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面书生、江湖好汉、忠臣孝子，以上三类，大体上就是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男性“正面形象”的主要类型。千百年来，这三类形象不断地在书本中被表彰，在舞台上被扮演，在民众中被传说，久而久之，便几乎成了中国男性的典型代表。

四、大老粗与小白脸

白面书生、江湖好汉、忠臣孝子，以上三类，大体上就是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男性“正面形象”的主要类型。千百年来，这三类形象不断地在书本中被表彰，在舞台上被扮演，在民众中被传说，久而久之，便几乎成了中国男性的典型代表。

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幸而事实并非如此。比方说，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就代表不了。另外，生活中的文人、好汉、臣子，大约也未必就是书本中和舞台上那个样子。也就是说，他们是被“说成”无性化和女性化的。

然而，问题的要害也许恰恰正在这里：明明其实很男人的男人，为什么一到了书本中和舞台上，便要被说成“不像男人”呢？为什么读者和观众看了以后，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倒颇为欣赏呢？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这么说，这么演，这么看，却并无一人提出异议呢？这就只有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倾向于赞同和欣赏，至少也是不反对男人的无性化和女性化的。

要弄清这里面的奥秘和缘由，无疑是一件太费商量的事情。但可以肯定，它与文化的特质有关。中国文化大体上是一种农业民族的文化。农业较之畜牧业，缺少明显的性特征，而农业民族也不像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那样，需要男性的攻击和冒险，毋宁说更多的还是需要女性的忍耐和精细。春播秋收有如女人的十月怀胎，精耕细作有如女人的纺织缝纫，农业民族的文化性格是很容易倾向于无性化和女性化的。

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则可能是另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其他人则必须阴柔，在把皇帝“君父化”的同时将自己“臣妾化”。然而，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清王朝最后三位皇帝连儿子都生不出一个，便是证明。

与上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也是无性化和女性化的。道家和佛家的阴柔特征，已有不少学者说过。儒家虽然标榜“刚柔相济”，其实相当无性化。所以，讲忠义的江湖好汉无性化，爱逍遥的白面书生女性化，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忠臣孝子们，则介乎无性与女性之间。

这种文化传统的现代版，就是所谓的“大老粗”和“小白脸”。

似乎很难给“大老粗”和“小白脸”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实际上，它们的文化内涵要远远超过其字面意义。“大老粗”其实并非又老又粗，“小白脸”也不仅仅是皮肤白嫩、面目姣好。准确地说，这两个词代表的乃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倾向，其中既有传统因素，又有时代特征；既有地域色彩，又有政治缘由，很值得我们细细咀嚼一番。

一般说来，“大老粗”的本义，是指“粗俗而不文雅”。所以它原本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有时也被用来作谦词。但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人们的自称“大老粗”，早已从谦虚变成了炫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自称“大老粗”。有资格的，主要是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队伍中的男性成员。他们或者有根红苗正的出身，或者有久经考验的履历，或者有当家作主的豪气，因此有资格把一个原本带有贬义的词改造为褒义，而一个不具备上述资格的人，比方说，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又从未参加过革命斗争，如果也来自称“大老粗”，则显然是自不量力，只会引起人们的哄笑。

革命队伍中为什么有人要自称“大老粗”呢？从最表层的原因看，显然因为这支队伍的主要成分是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工农兵在旧社会，是曾经被所谓“上流社会”视为“大老粗”的。在旧社会，工农兵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并因为受剥削受压迫而失去获得文化知识的机会。在这时，“上流社会”称他们为“大老粗”，无疑带有一种鄙视的意味。但是，现在社会天翻地覆了，被剥削被压迫被鄙视的当家做了主人，而原先高高在上的则被打翻在地，这就很自然地会使“大老粗”一词也同时翻身由贬义而变为褒义。当然，更重要的原因，也许还在于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主要不是靠书本知识和文化修养来实现的。相反，从清王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权，旧营垒旧政权的文化程度也许较高，却都不堪一击。这就难免给人一种印象：过去那种评价体系看来并不正确，而当一个“大老粗”也并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反倒更加光荣。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大老粗”这个词的盛行一时，表现出的乃是一种新的文化取向。

