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一个略显拥挤的筒子楼，砖红色的外墙上爬满了不知名的藤蔓，楼道里弥漫着一股煤油灯和老式卫生间混合的气味。
＂大伯，您住了两年多了，我们家也要用房子了。＂我站在门口，手心冒汗。
＂什么叫你们家用房子？老郭家的房子，我也有份！＂
1986年春天，我终于下定决心找大伯说这句话，却没想到会引出一场持续大半年的家庭风波。
那是一个略显拥挤的筒子楼，砖红色的外墙上爬满了不知名的藤蔓，楼道里弥漫着一股煤油灯和老式卫生间混合的气味。
每到晚上，油烟味、饭菜香、人声鼎沸，交织成独特的生活气息，楼下的大妈们围坐在一起纳凉，絮絮叨叨地说着街坊邻居的家长里短。
我和丈夫郭建国结婚三年，一直住在这套五十多平米的小房子里，是单位分的福利房，当时能分到这样一套房子，羡慕死了多少人。
那时候，墙上挂着的是黑白电视机，茶几上摆着的是红双喜牌收音机，厨房里的煤球炉灰尘满布，但我总是擦得锃亮。
建国在纺织厂当工人，拿着每月六十多块的工资，我在附近的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月收入四十多块，日子虽不富裕，却也踏实。
大伯郭建军比建国大八岁，在北方某城市工作，是个知青，当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后来分配到了一家国营工厂。
原本与我们少有往来，一年到头也就是过年时寄来一张贺卡，上面写着＂恭贺新禧＂，还有一两句客套话。
那年冬天，他突然来信说单位效益不好要精简人员，他＂主动请缨＂回老家发展，信中特意问能否暂住我们家。
＂郭建国，你哥要回来了！＂我递给刚下班的建国那封皱巴巴的信，紫色的邮戳和那潦草的字迹，预示着我们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
建国接过信，扫了两眼，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还亲自去火车站接人，临走前不忘叮嘱我：＂小丽，把家里收拾收拾，你哥要来了。＂
我在心里默默算着日子，＂暂住＂嘛，一个月？两个月？总不会太久吧。
当时我也没反对，毕竟是亲兄弟，帮一把是应该的，再说当时住房紧张，新分来的同事还得挤在单位宿舍里，男女分开住呢。
十二月的一个阴冷的早晨，大伯来了，火车晚点了两个小时，他和建国顶着细雨回来，衣服都湿透了。
大伯来时，只带了两个旧行李箱，一个黑色的，已经掉了漆，另一个是军绿色的，像是部队发的那种。
他比建国高半头，脸庞消瘦，眼睛深陷，皮肤黝黑，像是长期在户外劳作的人，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弟妹，这些年没见，你还是那么漂亮。＂大伯放下行李，笑着对我说，眼睛却不自觉地打量着我们的小家。
我客气地应着，心里却在琢磨，他这一待，我们的日子该怎么过？
我们的房子只有两间，一间作卧室，放着一张双人床和一个老式衣柜，柜门每次打开都发出吱呀的抗议声；另一间作客厅兼厨房，摆了张方桌，两把椅子和一个简易的灶台。
大伯住进来后，每晚在客厅的小沙发上将就，那沙发是八十年代初的款式，坐垫早已凹陷，弹簧时不时地顶着人，睡上去肯定不舒服。
＂哥，沙发不好睡，要不你睡床，我和小丽打地铺？＂建国不好意思地说。
＂不用不用，我这人睡哪都行，在北方那会儿，比这差的地方多了。＂大伯摆摆手，一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样子。
起初我们都以为这是暂时的安排，谁知道一周、一个月、半年过去了，大伯找工作的事情毫无进展。
＂老大啊，你看看咱们单位有没有合适的岗位？厂里不是一直缺人吗？＂一天晚饭后，建国热心地帮哥哥打听工作。
＂你们纺织厂那点工资，够干啥的？＂大伯拿起茶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屑，＂我在北方待了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回来不能就这么随便找个活儿干吧？＂
建国讪讪地笑了笑，不再说话，只是埋头扒饭，我看在眼里，心里直叹气。
日子一长，问题就来了，大伯的生活习惯与我们大相径庭，他喜欢半夜看书，打开台灯翻书的声音和偶尔的咳嗽声总是让我无法入睡。
更让我头疼的是，他似乎把自己当成了房子的主人，开始对我们的生活指手画脚，仿佛这是他的地盘，我们是不懂事的小辈。
＂小郭，你们家的饭菜太清淡了，应该多放点油盐，这样吃得有劲。＂一天晚饭，大伯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青菜，皱着眉头说。
＂这窗帘太花哨，换个素色的好，看着都眼晕。＂另一天，他指着我新买的印花窗帘说。
每当这时，建国总是笑呵呵地说：＂哥说得对，我们改改。＂就好像大伯的话就是圣旨，不容质疑。
我心里虽有不满，但看在是丈夫的亲哥哥的份上，也就忍了，况且，他毕竟是暂住，总有离开的一天。
至少，我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转眼到了1987年夏天，大伯住进我们家已满一年，却丝毫没有搬离的意思，反而越发自来熟，邻居们都以为他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小丽啊，你家老大单位分的房子还不下来啊？＂楼下赵大妈一边择菜一边问我，言外之意是在问，你大伯怎么住你们家这么久了还不搬？
