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食茶的财政功用而言，茶的收益主要用于充实地方财政。罗愿在《新安志》当中记录了茶法的变化：在嘉祐年间之前，片茶被送往六榷务之真州、无为军，而州自行售卖折税茗茶。到了宣和年间，茶法变革之后，不再对商贩征收税款，转而征收茶租钱。这种转变乃是产茶地区在施行通商法之后

（续上）

就食茶的财政功用而言，茶的收益主要用于充实地方财政。罗愿在《新安志》当中记录了茶法的变化：在嘉祐年间之前，片茶被送往六榷务之真州、无为军，而州自行售卖折税茗茶。到了宣和年间，茶法变革之后，不再对商贩征收税款，转而征收茶租钱。这种转变乃是产茶地区在施行通商法之后财政收入的一种变化。

至于陕西的食茶状况，绍圣元年，依据陆师闵的奏报，陕西路再度成为禁茶地区，禁止商旅客贩。次年，陆师闵报告称已在雅州名山、兴元府、洋州等地安排食茶二十纲，总计六十余万斤，准备运输至永兴等地进行出售。苏辙亦提及陕西民间食茶有着既定的数量，这表明非茶产区的陕西同样存在官卖食茶，并且有着规定的数额。

故而，官卖食茶的地区既涵盖了南方的茶产区，也包含了西北茶销区当中禁止商销茶的地方。

关于食茶的数量，参考陕西销区一路六十余万斤的消费量，东南七路茶区的食茶数量或许能够达到 420 万余斤。这显示出食茶在宋代的茶叶生产和销售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数量不可小觑。

孙洪升的看法是，食茶的数量不应被过高估量。他觉得，倘若全国有 2/3 的人户购买食茶，那么茶叶市场将会大部分被食茶所占据，茶商购买官府茶叶将无处可销，宋官府的茶叶间接专卖体制也难以构建。故而，他认为宋代食茶数量不多，且已被计入折税茶和官府买茶额当中，在考察茶产量之时不再单独将食茶计入。然而，这一观点似乎忽视了官卖食茶和商人贩茶在市场定位方面的差异。

根据《嘉泰会稽志》的记载，绍兴府茶的批发与住卖数据表明，批发至销地市场的茶叶和本地市场的销售是相互分开的，二者并不冲突，不会相互抢占市场。在榷茶时期，产地官卖食茶也不会对茶商往销地市场的贩卖造成影响。

综合上述情形，可以看出，尽管有少量的产茶地以折税茶作为本地食茶，然而总体而言，产地官卖食茶有着自身的买茶本钱，并单独统计其获利，与送往山场榷务的官买茶并列。因此，东南茶产地的食茶估算量应当被计入宋代茶叶总产量当中。这一观点更契合宋代茶叶市场的实际状况，也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宋代茶叶产量的真实情形。

依据宋代各种名目茶的数量或者估算数据，能够大致推测宋代前期的茶叶产量。东南茶区买茶额的最高数据为 2906.57 万斤，折税茶选取其最高数额 166.8 万斤，贡茶取 76 万余斤，耗茶或饶润茶约有 634.205 万余斤，私茶的极值为 1153.1 万斤。食茶参照陕西销区一路 “六十余万斤” 的路均消费量，东南七路茶区的食茶可达 420 万余斤。

据此估算，东南茶区的茶叶产量约为 5356.675 万斤左右。四川茶区的产量以 3000 万斤计算，广南茶区在北宋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以南宋淳熙年间产茶 54328 斤、绍兴三十二年产茶 91976 斤的中间值 7 万斤计，北宋茶叶的高值产量约为 8363.675 万斤。

南宋时期，除了淮南因宋金战争的影响，茶叶生产遭受破坏之外，其他茶区基本保持稳定，茶产量与北宋相差无几。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南宋时期在绍兴末年，东南十路六十州的产茶区，年产茶叶 1590 万余斤。倘若除去只剩微量的淮西路，以及当时未被列入统计的广南两路，南宋东南地区七路的茶产量与北宋时的买茶额极为接近。同时，“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处茶场岁产二千一百二万斤”，依据利州路的产茶量推算，加上梓州路、夔州路的产茶量共计约八九百万斤，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茶产量依然是三千万斤左右。

