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望历史长河，金堂的先民们早已用血泪写下警示：顺应自然，方是生存之道。
回望历史长河，金堂的先民们早已用血泪写下警示：顺应自然，方是生存之道。
金堂沱江
1950年，刚刚解放的金堂县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将千年县治从城厢镇迁往赵镇。
也能理解，在那个年代，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是第一要务。
而龙泉山脉，确实匪患严重。
继续待在城厢，自然是安逸闲适，但是，县城往东南方向，却鞭长莫及。
那个年代，如果发生什么大事，县城可能一两天才能收到消息。
基于这样的考量，金堂将县城迁往了赵镇。
赵镇是个渡口，这个决定背后，满足了巩固新生政权、剿灭匪患的现实需求。
却也让这座“天府水城”从此陷入与沱江洪水的多年缠斗。
翻开金堂的建置史，城厢镇以“龟背城”格局承载了1400余年的县治使命。
自西魏白牟县始，宋嘉祐二年（1057年）为避水患迁治于此，其选址暗含古人智慧：
地势高亢如龟背，三面环水却自成屏障。
千年古镇城厢镇
如今，已属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的城厢古城完整保留的护城河、城墙与街巷肌理，正是古人“以形胜水”的实证。
根据明代《金堂县志》记载：“城垣绕水开壕，河面宽一丈八尺，深一丈”。
这种立体防洪体系让城厢镇在明清时期仅遭遇7次水患记录，远低于赵镇的百年百淹。
淮口镇则是另一处“避险样本”。
作为汉代金渊戍、唐代怀安军治所，这里背靠龙泉山脉，沱江在此收束为峡谷，古人借山势筑城，形成“依山控水”格局。
考古发现的宋代怀安军北城门遗址，至今仍可见条石垒砌的防洪墙基。
历史证明，这两处选址均遵循“高阜近水而不临险”的原则。
一言以蔽之，千年金堂，常选城厢做县治，偶尔选淮口。却从未选择过赵家渡。
因为，对古人而言，那里有水患，很危险。
可惜，75年前，在那个信奉“人定胜天”的年代，相信所谓的古人智慧就是迂腐。
3、赵镇之困赵镇的困境，早在唐朝的咸亨二年（671年）初置金堂县时便埋下伏笔。
当时县治短暂设于赵镇旧城北，但因“三河（北河、中河、毗河）交汇，水势无常”屡遭冲毁，最终被迫回迁城厢。
1950年的迁址，虽出于剿匪维稳的政治考量，却忽视了地理规律。
赵镇地处成都平原最低洼处，海拔仅425米，恰似“三河洪峰的交汇漏斗”。
沱江小三峡
据记载，迁往赵镇仅3年后，1953年沱江洪水便漫过新建的玉龙街县政府，此后平均每2.3年遭遇一次重大水灾。
更值得深思的是，古人并非不知赵镇的地理价值。
宋代在此设韩滩渡，明代建怀口镇巡检司，但始终只将其作为商贸枢纽而非行政中心。
这种“用其利而避其害”的智慧，与1950年代“人定胜天”的思维形成鲜明对比。
1981年的沱江水患，让金堂人民至今记忆犹新。
你坐在公交车上，偶尔都会听到金堂县和城厢镇的老年人摆龙门阵，聊到赵镇被淹的惨状。
1981年水灾
虽然那一年，整个四川盆地都遭了水灾，但可想而知，地势低洼的赵镇一定是最惨的那个。
做个假设，那一年，金堂县把赵镇迁回城厢，可以吗？
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就在1980年12月12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便正式下文，自1981年1月1日起，金堂县所属的城厢区和太平区共1镇11个公社，被划归了隔壁的青白江区。
再怎么迁址，也不可能迁到另一个区吧？
不知是历史的耦合，还是命中注定，金堂1950年抛下了城厢，1981年以后，真的失去了魂。
不能迁回城厢，那迁到淮口，可以吗？
金堂县政府真还有这个规划。
尤其是2013年、2018年，金堂县又接连遭遇重大水患后，当地传出风声，县城将迁往淮口。
淮州新城的发展也步入了快车道。
淮州新城
可是，现在而今眼目下，迁县城真的那么容易吗？
且不说审批流程有多复杂，就拿赵镇那个地盘来讲，有多少人的利益受损？
作为农业大县，赵镇依山傍水，被称为天府水城，空气清新，有多少人选择在赵镇购房居住？
就连隔壁的青白江，也是因为苦受川化成钢污染之扰，选择把家安在了赵镇。
如果县城迁往淮口，那这些人房子势必会迅速贬值，这笔损失谁来承担？
这一决策，势必会遭到赵镇人民的强烈反对。
正因为多种因素考量，迁址淮口一事便不了了之。
当前，金堂县也在想办法免遭洪水之苦。
虽然赵镇所在的冲积平坝，恰处于川中丘陵向成都平原过渡的“洪水走廊”。
但是赵镇希望以“水弹性城市”理念，通过生态湿地、地下管廊构建海绵体系。
希望能成功吧。
6、一点感悟诗人流沙河是金堂县城厢镇人，曾如此描摹故园：
“绿波回环三面，家住这里，也就成了神仙。”
这份“神仙境界”的底色，正是金堂先民与江河共舞的生存哲学。
2025年，当我站在三河口，看着无人机掠过现代防洪堤与古代护城河的交叠光影，或许更能读懂：
真正的文明，从不是征服自然的勋章，而是读懂江河语言的谦卑。
来源：蓉漂采蓁蓁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