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钱老师住在学校旁边的那间砖房，有两间正房加一间厨房。厨房的墙上挂着一个褪色的塑料挂钟，时针永远停在7点03分，据说是钱老师刚来村里教书那年，第一次上课敲钟的时间。谁问他修不修，他总笑着说”没电没电”，其实大家都知道，十块钱的电池他舍不得换。

村里人都习惯叫他钱老师，尽管他已经退休十几年了。

钱老师住在学校旁边的那间砖房，有两间正房加一间厨房。厨房的墙上挂着一个褪色的塑料挂钟，时针永远停在7点03分，据说是钱老师刚来村里教书那年，第一次上课敲钟的时间。谁问他修不修，他总笑着说”没电没电”，其实大家都知道，十块钱的电池他舍不得换。

厨房窗户上贴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海报，已经褪成了淡黄色，但还能依稀看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字样。据说是他教过的大毛（村里人习惯用小名）专门从北京寄回来的，还附了一张鸟巢的明信片。那张明信片被钱老师用透明胶贴在了厅里的照片墙上，照片墙密密麻麻贴满了学生的照片，有全班的合影，也有单人的，其中一张黑白的已经发黄泛白，看不清人脸，只能认出学生胸前戴着红领巾。

“那是我第一批教的娃儿，1979年。”钱老师总这么介绍，声音里带着微不可察的颤抖。

我是2008年搬来山尾村的，那时钱老师已经退休五年了。退休后他本可以搬去县城，他儿子在那边开了小超市，二层小楼，还有自来水。但他最终还是留在了村里，说是习惯了，走不动了。

实际上，每个月十五号，他都会拄着竹棍，穿过整个村子，走到隔壁村的邮政所汇款。我不小心撞见过一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名字和金额：李小花，200；王大壮，150；张根生，300……

“这些都是我的学生？”我多嘴问了一句。

钱老师把笔记本往怀里一揣，好像被发现了什么秘密，笑了笑：“不是学生，是娃儿。”

后来村长告诉我，那些都是他曾经教过的贫困生，有的已经考上大学，家里还是供不起，有的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了，有的家里遇到了变故。钱老师每个月会从自己并不宽裕的退休金里抽出一部分，给这些孩子汇过去。有多少人受过他的资助，没人清楚，因为钱老师从不提，账本也只有他自己看。

村长说：“起码有五六十人吧，说不定上百。”

钱老师的房子里最突出的是书，旧课本、小说、报纸，堆得到处都是。有一次下雨，房顶漏了，我和几个村民去帮他挪书，发现角落里有一摞发霉的工资条，最上面的一张写着1982年8月，底下是数字：78元。

“那时候就78元啊？”我随口问道。

钱老师笑了笑，眯起眼睛看着那张发黄的纸条：“那个月娶媳妇儿，剩得少。”

他这一辈子就这么简单，教书、结婚、生子、退休。大半辈子的积蓄都存进了那个破旧的笔记本里，被汇到了各地的”娃儿”手中。

我刚来村里时，钱老师的日子还算滋润。早上五点半准时起床，去村口的小溪边洗漱，然后沿着村道散步到老槐树下，摸出一个旧收音机听新闻联播。九点回家，翻看前一天县里寄来的《人民日报》，中午煮一锅稀饭，配上自己腌的咸菜。下午他会去学校转转，看新来的老师教得怎么样，有时也给留守儿童补补课。傍晚，他会在门口的石凳上坐着，看着学生们放学回家，偶尔有人会停下来叫一声”钱爷爷”，他就笑得合不拢嘴。

2015年冬天，钱老师摔断了腿。

那天下了霜，学校门口的水坑结了薄冰。一个一年级小孩放学回家，不小心踩在冰上滑倒了。钱老师看见了，跑过去扶，结果自己也摔了，右腿骨折。

村里人七手八脚把他送到了县医院，医生说要住院半个月。钱老师第二天就闹着要出院，护士进去查房，发现他正在用颤抖的手给输液袋打结，想让药水流得慢一点。

“医药费贵，能省就省。”

钱老师住院的事情不知怎么传开了，从第三天开始，病房里就没断过人。有开着奔驰来的西装革履的男人，有骑着摩托的农民工，有拄着拐杖的老太太。他们都自称是钱老师的学生，带来水果、补品，还有厚厚的红包。