这种新文化取向无疑是针对旧文化的，而旧制度在革命前夕表现出来的文化情调则正是一种柔弱、绵软、香糯、甜腻的萎靡之风。这种风气在中唐以后便已开始形成气候，以后甚至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文化氛围。其间虽然有蒙满两个民族两次铁马金戈南下冲击，却仍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反倒是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差不多一个个都由骁勇剽悍的骑兵猎手，变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会喝茶遛鸟的八旗子弟。最后，列祖列宗打下的江山，不得不交到一个女人手上，而向以英勇善战著称的绿营兵勇则成了不堪一击的银样镴枪头。这个教训无疑是深刻的。

可见，即便从拯救民族危亡、保卫革命成果的角度讲，新中国的建设者和领导者们也必须致力于开创一种富于阳刚之气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新政权的建立者们原本就是一些具有阳刚之气的人。没有这种气质，根本就不可能参加革命，即便参加了也会叛变，更何况他们的革命生涯中又充满了血与火的洗礼！与之相对应，革命文化的气质也是阳刚的。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哪里能够文质彬彬、从容不迫、温良恭俭让？所以，当革命者们终于掌握了国家政权时，阳刚文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主流文化。

其实，只要比较一下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文化和港台文化，就不难看出两者之间在文化特质和文化情调上的明显差异：前者是阳刚的，后者是阴柔的。就拿新闻传媒的情况来说：大陆报刊社论总是写得大气磅礴，义正词严，刚劲十足，而港台报刊的政论则往往小里小气甚至女里女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一个个嗓音醇厚洪亮，语气庄严肃穆，中气十足，先声夺人，而港台广播则给人一种娇声嗲气的感觉。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后者曾经是大陆人民嘲笑的对象。当然，“阳刚气”并不等于“大老粗”，但“大老粗”比“小白脸”阳刚，则也是一个事实。这样，当一种刚柔相济、文武兼备的新形象尚未建立，只有“大老粗”和“小白脸”两种模式可供选择时，人们倾心于“大老粗”，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其实，当人们以“大老粗”相标榜时，他们实际上已赋予这一名词以新的内涵。

汉语言文字的一个特点，就是多义。“粗”这个字也不例外。它既有粗俗、粗鄙、粗野、粗鲁、粗糙、粗暴、粗劣等义，也有粗犷、粗豪、粗壮、粗中有细等义。当人们视“大老粗”为贬义时，是取前义；而视“大老粗”为褒义时，则是取后义。

因此，当人们以“大老粗”相标榜时，其含义便意味着刚健、朴实、粗犷、豪爽。这里面无疑既有革命文化和军旅文化的特征，又有北方文化和农村文化的色彩，是一种在北方农村文化土壤上生成的革命军事文化形象。这也是很自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系由武装斗争夺取胜利。其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其根据地则主要在北方农村。中国北方原本有任侠尚武的传统，农村文化原本就比较厚重朴实。这两种文化传统与革命战争的需求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也就必然应运而生。

不可否认，这种新的文化类型确实给走向穷途末路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失去其文化魅力。但是，北方文化的传统中毕竟历来就有一种无性化倾向，而革命军事生涯也确实顾不上侈谈爱情，更容不得卿卿我我。战争，甚至是必须让女人走开的事情，哪里还能讲什么花前月下，钟情怀春？所以，这种新文化类型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无性化特征。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文艺作品中的正面形象和英雄形象，差不多都是不谈爱情、没有恋人，甚至没有配偶的，更遑论以其爱情故事为主线了。也许，只有《柳堡的故事》和《冰山上的来客》是例外，但这两部电影后来都受到激烈的批判，被禁止上映。而《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的恋爱，则在改编为《智取威虎山》时删去。《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吴琼花）原来据说与党代表有过那么一点意思，后来也被修改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到了70年代，大陆文艺舞台上已不知爱情为何物，男女主角（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方海珍等）一律无性化，人与人之间好像只是“同志关系”（或“敌我关系”），而不存在男女关系。

与之相对应，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一律无性化，不是“同志”，便是“师傅”。夫妻叫“爱人”，恋人叫“朋友”，全是没有性别差异的。从动机上讲，这大约是要提倡新社会男女之间的平等，但平等倒是平等，却也无性。

