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垂拱二年（686年）的洛阳城，一场诡异的“铜匦告密”风暴正在蔓延。宫城南门的铜制匣子前，衣衫褴褛的农夫、面带阴鸷的小吏、心怀叵测的僧侣络绎不绝，他们手中的告密信，正像一把把淬毒的匕首，刺向朝堂的每一个角落。此时的武则天已临朝称制，距离她登基称帝还有五年，而这套
垂拱二年（686年）的洛阳城，一场诡异的“铜匦告密”风暴正在蔓延。宫城南门的铜制匣子前，衣衫褴褛的农夫、面带阴鸷的小吏、心怀叵测的僧侣络绎不绝，他们手中的告密信，正像一把把淬毒的匕首，刺向朝堂的每一个角落。此时的武则天已临朝称制，距离她登基称帝还有五年，而这套由酷吏来俊臣、周兴等人打造的“告密-罗织-刑讯”体系，正成为她巩固权力的最锋利武器。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政治，从来不是简单的“严刑峻法”，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权力游戏——以恐怖为丝线，以酷吏为针脚，编织出一张笼罩整个帝国的统治网络。
酷吏政治的起点，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铜制器物——铜匦。这是武则天命人打造的四格匣子，分别对应“延恩”（献赋颂、求官爵）、“招谏”（言朝政得失）、“伸冤”（告官吏不法）、“通玄”（言天象灾变）。但在实际运作中，铜匦几乎成了“告密专属通道”，武则天特意下诏：“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
这道诏令彻底打破了古代“民不告官”的禁忌，将告密变成了一场“全民狂欢”。普通百姓只要说一句“我要告密”，就能立刻获得五品官的饮食待遇，乘坐官府驿马直达洛阳；即便告密不实，也不会被治罪；若告密成功，甚至能一步登天。当时有个叫侯思止的卖饼小贩，因诬告舒王李元名谋反，竟被破格提拔为游击将军；还有个叫王弘义的地痞，因告发同乡聚会“谋反”，直接当上了殿中侍御史。
告密之风很快席卷全国。官员们上朝时都要与家人诀别，生怕一去不返；有人甚至因与人结怨，被仇家诬告“私藏图谶”（古代谋反的罪证）而满门抄斩。而那些从告密中获利的“新贵”，正是酷吏政治的第一批执行者——他们没有科举出身的根基，没有士族门阀的背景，唯一的靠山就是武则天，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罗织罪名”。武则天用铜匦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而酷吏们则顺着这股风气，构建起了恐怖统治的第一道链条。
如果说告密是酷吏政治的“原料来源”，那么罗织罪名就是将原料加工成“罪证”的核心工序。武则天时期最著名的酷吏来俊臣，甚至专门写了一本《罗织经》，系统传授“如何编造罪名、陷害他人”的技巧，堪称古代“构陷指南”。
《罗织经》里记载的手段，细思极恐。比如“钩距法”：先随便找个由头将嫌疑人逮捕，然后通过严刑拷打逼他诬告其他人，再以这些“供词”为线索，牵连出更多人，形成“一人招供，百人连坐”的连锁反应。当时的宰相狄仁杰就曾遭遇过这种套路——他被来俊臣诬告谋反，刚入狱就被威胁：“初审即招可免死，顽抗则受酷刑。”狄仁杰深知酷吏的手段，无奈之下先假意招供，随后趁狱卒不备，将冤情写在棉衣里，让儿子呈给武则天，才侥幸活命。
酷吏们还擅长“曲解文字、牵强附会”。太子李贤曾作《黄台瓜辞》：“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本意是劝武则天不要残害子女，却被酷吏们解读为“诅咒女皇，图谋复辟”，最终导致李贤被废杀。就连官员们日常的书信、诗文，都可能成为“谋反证据”——有人因写“龙潜于渊”被诬告“暗指女皇非正统”，有人因家中藏有《左传》被指“学习春秋霸业，意图谋反”。
为了让构陷看起来“天衣无缝”，酷吏们还发明了“联名诬告”的套路。他们会提前写好诬告信，胁迫或收买几十甚至上百人在信上签名，制造“众口一词”的假象。当时的名将黑齿常之，就是被周兴联合十几名官员诬告“与吐蕃私通”，最终在狱中自缢身亡。这种“罗织术”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完全无视事实，只靠逻辑闭环和舆论造势就能定人死罪，让整个朝堂陷入“人人自危，互相猜忌”的氛围。
当罗织的罪名需要“供词”来佐证时，酷吏们手中的酷刑就成了最直接的工具。武则天时期的狱具和刑罚，其残忍程度堪称历史之最，来俊臣、索元礼等人发明的刑具，光听名字就让人毛骨悚然：“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
这些刑具的设计充满了折磨人的恶意：“定百脉”是用铁圈箍住犯人的头，慢慢拧紧，直到颅骨碎裂；“喘不得”是将犯人绑在十字架上，用绳子勒住喉咙，让他呼吸困难却死不了；“突地吼”则是让犯人跪在烧红的铁炭上，脚下冒烟仍不许动。更狠的是“凤凰晒翅”：把犯人手脚绑在转动的木架上，慢慢旋转，直到关节脱臼、筋骨断裂；“驴驹拔撅”：将犯人腰部绑在柱子上，拉住头和脚向两边扯，如同撕裂牲畜。
索元礼有句名言：“来即承，不承即死。”他审理案件时，先把所有刑具摆出来让犯人“参观”，很多人不等用刑就吓得胡乱招供。来俊臣则更“高效”，他发明了“十号大枷”，分别对应“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十曰求破家”，犯人一看到这些枷具，往往当场就“认罪”。当时的御史台狱（又称“制狱”），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旧唐书》记载：“制狱之中，多施酷法，冤死者千数。”