我笑笑没答话，心里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那段时间，我和建国正计划要孩子，可客厅里总有个人，让我们的生活毫无隐私可言，我连抱怨都不敢大声，生怕大伯听见了不高兴。
有天晚上，洗完澡回到卧室，我终于忍不住对建国说：＂咱们是不是该和你哥谈谈了？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搬走？＂
建国叹了口气，眼神闪烁：＂再等等吧，哥现在找工作不容易，咱们帮帮他，出出兄弟情分。＂
＂可是都一年了，他好像一点找工作的意思都没有！＂我压低声音，心里的委屈一下子全涌了上来。
＂你不懂，＂建国的声音带着几分哀求，＂小时候，要不是哥，我早就饿死了，爹妈走得早，是哥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的。＂
我的心里堵得慌，却又不好多说什么，只能默默地转过身去，泪水浸湿了枕头。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我怀孕后，那是个闷热的夏夜，我孕吐严重，连续几天睡眠不好，窗外知了的叫声震耳欲聋，像是在嘲笑我的处境。
半夜起来喝水，看见大伯正在客厅里翻看我们的存折，台灯的光线下，他的脸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黄色。
＂大伯，您这是做什么？＂我惊讶地问，手里的杯子差点掉在地上。
他慌忙合上存折，轻咳一声：＂哦，我...我找点纸写东西，无意间看到的。＂
那本存折是我和建国的全部积蓄，为了买电视机、冰箱，还有将来孩子的学费，我们一分一分攒下来的，每次存钱，我都要数三遍才肯交给柜员。
第二天，我把这事告诉了建国，他的眉头皱得很紧，额头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但最后只是说：＂可能是哥一时手头紧，打算借点钱吧。＂
＂借钱为什么不直接说？鬼鬼祟祟地翻我们的东西，这像话吗？＂我气得胸口疼。
＂你别激动，对孩子不好，＂建国轻轻拍着我的后背，＂我会找时间和哥谈谈的。＂
但那次＂谈谈＂不知怎的就不了了之了，大伯依旧若无其事地住在我们家，每天早出晚归，也不知道在外面干什么。
我不知道丈夫的宽容是出于对兄长的尊重，还是因为他们童年时期形成的某种心理依赖，抑或是因为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公公临终前的嘱托。
我只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需要一个安静、私密的成长环境，而不是整天提心吊胆，连在自己家都像是寄人篱下。
＂建国，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咱们得准备婴儿房，买些婴儿用品，＂一天，我再次提出让大伯搬走的想法，＂客厅那么小，放了婴儿床后就没地方了。＂
建国拧着眉头思考了很久，终于点头同意了，他似乎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那天晚饭后，他端起茶杯，吞吞吐吐地对大伯说：＂哥，小丽怀孕了，再过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我们得收拾一间屋子给孩子住...＂
没等他说完，大伯的脸色就变了，一把拍在桌子上，茶水溅了出来：＂你什么意思？赶我走？＂
＂不是，我是说...＂建国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住了才多久？一年多点吧？你们就受不了了？＂大伯的声音提高了八度，楼上的邻居都能听见，＂咱爸临终前怎么说的？家里的东西兄弟俩平分！这房子一半是我的！＂
我震惊地站在一旁，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套房子是建国工作后，单位分给我们的，和老人家有什么关系？
更何况，当初分家时，大伯不是已经拿走他那份了吗？那台老式缝纫机，那个樟木箱子，还有几件老人的衣物。
建国试图解释：＂哥，这房子是单位分的，不是老家的财产...＂
＂少来这套！＂大伯打断道，手在空中挥舞着，脸涨得通红，＂爸的意思就是所有家产兄弟平分，你这房子就有我一半！要我搬，可以，你得给我一半房款！＂
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我和建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老式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着，墙上的毛主席像似乎也在注视着这一切。
接下来的日子简直是噩梦，大伯变本加厉，白天出去不知道干什么，晚上回来常常带着酒气，走路摇摇晃晃，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戏曲。
有几次，他甚至带朋友回来喝酒，四五个人围坐在我们家那张小方桌旁，抽着廉价的红塔山，吵闹到深夜。
＂郭大哥，兄弟之间就是该这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拍着大伯的肩膀说。