这表明宋代的茶叶生产总量在较长的时间段来看，呈现出一种较为平稳的状态。

与《刘松年人物故事图卷》同样对宋代茶事有生动表现的《宋徽宗赵佶文会图》乃是一幅重要的宋画传世之作，具备多方面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关此图的话题，已逐渐成为热点，下面我们单单从茶道这一方面，再作一些饶有趣味的补充。

“点茶不一。而调膏继刻，以汤注之，手重筅轻，无粟文蟹眼者，调之静面点。盖击拂无力，茶不发立，水乳未浃，又复增汤，色泽不尽，英华沦散，茶无立作矣…… 五汤乃可少纵，筅欲轻匀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 此乃宋赵佶《大观茶论》中的一段文字。每每读来，追思仰慕，感慨万千。

“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茶筅以箸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本欲壮而末必眇，当如剑瘠之状。”“瓶宜金银，小大之制，惟所裁给。”“勺之大小，当以可受一盏茶为量。” 文中所述的这些器具几乎在《文会图》中皆能见到实物，乃是宋代点茶法场景的真实再现，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和史料参考价值。

此图所绘乃是一群文士于园中欢聚之景。八位文士围坐在一张硕大的黑漆方桌旁，其中有一人正在打瞌睡，联系图右上宋徽宗所题 “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挥毫醉醒中”，可知此人正处于酒醉之中。那张大方桌上，各类馔具与食物琳琅满目、摆放有序，四边还置有十套个人用餐具。

围绕着大方桌及文士，还有五位侍者，其中那位长须、身着绿袍的男子，应是一位乐工。他手持拍板，似乎正在观望宴席的情势。就笔者目前所见有关此图的解读，皆将此人视作文士，应属误读。

图的前景位置，还有五位侍者半环绕着两张小方桌，桌旁桌上有着炭炉、烧水壶、鼎盂、具列、木桶、梅瓶、笆篓、执壶、碗盏等物件，与中景的文士、侍者及什物紧密呼应。

由于图中有一文士沉醉酣睡，且大方桌上摆放的皆是鲜桃、莲蓬之类，显然这场文会已处于酒后阶段，主宾所用的饮品自然应以能解酒为宜。大方桌上主宾面前的饮品，使用的是浅色盏托，前景中侍者们正在准备的饮品，用的是黑色盏托，显然这两者是不同的饮品。但这两者究竟是什么饮品呢？

前景中左数第二位侍者，能够为我们提供线索。只见他一手持匕，向碗盏中击拂，一手托盏，此乃极具特征的点茶动作。如北宋蔡襄《茶录・点茶》所云：“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建人谓之云脚粥面。钞茶一钱匕，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之，环回击拂。”1999 年 8 月，河南登封黑山沟出土的宋代壁画《备宴图》，亦可供参考。故而，可以认定侍者们正在准备的是茶。

而茶自古以来便是消渴、祛热、解酒的佳品，如《唐本草》所记：“茗：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春采之。” 又如唐陆羽《茶经・一之源》所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宋人的诗词中更是多有记载茶的解酒功效，如北宋人宋庠《观文丁右丞求赐茶因奉短诗二章》其一：“慧露真腴内消热，可烦霞脚一瓶春。” 黄庭坚《品令・茶词》：“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 孔平仲《建茶一首》：“建茶一杯午睡起，除渴蠲烦无此比。” 皆与这幅图的情形相互映照。宋徽宗《大观茶论》明言茶能“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宋蔡襄茶录》则说“甘润滋养，水火既济”。

既然已知侍者们正在准备的是茶，那么主宾正在饮用的饮品，倘若了解宋人的宴饮习惯，也能够推断得出：应当是同样能够醒酒的某种汤。如黄庭坚《鹧鸪天》：“汤泛冰瓷一坐春。长松林下得灵根。吉祥老子亲拈出，个个教成百岁人。灯焰焰。酒醺醺。壑源曾未醒酲魂。与君更把长生碗，聊为清歌驻白云。” 所写的便是长松汤解酒之效胜过名贵的壑源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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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成国学堂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