钱老师一样不收。

“我只是教书的，这是该做的。”他反复这么说。

出院那天，医院的走廊里站满了人，从病房门口一直排到电梯口。有人在点名，好像在确认谁到了谁没到。钱老师被护送着走出病房，看到这一幕，愣住了，然后突然老泪纵横。

那一刻，我才知道一个老师的分量有多重。

从此，钱老师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每天早上，总会有人来给他送早饭；中午，学校食堂会专门送一份午餐；下午，村里上了年纪的妇女轮流来帮他洗衣服、打扫房间；晚上，年轻人会来陪他聊天，给他读报纸，有时还帮他写那个神秘的账本。

钱老师起初很不习惯，老是摆手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但人们并不理会，自顾自地做着自己的事。慢慢地，钱老师也就接受了，但还是会时不时地嘀咕：“这些娃儿，瞎忙活。”

村长告诉我，给钱老师提供帮助的人其实早就组织起来了，在微信上建了个群，叫”钱老师的娃儿们”，群里有三百多人，分别住在全国各地，甚至有几个在国外。他们制定了一个时间表，安排谁什么时候回村看望钱老师，谁负责每月的生活费，谁负责医疗保障，谁负责检查房屋安全……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有一次，钱老师的烟囱坏了，群里发了条消息，第二天就有人从县城带着泥瓦匠来修了。再有一次，钱老师说想吃家乡的腊肉，两天后，他的冰箱里就塞满了来自各地的腊肉、腊肠，够他吃一年的。

2017年春节，村里突然来了一群人，他们带着专业的摄影器材，说要给钱老师拍一部纪录片。钱老师不同意，躲在房里不肯出来。最后是他最小的学生小李劝了半天，说这是”给后人看的历史资料”，他才勉强答应。

拍摄持续了一周，他们记录了钱老师的日常生活，采访了村里的人，还找到了一些已经上大学或工作的学生。剪辑后的纪录片在县电视台播出，然后被推荐到了省台，最后居然上了央视的一个栏目。

钱老师看了一遍，只说了一句：“把我拍老了。”然后就去睡觉了。但那天晚上，隔壁老王听见他房间里有轻微的抽泣声，持续了很久。

名气大了，找来的人也多了。有人提出要给钱老师盖新房子，有人说要带他去大医院做全面体检，有人说要给他设立教育基金。钱老师都一一谢绝了。他只同意了一件事：把他的退休金交给村委会管理，用来资助村里和周边的贫困学生。

“我这辈子没干啥大事，就教了一辈子书。这些钱攒着也没用，还不如让娃儿们念书用。”钱老师说。

2019年，钱老师的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他常常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发呆，有时看到学生们放学，也不叫了，只是默默微笑。村里人知道，老人可能时日不多了。

那段时间，村里的”钱老师轮值表”排得满满的，几乎每天都有人来陪他。有的给他念书，有的陪他下棋，有的就静静坐着，听他讲过去的事。钱老师的故事很多，大多是关于他的学生的：谁家孩子当年多调皮，谁考上了重点大学，谁现在在城里买了房子……

他几乎记得每个学生的名字，甚至记得他们的生日。

“人老了，记性倒是好了，”钱老师常这么自嘲，“该记的都记住了，不该记的都忘了。”

2020年初，疫情爆发，村里实行了封闭管理，外来人员不得入内。钱老师的”娃儿们”急了，他们在群里讨论如何确保老人的安全。最后，一个叫刘峰的中年人自告奋勇，他原本住在县城，是钱老师1988年教过的学生，现在在县医院做护工。他主动申请被隔离14天后进村，住进钱老师家照顾他。

就这样，刘峰成了钱老师疫情期间唯一的陪伴。每天早上量体温，测血压，准备三餐，还陪钱老师散步、聊天。村里人从窗户里往外看，常常能看到两个人影，一高一矮，慢慢地走在村道上，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

疫情稍缓后，又有人接替刘峰来照顾钱老师。这一次是一对夫妻，丈夫是钱老师1995年带过的学生，妻子是隔壁村的，也曾受过钱老师的资助。他们带着十岁的儿子一起来，说是让孩子体验生活，其实是想让钱老师晚年有个孩子的陪伴。

小男孩很快就和钱老师熟络起来。钱老师教他下象棋，讲故事给他听，有时还辅导他做作业。小男孩则帮钱老师收拾房间，给他倒水，甚至学会了如何帮他测量血糖。每天下午，他们会一起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钱老师讲课，小男孩认真听，就像几十年前的课堂重现。

村里人经过，都会驻足看一会儿，然后摇头感叹：“钱老师真是有福气啊。”