＂就是，这年头，还有你这么讲兄弟情义的人不多了。＂另一个瘦高个的附和道。
＂来，喝酒！＂大伯举起杯子，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我怀着七个月的身孕，被折磨得几乎崩溃，每晚都要忍受刺鼻的烟味和嘈杂的笑声，第二天还要去上班，站柜台八个小时，腿肿得像萝卜一样。
＂师傅，现在年轻人太不懂事了，＂一天，我听见大伯在院子里对邻居们抱怨，他倚在槐树下，叼着烟，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自己哥哥都赶，还有没有良心了？我把他拉扯这么大，就为了这么对我？＂
邻居们听了这话，看我的眼神也变得异样，有人甚至背地里嘀咕＂白眼狼＂、＂不孝顺＂。
我想解释，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怎么解释？说这房子不是老家的，是单位分的？说大伯根本没有权利住在这里？这不是更落人口实吗？
建国每天夹在中间，下班回家就是一张愁眉苦脸，眼睛里布满血丝，看得我心疼。
＂他凭什么说房子有他的一半？＂晚上，我忍不住又问建国，手轻轻抚摸着隆起的肚子。
建国沉默片刻，轻声说：＂爸生前确实说过，家里东西要我们兄弟俩平分...＂
＂可那是指老家的东西啊！这房子是你工作后单位分的，和老人家有什么关系？＂我急得眼泪都出来了，＂再说，当初分家时，他不是已经拿走他那份了吗？＂
＂我知道，我会跟哥再谈谈。＂建国拍拍我的手，眼神坚定了一些。
但每次＂谈谈＂的结果，都是建国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回来，大伯则继续若无其事地住着，甚至更变本加厉。
他开始往家里带不同的女人，那些女人涂着艳丽的口红，穿着花花绿绿的连衣裙，笑声特别刺耳。
＂这是我弟弟家，不过也有我一半。＂大伯向那些女人们炫耀，＂你看，电视机是我买的，沙发也是我买的。＂
事实上，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和建国省吃俭用买的，大伯一分钱都没出过，连水电费都是我们交的。
有天下午，我提前下班回家，孕检结果显示血压有点高，医生建议我多休息。
刚走到楼道口，就听见家里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我心里一惊，连忙加快脚步。
推开门一看，发现大伯正在翻我们的抽屉，衣柜门大敞着，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
＂大伯！您这是干什么？＂我的声音因愤怒而发抖。
他镇定地合上抽屉，仿佛做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找根绳子。＂
＂您要绳子可以直接问我们啊，为什么要翻抽屉？＂我强忍着怒火，手不自觉地护着肚子。
＂这不是我家吗？我找东西还要经过你们同意？＂他的语气傲慢至极，眼神里却闪过一丝心虚。
那一刻，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怒，这个人，竟然把我们的善良当成理所应当，把我们的忍让视为软弱可欺！
＂大伯，这房子是单位分给我丈夫的，您没有任何权利翻我们的东西，如果下次再发生这种事，我就报警！＂我掷地有声地说，自己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勇气吓了一跳。
大伯愣住了，随即冷笑一声：＂哟，还挺横，我看你是不想在这个家待了！＂
＂大伯，请您尊重一下我们的隐私，还有，麻烦您以后不要再带人回来喝酒，我怀孕了，需要休息。＂我继续说道，声音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
他似乎没想到一向逆来顺受的弟媳妇会这么强硬，讪讪地走回客厅，嘴里还嘟囔着什么＂不知好歹＂之类的话。
当晚，我和建国长谈了一夜，旧台灯的光线在墙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像是我们内心的挣扎。
＂建国，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握住他的手，感受到他掌心的老茧，那是在纺织厂里日复一日操作机器留下的印记，＂再过两个月我就要生了，孩子出生后连放尿布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办？＂
建国的眼圈红了，颓然地坐在床边：＂小丽，对不起，我...＂
我握住他的手：＂这不怪你，但我们得想办法解决，再这样下去，不只是房子的问题，我们的婚姻也会出问题。＂
＂你说得对，不能再这样了。＂建国的眼神终于坚定了起来，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第二天，我做了个决定，我去找了我爸，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我爸是个退休的老教师，身材瘦削，戴着一副老式的圆框眼镜，走起路来总是微微弓着背，却有着钢铁般的脊梁。
平时不爱多管闲事，但听完我的叙述后，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怒火。
