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美心旌荡，黄昏施诡计！1953年福州市“7·26”浮尸案侦破始末

摘要：上世纪50年代，福州市仓山区观井路，北濒闽江，南靠烟台山，行人如鲫，熙熙攘攘，既有现代城市的繁华，又有文化区的宁静；尤其是纵贯南北的万寿桥南端与观井路接壤处，风景更胜一筹。往来行人很喜欢驻足江畔，观赏闽江的波光帆影和大桥两端的街肆风貌。

上世纪50年代，福州市仓山区观井路，北濒闽江，南靠烟台山，行人如鲫，熙熙攘攘，既有现代城市的繁华，又有文化区的宁静；尤其是纵贯南北的万寿桥南端与观井路接壤处，风景更胜一筹。往来行人很喜欢驻足江畔，观赏闽江的波光帆影和大桥两端的街肆风貌。

就在靠近桥头的观井路上有一座四层小洋楼，一层店面是邮电营业处，二三层是市邮电局办公室，顶层是家属宿舍。

人事股副股长陈邦相就在这里办公、住家。妻子料理家务，10岁的长子上学，5岁的女儿和2岁的幼子绕膝承欢，一家子丰衣足食，与邻居和睦相处。所以，兼任党支书的陈邦相在职工中颇有声望，工作也卓有成绩，受到组织上的重用。

解放初期，生活条件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那时，观井路一带的居民，每当炎炎夏日，太阳西下，常到闽江沿岸迎风纳凉，或者洗涤衣物，或者游泳洗澡，悠然自得，习以为常。

但在1953年7月10日晚8点多钟，在仓前桥头交通指挥岗值勤的民警张英平，忽然看见一个中年男子走来报警：“同志，有人掉下水了！”

张惊奇地问：“什么人？”

那男子结结巴巴地回答：“是我爱人！”

张英平迅速招呼巡警杨文光一起跟那男子去江边寻找，却踪迹杳然。

清清闽江水啊！何来一股浊流，竟把一个勤劳淳朴的农村妇女悄然吞噬了。

7月26日，陈邦相妻子管雅芳失踪的第16天，有人发现鼓山附近一个叫狮屁股地方的江面上有一具浮尸，捞上岸一看，果然就是管雅芳。

至此，她坠江身亡的确实消息不胫而走。附近群众和邮电所的职工家属议论纷纷，种种怀疑和猜测不约而同地汇集到邮电局：

——在交通岗值勤的警察张英平说：陈邦相报警时并不很慌张，开头只说有人掉下水了，当我惊问是谁时，他才吞吞吐吐地回答是他的爱人。我心知有异，曾质问他为什么当时不在下面现场呼救，隔这么久才来报告？他无言以对。自己的妻子落水，还能如此沉得住气么?

——巡警杨文光说：当我巡逻到仓前桥头，一听说有人坠江，马上借了一支手电筒同陈邦相一起去江边。我边走边问情况，陈说，“夫妻两口子洗完澡往回走，我在前，她在后，走到桥头公共厕所附近时，回头一看，才发现妻子没有跟上来。”

后来查案时问陈邦相，他竟撒谎，说我并没有跟他去现场，因为岗亭上只有一名警察，走不开。前后矛盾，为什么要这样撒谎？

——距管雅芳落水处只有12步之遥的码头上洗澡的人，众口一词地说：邮电局一对男女不到我们这边比较平坦的地方洗澡，却到桥头水深流急的一块石板上洗澡，我们感到奇怪。当晚女的落水，我们毫无察觉，也没听到呼救，更觉奇怪。坐在一条小舢板上，在江中垂钓的两名渔翁也证实当晚根本没听到有人呼救。

但是，陈邦相在出事当晚向邮电局领导说：“当时曾连续喊叫五声，在左边码头洗澡的老百姓五六人闻声赶来，都说已无法挽救了。”

前一段证词完全否定了后一段陈邦相的自述，欲盖弥彰，于兹可见。

——邮电局职工反映，事情发生第二天去劝慰陈邦相时，他不悲伤，也未掉泪，只是一声声地表白昨晚不该同老婆去洗澡，这样人家才不会怀疑是自己害死了她。还有一些职工反映，管雅芳失踪后，陈邦相两三天就刮一次胡子，第四天就到一个女同志家求婚，神态很反常。