当“大老粗”以其刚健、朴实、粗犷、豪爽而一新中国的文化氛围时，柔弱、绵软、香糯、甜腻的男性形象——“小白脸”显然是吃不开了，他们往往只能被当作嘲笑或改造的对象而出现在革命文艺作品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小白脸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已经销声匿迹。事实上，小白脸的形成，也有历史与现实、地域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

“小白脸”好像是一句上海话，或者是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词语，主要指那些皮肤白皙、面目姣好、温柔多情、小巧细腻，类似于越剧小生的男性青年，北方人则鄙夷地称之为“奶油小生”。不难看出，与“大老粗”代表着一种北方的、农村的、军旅的和革命的文化不同，“小白脸”则似乎代表着一种南方的、都市的、市民的和世俗的文化。这种文化有着自己的审美观，那就是爱清洁、讲卫生、尚修饰、重衣冠，注意文明礼貌和文化修养。所以，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男子，大都皮肉细嫩，眉目清秀，头发整齐，下巴光洁，全身上下香喷喷的，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温柔文雅，甚至娇声嗲气。所有这些，在北方的汉子们看来，就是“小白脸”“娘娘腔”，甚至是“不像男人”。

这当然未免有些冤枉，但也不无道理。前些时，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像男人，便模仿北方汉子留起头发和胡子。但结果，正如杨东平的《城市季风》所说，却往往给人“不像”之感。这就未免尴尬。事实上，北方的汉子或“大老粗”们视江南的小生为不像男人，还不完全因为他们的相貌（小白脸）和语音（娘娘腔），更在于他们的不问政治和擅长家务。由于江南一带长期偏离政治中心，较少受到政治风浪的波及和革命战争的洗礼，加上现代化都市生活更加注重经济实惠，这个地区也确有远离政治过小日子的文化传统。我们并不认为只有从事政治军事斗争才是男人，也不认为家务只能女人做。但毕竟，政治总是“大事”，家务总是“小事”，而且是一种琐碎、平庸、不大摆得上桌面的事。一个男人，如果太会做家务，或迷恋做家务，把它当作一天当中甚至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来对待，便不免会变得婆婆妈妈起来。我们实在很难设想，一个一面摇着摇篮，一面打着毛衣，一面琐琐碎碎地唠叨着市场的菜价，或絮絮叨叨地翻弄着张家长李家短之类闲话的，竟会是一个男人。

于是，南方的、都市的、市民的和世俗的文化，较之北方的、农村的、军旅的和革命的文化，就未免有阴柔和小气之嫌。事实上，从“大老粗”和“小白脸”这两个称呼上，也不难看出它们的小大之别，而流行于上海等城市的“小来来”“小弄弄”“小乐惠”等词汇，似乎也不打自招地承认了自己不过只是会过小日子、耍小心眼、占小便宜和做小动作的小市民、小职员、小丈夫、小男人。这当然既不准确，也不正常。说它不准确，是因为江南一带在历史上，也同样出过大人物；说它不正常，则是因为现代化大都市，原本应该比小农经济的农村更有大手笔，岂有农村文化比都市文化更大气之理？

事实上，正如“大老粗”代表不了全体北方人或革命者，“小白脸”也代表不了全体南方人或市民们。这两个词，不过只是对两种文化类型的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而且多少也掺杂了一些文化偏见。由于人只能是文化的存在物，一定的文化环境必然造就一定的文化心理，并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式。所以，文化偏见也往往是难以避免的，甚至有时很难说谁是谁非。比方说，北方人的“大方”，在南方人眼里也许只能叫作“粗放”；而上海人的“精细”，在北京人看来没准就是“小气”。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大老粗”和“小白脸”，确乎一度是中国男性的两种典型形象。同样的，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无性化和女性化，是中国男性形象塑造中的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且，相比较而言，女性化的问题似乎又更严重一点。因为它会更容易使男人不像男人，或者只能造就贾宝玉那样长相和人品都像女孩儿似的男孩。这样的男孩没有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对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几乎一无所知，对开拓进取和建功立业也毫无兴趣，但对讨好女孩子却相当在行。宝玉曾这样教平儿化妆：“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够拍脸的了。”这难道还不够女人气吗？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自己身边、周围，难道就没有贾宝玉式的“男小囡”和各式各样柔嫩甜嗲的“化妆品先生”“菜篮子丈夫”吗？