我们家老照片里，爸爸总是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腋下夹着一本书，眼神温和而坚定。
＂爸，我该怎么办？＂我忍不住哭了起来，这么多天的委屈一下子全涌了出来。
他拍拍我的肩膀，声音沉稳：＂你别担心，我去跟他谈谈。＂
我知道爸爸的个性，一旦他做了决定，就一定会坚持到底，这是他几十年教书育人养成的脾气。
傍晚时分，我爸来到我家，他穿着那件熨得笔挺的灰色中山装，和大伯形成了鲜明对比。
大伯正躺在沙发上看报纸，见到我爸进门，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连起身的意思都没有，报纸哗啦哗啦地响，像是在无声地抗议。
＂郭建军同志，＂我爸开门见山，声音不高，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我听说你认为这套房子有你的一半？＂
大伯放下报纸，上下打量了我爸一眼：＂怎么，岳父也要来管这事？我们兄弟的事，外人就别插手了。＂
＂我是外人，但小丽是我女儿，我有责任关心她的生活。＂我爸平静地说，眼睛却直视着大伯，＂你说这房子有你的份，有什么依据？＂
＂我爸临终前说的，家产兄弟平分。＂大伯重复着这句咒语般的话。
＂你父亲说的是老家的财产吧？这房子是建国和小丽婚后单位分的，怎么会是你父亲的遗产？＂我爸声音不徐不疾，逻辑却无懈可击。
＂那也是家里的东西。＂大伯的声音弱了下来。
我爸笑了，那种智慧老者的微笑：＂按你这逻辑，建国结婚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家里的？那你结婚后的财产，是不是也要分给建国一半？＂
大伯语塞，随即恼羞成怒，一拍桌子：＂这是我们家的事，你一个外人别插手！＂
＂好，那我们来算笔账。＂我爸不紧不慢地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你住这里已经一年多，没交过一分钱房租和水电费，按市场价算下来，你欠他们多少钱？如果你真认为这房子有你一半，那么这些费用，你是不是也该承担一半？＂
大伯被问得哑口无言，脸色青一阵白一阵。
＂还有，我听说你常带朋友回来喝酒，吵得小丽休息不好，她现在怀孕了，这对胎儿的健康有影响，你考虑过吗？＂
＂他们是我的朋友，我请他们喝酒怎么了？＂大伯梗着脖子说，但声音已经没了底气。
＂那么，你这个做哥哥的，有考虑过弟弟和弟媳的感受吗？＂我爸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年轻人不容易，好不容易买了套小房子，你作为哥哥，不但不体谅，反而想占便宜，这合适吗？＂
大伯被说得没了声音，眼神闪烁，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爸接着说：＂你知道小丽因为这事血压高，差点动了胎气吗？如果出了什么事，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大伯的脸色变了，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复杂的情绪闪过。
我爸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郭建军同志，我知道你可能有自己的难处，但这不是你占弟弟便宜的理由，你好好想想，如果你父亲在世，会希望看到你们兄弟这样吗？＂
那天晚上，大伯反常地沉默了，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抽了一整夜的烟，烟灰缸堆满了烟头，像是一座小小的坟墓。
接下来的几天，他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复杂起来，似乎是在琢磨着什么。
我和建国都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但谁都没有提起，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一周后的周末，当我和建国从菜市场回来时，发现大伯已经收拾好了行李，那两个旧箱子，和当初来时一模一样。
＂我找到工作了，单位有宿舍。＂他干巴巴地说，似乎想让这一切显得自然一些。
我和建国对视一眼，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是高兴他终于要走了，还是因为这种方式而感到尴尬？
＂哥，你...＂建国欲言又止，手中的菜袋子晃来晃去。
＂不用说了，我知道我这段时间做得不对。＂大伯难得地示弱，眼神躲闪着，＂可能是在外面待久了，回来不适应，心里有点不平衡，觉得自己吃了亏，你们...别往心里去。＂
我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转折，一时竟不知该高兴还是该难过，是该感谢他的自觉，还是该埋怨他曾经的无礼？
大伯拎起箱子，站在玄关处，深深地看了一眼这个住了一年多的小家，目光复杂，似乎有太多的情绪难以言表。
＂其实，爸说的＇平分＇，是指他那点老物件。＂他低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那个旧柜子，那个铁皮箱子，还有那台缝纫机，我都拿走了，没给你留。＂