——寻找管雅芳遗体期间，陈邦相的表现更是异常。

开头，邮电局指派两位党员干部沿闽江下游巡查，陈邦相不肯同往。后来听说亚细亚码头江面发现尸体，局里同志租了船要陈邦相同去辨认，被陈拒绝，其他同志只好自己去，在江上兜了一个圈子，无所获而返。直至7月26日传来鼓山方向的江面上发现尸体的消息时，陈邦相才央求一位姓陆的同事代他去，不巧这个同事因下午有重要工作不能分身。陈再邀请工会主席和另一位同事三人一起前往。

到了江边，雇了一只小船，陈邦相却不肯上船。工会主席说，溺水时间太久，尸体可能腐烂，你自己不去，我们怎么辨认得清楚？陈无奈只得上船。待认明尸身系管雅芳并拖上沙滩时，陈邦相居然无动于衷，淡淡地说搁在这里吧，明天来收殓。工会主席说，不行，倘若今晚涨潮，岂不又被冲走。最后决定一人留守沙滩，二人回城买棺材并叫人帮忙。

这个身为死者丈夫的陈邦相说什么也不肯留下看守，并且自己先走了。工会主席只好留下看守。待回城买妥一应收殓物品，陈邦相又托人代办一切收殓事宜，自己却回家睡大觉去了！

邮电局职工感到不可思议，极为气愤。

——市人民法院法医对这具非正常死亡的尸体进行例行检验之前，几次通知尸亲到场都被陈拒绝。翌日陈邦相才不得不在验尸笔录上签字，但扬言：“不用检验，是失足落水的。”

——邮电局家属丁某某反映：管雅芳生前曾同她讲：“丈夫逼我回苏北老家。我说老家连田地都出租了，房子也卖掉了，怎么回得去？就是死也坚决不回老家！”

所有这些疑点，市邮电局党政领导极为重视，抽调专门力量在广泛调查核实的基础上，进行了缜密的分析研究，一致认为，管雅芳之死系陈邦相有意谋害的嫌疑极大，实有移送司法部门深究之必要，乃于8月12日（即发案后的一个月零三天)，书面向上级党政机关报告，经同意，由该局将材料移送福州市人民法院。

与此同时，中共福州市委指示由市法院、市检察院、市监察委员会三家联合办理。根据市委这一指示，由当时的市法院王志洁院长、市检察院张恒昇副检察长、市监察委员会郝明义主任三人组成专案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对此案的侦破与审判。

时任市法院刑庭审判员的黄宏贵和时任市检察院侦察组负责人的笔者受命具体办理该案，市邮电局的程治材、张林、邹正三位领导亲自主持配合办案事宜。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具有高度政治警觉性的干部、群众注视之下，陈邦相终于落入法网。

解放前的江苏北部，农村凋敝，民不聊生。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家庭的陈邦相，自幼艰苦备尝，10岁时就开始在田间劳作，农闲时勉强读了一点书，刚跨入初中校门，就辍学了。21岁那年和自幼订婚的管雅芳结了婚。成家后，从父亲那里分到一亩二分瘠地，辛苦度日。后来添了子女，生活更为窘迫，不得已，夫妇俩只好跋涉到百里以外的如东县租种地主的荡田。缴过地租，所剩无几，陈邦相遂又帮人打短工，一天只赚5斤粮。

到了1943年，新四军解放了苏北大地，陈邦相参加地方工作，从此，耕田种地的担子全部落到管雅芳肩上。管雅芳，这个比丈夫还大两岁、半缠脚的农村妇女，默默地挑起了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和耕田种地的重担。生活虽然异常艰辛，但她具有中国妇女的优良品德，全身心地呵护着丈夫，情愿为这个穷家吃苦耐劳。那时节，解放区的干部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回家吃、穿还靠她。有时陈邦相递送情报，她竭力掩护，这是一个多么贤惠的妻子啊！作为丈夫，陈邦相对妻子的确也是无微不至地关怀。