于是，一个口号近几年来便在神州大地悄然响起，这就是：“寻找男子汉。”

五、寻找男子汉

也许不能不承认，那几年“寻找男子汉”的结果，多少有点让人尴尬。

上海人首先表现出一种无奈何，他们苦笑着对自己的男同胞进行了自嘲。1991年，上海电视台的《海派丈夫变奏曲》，可以视为上海人“寻找男子汉”的答案：“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李拎菜篮呀，老王买煤球；小张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汤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这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你们不是要寻找男子汉吗？对不起，没有！

幸亏，就在上海的男人们灰溜溜垂头丧气的时候，上海的女人们却对他们表示了支持。女作家王安忆公开坦言，对她的北方朋友大骂“提篮买菜讨价还价的小男人”不以为然。她指出，夫妻生活是很实在又很平凡的事情。“须男人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所以“男人的责任如将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总是难忘》）。

王安忆的话是值得深思的，这其实也是我们将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男子汉的特征，绝不仅仅是高大的身材，宽厚的肩膀，棱角分明的面容和浑厚深沉的嗓音，或者满不在乎、一掷千金的“派”。一个男人，如果仅有这些表面阳刚的东西，却把生活中不可承受的一切都交给女人去负担，那才真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

何况上海的女人也确实应该负一些责任。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上海男人的形象其实有一多半是上海的女人设计和塑造的，而她们在进行这种设计和塑造时，有不少人又总是企图按照小家碧玉的审美理想，以月份牌和裁剪书上那种光洁温柔、甜嗲香喷的男人为模式，把她们的丈夫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她们既然喜欢这样的大男孩，那么上海的男人就有理由去继续当他的大男孩。因为要嫁给这些大男孩的，毕竟是上海的“嗲妹妹”，而不是对此嗤之以鼻的北方“假小子”。

再说，上海的男人又是多么的善解人意和会做家务，多么的体贴温柔和乖巧听话啊！所有这些，北方的“大老粗”有吗？

如果说，上海的男人在“寻找男子汉”的过程中表现了一种自嘲和无奈，那么，北京的男人们便多少有点做戏和造假。

的确，自古燕赵多悲歌，华北大平原上从来就不乏勇士、壮士和烈士。然而，今天的“北京男子汉”中，也有不少其实是冒牌货。他们或者模仿日本影星高仓健的不苟言笑玩深沉，或者模仿王朔小说中的人物油嘴滑舌耍无赖，再不然就是像江湖上卖大力丸的那样练把式。概括起来，无非粗、痞、狂、俗、侃五个字。

粗，包括外形的粗犷和言行的粗鄙。具体地说，就是“一米八的个儿，满脸络腮胡，牙缝里夹着韭菜叶，胳肢窝火臭”，或者“剃着光头或板寸，一身狂气或匪气，一开口：‘操！’”为了这份“粗”，其中甚或有故意不洗澡或贴假胸毛的。

痞，主要指一种大大咧咧、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以及故意亵渎神圣、挑衅传统的生活态度。他们甚至对自己的活法和事业也进行调侃和贬损，比方说“玩深沉”“玩潇洒”“玩电影”“侃哲学”“练一本辞典”等等。

狂，就是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什么出格的话都敢说，什么冒险的事都敢干。比方说，按照他们的逻辑，在某个豪华体面的场合故意不修边幅，不是“掉价”，而是“拔份儿”；又比方说，放肆地嘲笑和耍弄领导，在警察那里招惹是非，也不是“犯混”而是“像条汉子”。相反，胆小怕事的“松货”、不敢抗争的“软蛋”和优柔寡断的“面瓜”，都被视为没有男人味。

俗，主要是要扫除假正经的酸气，因此故意和“雅”作对。所以这个俗，不是市井小民的庸俗，而是江湖好汉的粗俗，是与大雅相对应的大俗，是一种“平民包装的贵族派头”。它不仅意味着可以骂粗话，更意味着用最通俗平常的词汇说出并不简单平庸的内容，既俗得可爱，又俗得高雅。当然，有此创造天分的不多，更多的只是跟着起哄，不过满嘴都是诸如“狂嘬”“海聊”“侃爷”“傍家”之类的词儿，或者也跟着别人，在自己的圆领衫上印一行字：“我们是害虫。”