202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钱老师突然说想去学校看看。当时照顾他的是一对姐妹，都是他00年代教过的学生。她们犹豫了，因为钱老师已经很久没出过远门了，但看他坚持，还是扶着他去了。

学校已经放暑假，空荡荡的。钱老师坐在操场边的石凳上，看着远处的教学楼，不说话。过了很久，他才开口：“你们知道吗，我第一次来这个学校的时候，这里还是茅草房，下雨天教室里全是水。”

他絮絮叨叨地讲了很多往事，大多是姐妹俩从未听过的。最后，他指着操场中央的旗杆说：“我退休那天，全校师生给我举行了欢送会，就在那个位置。我一直觉得，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站在那里，看着这么多娃儿朝我鞠躬的样子。”

说着，钱老师的眼圈红了。

回去的路上，钱老师走得很慢，但他坚持不要人扶。走到家门口时，他突然停下来，对姐妹俩说：“你们都长大了，比我高了。”

姐妹俩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笑笑。

那天晚上，钱老师睡得很早。第二天一早，来接班的村民发现他安详地躺在床上，已经没了呼吸。床头柜上放着那个旧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谢谢所有的娃儿”。

钱老师的葬礼异常简单，按照他生前的嘱咐，没有用花圈，没有放哀乐，只有他的学生们站在墓前，一人献上一支白花。参加葬礼的人太多了，从墓地一直排到村口，有的是专程从国外赶回来的。

葬礼结束后，“钱老师的娃儿们”群里讨论如何处理他留下的东西。他的遗产很少，一间老房子，一些旧书，和那个神秘的笔记本。最后大家决定，把房子捐给学校作为乡村教育博物馆，书分给村里的孩子们，笔记本则被装裱起来，放在博物馆的中央展示柜里。

钱老师的故事本该到此结束，但他的影响却在继续。葬礼后的第三天，县教育局收到了一封联名信，上面有三十多个签名，都是钱老师曾经的学生，现在各行各业都有成就的人。他们提出要在村里建一所新学校，命名为”钱老师纪念学校”，并设立”钱老师奖学金”，资助山区的贫困学生。

县领导很快批准了这个提议，还追加了配套资金。学校选址就在钱老师原来的房子旁边，面积是原来的三倍，设施一应俱全。2022年9月1日，新学校正式开学，第一批入学的有120名学生，其中三分之一是贫困家庭的孩子，全部享受”钱老师奖学金”。

开学典礼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颤巍巍地走上台，他是钱老师教过的第一批学生之一，现在已经是省级教育专家。他讲了一个故事：

1979年，他家里很穷，初中毕业后准备辍学去砖厂打工。钱老师得知后，骑着自行车去他家，和他父母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钱老师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说是”借”给他继续上学，将来有能力了再还。

“我后来才知道，那笔钱是老师准备买房子的钱。因为借给了我，他又在学校旁边的破房子里住了三年。”老人说，“我一生受过很多人的恩惠，但最难忘的是钱老师的那份情。他不仅给了我知识，还教会了我如何做人。”

典礼结束时，全体师生面向钱老师的照片鞠躬。照片里的钱老师依然是那副严肃中带着慈祥的表情，仿佛在注视着他的”娃儿们”。

如今，钱老师走了，但他的精神还活在村里的每个角落。每天早上，新来的校长会带着学生们站在操场上，朝着钱老师的铜像敬礼；每个月十五，学校会组织优秀学生去钱老师的墓前报告学习情况；每年教师节，村里和周边的人都会自发来到学校，带一支白花，献给那个用一生诠释了”师者”含义的普通老人。

“其实钱老师不是什么伟人，”村长常这么对外来参观的人说，“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做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

但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平凡中的坚持，才造就了钱老师的不平凡。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但他用一生的时间，点亮了一盏灯，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山村孩子的前路。

而今，这盏灯已经变成了星火，在更多的地方燃烧。

有人问我，为什么钱老师会有这么多人爱戴？我想了想，答案很简单：因为他先爱了别人。他把毕生的积蓄和心血都给了他的学生，而学生们，只是在用同样的方式爱着他。

这就是爱的循环。朴素，但永恒。

就像钱老师常说的那句话：“我这辈子没做什么大事，就只教了一辈子书。”

但谁说教书不是大事呢？

毕竟，在这个偏远的山村，一个老人用他平凡的一生，改变了数百人的命运。而这数百人，又将去改变更多人的生活。

这种影响，会像涟漪一样，一圈圈扩散开去，永不停息。

来源：橙子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