1949年春，苏北灾荒，家里几乎揭不开锅，陈邦相更是从供给制微薄的生活补贴中抠下一点点钱，连同节省下来的衣服、用品都捎回家去。两口子相亲相爱，一家人和和睦睦，这是个典型的、传统的中国农民家庭。在妻子的支持与配合下，陈邦相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革命工作并取得成绩，职务不断升迁，从乡财粮助理员、区粮站站长、县委总务科会计、区情报站站长、交通站站长、邮电局总务股长、苏南松江分区邮电局会计股长、厦门市邮电局人事股长、福建省邮电局干训班副主任，一直升到福州市邮电局邮件股长、人事股副股长，一步一个台阶，成为新中国人民邮电事业的一名创业人。

若不是在最后一任人事股副股长这个有权势的位置上遇到一双狡黠的眼睛，动摇心旌，发生了他在人生旅途上的逆转，肯定，陈邦相在职务上还会高升，生活上会更美满，有可能佩带着人民邮电的军功章由壮年而步入老境，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圆满地划上句号。

所谓一双狡黠的眼睛，指的是市邮电局人事股的一名女股员，兼工会女工委员。

此人姓吴，隐去真名，姑且名之为英。如同解放初期广大女干部一样，她身穿灰布列宁装，白衬衣领子翻在外面，豆蔻年华，风姿绰约，加上有文化，有风度，为人伶俐，办事勤快，是局里颇受人们注目的一名南方女性，曾被两三个年轻男子追逐过。但所有追求他的男人，都因她若即若离，莫测高深，始终不得要领，不得已舍之而去。

陈邦相日日与之对面而坐，不时受到对方射来狡黠目光骚扰，不免情思恍惚，若有所动，遂渐渐生出与结发妻子分手、另寻新欢的念头。但几次与同事和领导上谈心，一旦略启心扉，即遭否定，甚至在党的小组会上还挨了大家的批评，只得暂且按捺下来。

其实在吴英这一方，并非真的爱上这个又黑又瘦、妻儿满串的中年男人，只不过此人手握人事重权，将来入党、升迁少不得这根“拐杖”。所以平时相处，对这位顶头上司曲意逢迎，巧言令色，什么“老区干部、德高望重”啦！“我要以陈股长为楷模、做一个进步青年”啦！遇到陈邦相的故献殷勤，也是半推半就、若即若离。

正在扑朔迷离的当儿，事有凑巧。

1953年6月初，消息传来，吴英的未婚夫——在本省福安县邮电局工作的张某向组织上打了报告，请求把吴英调回福安完婚。陈邦相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以领导身份找吴个别谈话，名为征求她对调动工作的意见，实为试探吴对自己的态度。

谈话一开始，陈邦相说过几句“省（邮电）局人事会议决定只有干部下乡，不能拉上来。如果你愿意，只能把你照顾到福安去。到底你和小张的情况怎么样呢？”的开场白后，马上话锋一转：

“的确，婚姻应该慎重考虑。如我自己就为了婚姻问题感到很苦恼，我和我老婆没有感情，回到家里和她说什么都不懂，更不能交换工作意见，她简直成了我的保姆一样。如果我买几张电影票回家，要带她上街散步。她说：‘我整天家务事辛苦得很，不如利用看电影的时光在家里休息一下，岂不更好。’你看，她是这样不知情趣呢！”

当吴劝陈动员妻子学文化，陈邦相又借题发挥了：“学文化要花好多时间，也来不及，她根本不行……你是非党同志，我当你是一位(党内)同志来关心你，你如果和小张结婚是下嫁……和张不谈下去可以吗？”

过几天，不待吴英答复，陈邦相听说福安张某与吴通了一次电话，便迫不及待地追问吴英：“今天小张来长途电话到底说些什么？”接着又紧追一句：“我想他一定很焦急。你和小张的事可以不可以等年底再作决定？因为后面还有人在爱你。”

邪念的闸门既已开启，罪恶犹如一股浊流恶浪滚滚而来，汹涌澎湃，无可阻挡。

1953年7月5日，作为工会的女工委员，吴英将前往住在福州西湖附近的一名外出干部家里慰问。陈邦相得知这个情况，便借口有事也要进城。等到吴英家访完毕，便陪她逛了西湖。