＂这房子确实是你们的，我...我糊涂了。＂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那天下午，建国送大伯去他的新单位，回来后，他反常地沉默，一个人站在窗前，望着远处发呆。
晚饭时，他告诉我，大伯的新工作其实是个清扫马路的临时工，所谓的＂单位宿舍＂不过是工人集体宿舍，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条件很差。
＂要不，让哥再住一段时间？＂建国犹豫地问，眼神里是深深的愧疚。
我摇摇头：＂这样对谁都不好，他毕竟是个大男人，得学会独立生活。＂
建国感激地看了我一眼，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两个月后，我在医院生下了儿子，取名＂小果＂，寓意着我们爱情的结晶，也象征着生活的甜美，尽管它曾有过苦涩。
满月那天，大伯来看望我们，他瘦了一圈，脸色也黑了不少，但精神却比以前好多了，眼睛里有了光彩。
他带了一套蓝色的婴儿衣服，是他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虽然不是名牌，但干净整洁，上面印着可爱的小熊图案。
＂嫂子，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他局促地站在门口，像是不敢进来，＂我那时候太不懂事了。＂
我看着他憔悴的面容，想起这一年多来的点点滴滴，一时心软：＂大伯，您吃了吗？要不留下来吃顿饭？建国买了您爱吃的红烧肉。＂
他摇摇头：＂不了，我还有事。＂说完，他又看了看婴儿床上熟睡的小果，眼神复杂，转身离开了。
那天后，大伯偶尔会来看看我们，但再也不提住在我们家的事，每次来都是带些水果或者小玩具，呆一会儿就走。
听建国说，他现在在一家小工厂当了保安，有了自己的小单间，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地方。
一年后的春节，我们全家去给双方父母拜年，先去了我爸家，意外地看到了大伯，他和我爸正坐在一起喝茶，聊得甚欢。
他比一年前精神多了，穿着一件干净的灰色中山装，像我爸年轻时的样子，还戒了烟，手指上的黄斑淡了不少。
席间，大伯主动给我倒茶，动作恭敬，轻声说：＂弟妹，那段时间真是对不起。＂
我笑了笑：＂都过去了，大伯，您现在看起来气色不错。＂
他点点头，沉默片刻后说：＂其实我知道，当初我搬走，是因为你爸来说了话，那番话真是让我醒悟。＂
＂说实话，我当时挺恨他的，觉得他多管闲事，但现在想想，要不是他，我可能到现在还赖在你们家，活得像个寄生虫。＂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坦率，一时不知如何接话，只好笑笑，继续给小果夹菜。
＂这一年多，我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他继续说，眼神坚定了许多，＂虽然工作苦点累点，但心里踏实。＂
＂以前在北方那么多年，觉得自己吃了亏，回来就想占弟弟的便宜，现在才明白，那是我自己的问题，不能怪别人。＂
晚饭后，建国和大伯在院子里聊了很久，月光下，两个男人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像是要延伸到遥远的过去。
回家路上，建国告诉我，大伯打算自己攒钱买房子，已经存了一些首付。
＂他说，以前总想着依靠别人，现在才知道自己的路要自己走。＂建国的眼中带着欣慰，像是终于卸下了一副重担。
1990年的夏天，大伯在城郊买了一套小房子，虽然只有三十多平，但五脏俱全，阳光也好。
乔迁那天，我们全家去帮忙，小果也去了，他已经会跑会跳，对什么都充满好奇。
看着大伯忙前忙后地招待客人，我想起两年前那个赖在我们家不走的人，恍如隔世。
收拾时，我在他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人在旅途》，书中夹着一张纸条，是大伯写给自己的：
＂人生没有容易的事，但只要肯踏实走，总会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旁边还放着一个旧相框，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照片，年轻的大伯背着小小的建国，两人都笑得灿烂。
站在大伯的新家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城市轮廓和近处的青山，我忽然明白，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要走。
有些路崎岖坎坷，有些路平坦宽阔，但无论哪种路，都需要自己的双脚去丈量，没有人能永远依靠别人。
回家路上，小果在我怀里睡着了，他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轻轻扇动着。
建国握着方向盘，轻声说：＂没想到哥能变化这么大，他真的长大了。＂
我笑了笑：＂人都是在困境中成长的吧，只是有的人需要的时间长一些。＂
窗外，夕阳的余晖洒在道路上，为前方的路铺上一层金色。
我想，生活就像这条路，看不到尽头，但总有阳光为我们指引方向，而真正的成长，或许就是学会在自己的路上，自己走下去。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