侃，包括“侃山”和“调侃”。老话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一个不会侃的男人，在北京是不大被当作男子汉看待的。不会侃的“没嘴葫芦”有似于上海的“阿木林”。不过上海人精在心里，北京人油在嘴上，连他们的谈情说爱也充满侃味。关于这些，杨东平的《城市季风》中多有描写，不妨参看。

把粗、痞、狂、俗、侃当作男子汉的一种标志，虽然未免多少有点反文化的味道，但其实有它的文化背景。前述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一类人物，便差不多都有粗、狂、俗等特征。比方说武松人高马大，史进一身花绣，李逵黑不溜秋，是粗；扬言“一对拳头专打天下硬汉”“天王老子也不怕”“便是当朝太尉来了也戳他几个透明的窟窿”，是狂；开口闭口“洒家”“这厮”“撮鸟”“打甚么鸟紧”，是俗。不过他们一般不痞，也不侃。侃是北京的地方特色，痞则多少有些时代特征。

因此，这种设计便多少有了试图塑造“有中国特色”男子汉的意味。尽管设计者们未必自觉，也尽管这种设计未必成功，但较之一味崇拜高仓健、史泰龙、施瓦辛格和阿兰·德龙等洋影星而言，却似乎更值得肯定一些。因为这毕竟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借鉴和原型，以便塑造咱们中国自己的男子汉形象。

然而，这种设计却又是大成问题的。首先，所谓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是否果真就是“中国男子汉”的标准类型，便值得商榷。江湖文化毕竟是一种亚文化、俗文化，它既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正宗，也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何况它自身也有许多不良倾向。以此为原型、为基点、为榜样，先就不妥。

其次，即便这些英雄好汉果真就是中国古代男子汉的标准形象，一味地模仿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如果自身缺乏足够的文化底蕴，那么，无论是学古英雄，还是学洋明星，学来学去，都只能学点皮毛。不是只学到了高仓健的不苟言笑，便是只学到了黑旋风的满嘴脏话，或者把阿兰·德龙的潇洒幽默变成了耍贫嘴，把浪子燕青的机智灵活变成了耍滑头。

事实上，这类“新型男子汉”对“传统男子汉”的仿效是相当表皮的，甚至连一些表面的东西也带有作伪嫌疑，比如贴假胸毛之类。这又与他们“玩人生”的态度有关。结果，深沉变成了“玩深沉”，潇洒变成了“玩潇洒”，豪爽、坚毅、刚强、侠义等等，也都不免带有“玩”的性质。玩，就是游戏，也就是假的。更何况还发明了痞和侃。原本就表皮的阳刚被痞气一冲，还有多少呢？不苟言笑的硬派小生结果被发现原来是侃爷，又有几分可信程度呢？

与北京男性的痞子化相对应，上海的男性则向着绅士化的方向发展。上海原本就有绅士传统。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说：“上海的知识男性，或者有教养的上海人，无论是店员、工人，总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做事认真可靠，规则有序，具‘绅士风度’。声名赫赫的文化名人，具有海派气质的，则华服革履，头发锃亮，一丝不苟，派头十足。”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随着出国人员、留学人员、“三资”企业员工和白领阶层人数的增多，这一趋势的势头将有增无减，就连北京也不能免俗。总有一天，雅皮士将取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嬉皮士，成为北京青年的新潮。

那么，未来北京的“绅士们”，会不会也变成上海那种买办型、职员型甚至小市民型的“贫血”的绅士呢？

多半不会。

上海的绅士，基本上是以南方“奶油小生”为底本的；而未来北京的绅士，却将以北方的“红脸汉子”为底本。西方的绅士风度毕竟是在骑士精神和体育精神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移植到江南小生的身上，便难免得其表而不得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移植到北方汉子身上，也许情况会要好一些吧！尽管侠客并不等于骑士，武术也不等于体育，但毕竟总有某些相通或者类似之处。

但是，我们仍不认为北方汉子或江湖英雄的绅士化，就是重塑中国男子汉形象的出路，正如痞子化并非张扬中国男性阳刚之气的正途一样。学习和借鉴是必要的，然而学习并不等于照搬，借鉴也并不等于取代。如果用贴假胸毛的方式去照抄西洋绅士形象，那就充其量只能造就一批同样不伦不类的假洋鬼子。