夏末秋初，西湖公园别有一番景致。一泓湖水，两行垂柳，泛舟湖面，心旷神怡，正是恋人们谈情说爱的好去处。趁此无人之际，陈邦相将自己的全部情愫和盘托出：“蕴蓄在心中的话，我想今天要暴露出来，本来我想谈这个问题太早些，现在要讲了，我打算离婚，离婚后你能否答应我呢？

”“你看看，我今年34岁，60岁退休还差26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是怎样难过呀！”

“我到各地都有女同志，但没有对你印象这样好，我早已蓄意在心……现在我看到小张要求回来了，心中焦急，一定要和你谈谈。”

接着又讲了离婚的具体办法：“慢慢地说服她（指管雅芳）自动回去，我们并没有吵闹过，被人知道不大好，我会处理的，请你不要告诉大家。”

游湖的翌晨6时许，经过一夜辗转反侧的陈邦相一起床便执笔写信给吴英：“我到福州届将一年，所观察正视（注：原信如此）决不动摇，我爱的就是您，……总之，盼望您在不久时间内给我满意答复。”信末了，还特地加上这样一句话：“（我方的事，不久时间可妥善解决）……‘绝密’请阅后即撕掉。”落款是：最亲爱的人。

踹管雅芳下水的第4天，尸体尚无下落，这个色迷心窍的陈邦相竟又上吴英家门，追讨回音，吴英吃惊地问：“你爱人尸体尚未找到，今天就来我家谈婚事吗？”

“你这样说，是我害死了她？”陈邦相答非所问。

从这以后的十多天里，围绕求婚这一话题，陈邦相写给吴英的绝密信，先后达15封之多，两人还密谈两次。信件和谈话中，陈许诺介绍吴入党，又提出要把850万元（注：折合币改后人民币850元）私人储蓄存折交她保管。至于3个小孩，陈也讲了自己的处置安排。

对于陈邦相所有的这些表演，吴英表面上说了几句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但始终嫣然一笑，不置可否。

如同众多犯罪分子一样，陈邦相被捕后也是百般狡赖，坚不吐实。办案人员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稳扎稳打，步步逼进”的策略，经过数十次交锋，终于激活这个昔日农家子弟曾经具有的淳朴秉性，促使这个天良泯灭的家伙良心再现，如实地讲出了整个作案经过。

自从7月5日在遨游西湖时对吴英作了那番休妻再娶的心灵表白后，陈邦相日日盘算着如何休妻，经过10天动员，管雅芳硬是不肯回老家，而离婚的要求，早就被邮电局领导拒绝，为此在党的小组会上受过批评，现在进退维谷，无计可施，对吴英的摊牌，就把自己逼上欲罢不能的境地。

这一天，西湖表白后的第四天，他终于下了决心，吃午饭时嘱咐管雅芳：“今晚8点我们一道去江边浴身，你把晚饭早点做好，早些给小的喂饭，洗洗澡，听见没有？”

长时间得不到丈夫温存的妻子，今天突然听到丈夫发话，而且又是双双外出纳凉冲澡，怎不叫她喜出望外！

“好哇！我会操办好的，你放心！”管雅芳快活地吃好了这顿午饭。

7月9日晚上8点，陈邦相带着管雅芳，一前一后来到仓前桥头左边江岸。他，怀着鬼胎，把妻子带来“实习”了！他，不去左近开阔平坦的码头，也不去有人三五成群嬉闹戏水的场所，而是选择桥拱下一处僻静的地方。这里恰是一处缺口，一块宽0.63米、长1米多的石板正好伸向江边，只要站在石板临江的一端，稍一弯腰，即可手触江水，可谓洗衣、擦澡两相宜。

陈邦相与妻子虚与委蛇的同时，举目四望，前方是湍急的江流，奔腾直泻，左右两侧，阒无一人，背后远离街路，真是一个便于下手的“理想”场所，他不禁暗暗自语：“好，就在这个地方！”在完成踩点计划后，他们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