酷吏们的刑讯不仅针对犯人，还会牵连其家属。按照当时的“连坐法”，犯人若不招供，就会对其父母、妻儿用刑。有个叫李昭德的官员，因反对武则天重用酷吏被诬告，酷吏们当着他的面拷打他的儿子，李昭德无奈之下只能“承认”谋反。这种“以亲人为质”的酷刑，彻底摧毁了人的心理防线，也让酷吏们的“破案率”高得惊人——但这些“案件”，几乎全是冤假错案。
很多人以为酷吏是武则天的“爪牙”，实则不然——酷吏从一开始就是武则天巩固权力的棋子，当他们完成使命后，注定会被“弃子”。武则天启用酷吏的核心目的，是打击反对她的势力：先是李唐宗室，再是元老重臣，最后是潜在的政敌。而酷吏们的嗜血与疯狂，恰好帮她完成了这场“权力清洗”。
垂拱四年（688年），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等宗室起兵反对武则天，虽然很快被平定，但武则天借机让酷吏周兴、来俊臣大规模株连宗室子弟。短短几年间，李唐宗室几乎被屠戮殆尽，先后有郡王、国公等几十人被杀，亲族流放者上千人。随后，酷吏们又将矛头指向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的后代，以及裴炎、刘祎之等反对武则天称帝的官员。到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时，朝堂上已经没有能威胁她权力的势力了。
但酷吏的疯狂也逐渐失控。来俊臣仗着武则天的宠信，不仅陷害官员，还敢觊觎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的权力。他甚至暗中策划诬告武三思、太平公主谋反，想借机独揽大权。这一次，武则天终于意识到：酷吏这把“刀”已经太锋利，甚至可能伤到自己。
神功元年（697年），武则天授意武三思等人告发来俊臣“谋反”。当来俊臣被押上刑场时，洛阳百姓蜂拥而至，“争啖其肉，斯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蹋成泥”。随后，武则天又下诏将周兴、索元礼等酷吏的罪行公之于众，或处死，或流放，彻底清算酷吏集团。她还下旨废除了“铜匦告密”制度，为之前的冤假错案平反，甚至亲自召见狄仁杰等被酷吏陷害的大臣，安抚人心。
酷吏们的结局，从他们踏入“告密-构陷”这条道路时就已注定。他们是武则天权力游戏中的“临时工”，用自己的残忍帮女皇扫清障碍，最终又成为女皇“洗白”统治的牺牲品。《新唐书》评价：“酷吏得以肆其毒，非帝意乎？然帝亦自为也，后既革命，畏天下不服，欲以威制之，故纵酷吏，使上胁群臣，下摄百姓。及革命已定，遂杀之以谢天下。”
武则天的酷吏政治持续了约14年（683年武则天临朝称制至697年来俊臣被杀），虽然时间不长，却给唐朝社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从政治层面看，酷吏政治彻底摧毁了唐朝的“官僚信任体系”。原本依靠科举、荐举选拔的官员，如今人人自危，要么参与告密以求自保，要么沉默寡言不敢任事。狄仁杰曾在朝堂上感叹：“今朝廷之上，皆畏罪饰非，无敢直言者。”这种“噤若寒蝉”的氛围，导致武则天统治后期出现了严重的行政效率低下问题。
从社会层面看，告密之风让民间道德崩坏。父子反目、兄弟相残、邻里诬告成为常态，《资治通鉴》记载：“时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人为了升官发财，甚至诬告自己的恩人；有人为了避免被牵连，主动与亲友断绝往来。这种“全民互害”的风气，直到唐玄宗时期才逐渐缓解。
但讽刺的是，酷吏政治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唐朝的“制度变革”。武则天通过酷吏打击士族门阀，让更多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进入朝堂，打破了关陇集团对权力的垄断。她还完善了科举制度中的“殿试”“武举”，为后世选拔人才提供了新路径。从这个角度看，酷吏政治既是武则天巩固权力的“暗黑手段”，也是她推动社会阶层流动的“暴力工具”。
站在千年后回望武则天的酷吏政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幕幕酷刑与冤杀的惨剧，更是一个帝王在“夺权-掌权-固权”过程中的极端选择。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其统治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备受质疑——李唐宗室的反对、士族大臣的抵制、传统礼法的束缚，都让她不得不采取“非常规手段”来巩固权力。酷吏政治就是这种“非常规手段”的极致体现：以恐怖压制反对，以暴力重塑秩序。
但权力的逻辑往往充满悖论：武则天用酷吏摧毁了旧势力，却也让自己陷入了“恐怖依赖”；她借酷吏之手稳定了统治，却也留下了“嗜杀成性”的骂名。当来俊臣的肉被百姓分食时，武则天或许已经明白：酷吏可以帮她坐上皇位，却不能帮她赢得人心。所以她在清算酷吏后，立刻转向“仁政”，重用狄仁杰、姚崇等贤相，开创了“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局面。
如今，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依旧微笑凝视着人间，那尊以武则天为原型的佛像，仿佛在诉说着这位女皇的复杂一生——她既有开创时代的魄力，也有不择手段的冷酷；她用酷吏的血铺就了登基之路，又用贤相的智慧撑起了帝国的繁荣。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政治，终究是一场权力与人性的惨烈博弈，而这场博弈的代价，是无数冤魂，以及一个王朝难以磨灭的暗黑记忆。
来源：南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