赵稀方的著述中。他认为，香港当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因为其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香港也是内地的“他者”，以香港为方法，能够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很多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冷战”是解释“二战”后文化和文学格局的基本框架，香港是“冷战”的文化前沿，由此产生一些新的参照。如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其小说的原创性不能不大打折扣。

新亚书院历来以“花果飘零、灵根自植”（唐君毅）自述，《香港：报刊与香港》却考察了新亚书院与美援之间的紧张关系。香港本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需要从政治上反抗压迫，从文化上反思东方主义，然而，在“冷战”格局中，香港却被塑造和自我认同为“民主橱窗”与“自由天堂”。新亚书院如何叙述西方、祖国及自身，进而构建出一套新的文本政治，很值得玩味。

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在全球左翼运动的背景下，香港产生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如保钓运动、中文合法化运动、反对“台独”运动、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运动等，在艺术上，香港相应地出现了对于晦涩的港台现代诗的反省，重新肯定内地文艺。这些与中国在当代世界中的位置密切相关的“冷战”背景，被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忽略已经很久了。

随着一九四九年后在香港出生的新一代港人的长大，本地作家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在《香港：报刊与文学》中，通过《大拇指》《罗盘》《素叶文学》等刊物追溯了香港本土文学的渊源。同时又通过《诗风》《诗双月刊》《诗网络》等刊物，追踪了另一种本土性。赵稀方通过对于报刊的梳理，发现香港性并非只有一种，它取决于对香港的不同理解：强调表现本地的也斯、西西等人的民间派固然是一种香港性，而将香港文化理解为中西融合的黄国彬等人的古典派也是另一种香港性。这后一种是未被人们注意到的。

《香港：报刊与文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香港文学研究的未完成性，正如黄碧云在《烈佬传》中所写：“我们是未完成的，但正因为未完成，所以永远在寻找。”赵稀方的研究从未止于历史回溯，而是将目光投向香港文学的未来——正如书中所言：“每一份新发现的报刊手稿，都是填补‘事实与叙事之间罅隙’的碎片。”

香港文学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其作为文化转换站的媒介属性，既要在历史对话中强化主体性，又需在雅俗交融、中西互鉴中开拓新路径。

香港：报刊与文学

赵稀方 著

作者自博士论文开始研究香港文学，至今已30多年。《小说香港》2003年在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出版后，在海内外颇具影响，目下已经成为香港文学研究奠基性著作。《小说香港》完成后，作者深感香港文学缺乏报刊史料建设，从此投入香港报刊整理工作。香港报刊多不存内地，而是在香港及其他地方，因此这项工作特别辛苦。作者去了大英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以及台湾和香港等多家图书馆，积累了大量的国内学界看不到的一手报刊史料。本书对于晚清至当代的香港文艺报刊进行了梳理，纠正了香港文学史史料上大量的错漏。不过本书并非是单纯报刊史料介绍，而是一本香港报刊文学史，即在报刊资料的基础上梳理香港文学史的内在思想脉络。这本书的出版面世，将会为香港文学学科建立一个实证的基础，对于香港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本书以香港文艺报刊为研究对象，首次建立香港文学史的一手文献基础，并籍此建构香港文学的内在脉络，展现殖民性与中国性、旧文学与新文学、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本土文学与南来文学等香港文学的多重维度。《香港：报刊与文学》可视为作者于2003年出版的《小说香港》（三联·哈佛燕京丛书之一）的姊妹篇来读。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