在“寻找男子汉”和“重塑男子汉”的浪潮中，有一种现象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全国。

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派武侠小说不同于旧武侠，其区别也是多方面的。但站在本书的立场上，我以为它们新就新在打破了“有英雄就无爱情，有爱情则无英雄”的旧格局，把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融在了一起。在不少新派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都与旧江湖武侠或旧才子佳人全然不同。无论男侠抑或女侠，差不多都是既侠义果敢，又温柔多情；既武艺高强，又风流潇洒的。正所谓“一个是温柔美婵娟，一个是翩翩美少年”，一个“拔长剑，跨神雕，心系佳人路迢迢”，一个“挥柔荑，斩情缘，玉洁冰心有谁怜”，真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当代的读者。

无论这些新派武侠小说的作者初衷如何，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为中国当代男子汉形象的重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至少是，他们都看出了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三类男性形象的不足：白面书生太柔弱，江湖好汉太粗野，而忠臣孝子又太虚伪。柔弱让人气闷，粗野让人遗憾，虚伪则让人憎恶。于是他们便以真情代其伪善，以刚勇壮其弱骨，以儒雅去其蛮野。一个男子，如果既真诚又刚勇，既英武又儒雅，懂得爱女人也被女人爱，难道不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男性形象？

因此，我常常怀疑，新派武侠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没准便正是恰好暗合了“重塑男子汉”的时代需求。

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未来的男子汉，或中国理想的男子汉，就是郭靖、杨过、楚留香、谢晓峰一类人物。苟如此，也未免太滑稽了。但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也未尝不能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他们应该是刚柔兼济、文武双全，既有传统美德又有现代风采的新男性。

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男性，并非果真就像小说、戏剧中描写、表现的那样或窝囊无用，或冷酷无情，或虚伪无骨。

比方说，历史上的刘备，就未必那么好哭；现实中的宋江，也未必那么善跪。相反，像模像样、可歌可泣、英气勃勃、令人喜爱的杰出男性和风流人物，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尤其是宋以前更如此。从先秦至盛唐，我们民族，真可谓英雄辈出。他们或多才，或多艺，或多情，或多谋，或英武，或刚烈，或耿直，或侠义，或折冲樽俎，或挥戈反日，或“崛起蓬蒿，布衣而卿相”，或“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真是何等令人神往！可惜，宋以后，这样的人物已日渐稀少，即便有些凤毛麟角，也嫌成色不足。甚至连带老前辈们，在舞台上也越来越不像样子。只要将宋以后小说、戏剧中的历史人物和史书上的记载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微妙。总之，宋以前的中国男人，大体上还是很像男人的。宋以后，对不起，就不大像了。到了明清，简直就每况愈下，作为其缩影的大观园里，不是贾政那样的“僵尸”，就是贾赦那样的“蛆虫”，最好的男人，也只不过是宝玉那样的女性化哥儿。

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封建礼教的制度化、定型化和心理定式化。封建礼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阶级的压迫和性别的压迫。阶级的压迫使男人不再阳刚，性别的压迫则使女人灾难深重。于是，就男性方面而言，一部宋史就是不断地吃败仗、撤防、割地、赔款、送礼、求和、南迁和拿女子做牺牲品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清末，就在鸦片战争中达到高潮。就女性方面而言，从宋元到明清，则是贞节观越来越被推向极端、自主权越来越丧失殆尽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民初，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要之，宋以后的男人已不大能压迫别的男人，便只好去压迫自己的女人。结果，他们并未因此而更像男人，反倒在文艺作品中成了躲藏于女人羽翼之下的窝囊废，作为宋史演义的《杨门女将》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显然，要重塑中国的男子汉形象，就既有正本清源的工作，又有拨乱反正的任务，关键是如何塑造新中国人。这当然又是一个太大的话题，只好以后再说。更何况在这里，还有一系列作为前提的问题需要讨论，其中就包括女性问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果女人不像女人，那么男人也很难会像男人的。更何况，在中国，男人不但是女人生育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女人教育和培养出来的。

那么，中国的女人又如何？

来源：正直光束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