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嘉诚近日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的消息让其陷入了巨大的舆论风波。尽管长江和记一直强调此次交易是“纯商业性质”,但他背刺中国的行为让国内民怨沸腾、人人喊打,以至于晚节不保。
为什么有钱人都在清仓?
李嘉诚近日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的消息让其陷入了巨大的舆论风波。尽管长江和记一直强调此次交易是“纯商业性质”,但他背刺中国的行为让国内民怨沸腾、人人喊打,以至于晚节不保。
为什么特朗普如此重视巴拿马运河?
我曾在私密圈子里给大家详细分析过,因为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特朗普战略收缩的重要一步,也是对中国在拉美地区一带一路布局的精准打击。
但也有不少人为他洗白,认为趋利避害是商人天性,巴拿马港口占了长和营收的4%,却只贡献了1%的利润,卖掉业绩不行的资产,追逐利润最大化,没有什么可指摘的。
不过官媒的态度却出奇一致,前有香港的《大公报》指责李嘉诚的做法“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资本凌驾于民族大义”,后有《人民日报》用“大是大非”这种重量级措辞给此次事件定性。就连香港前任特首梁振英也发声暗指李嘉诚误信“商人无祖国”。
商人在全球经济下行周期和特朗普关税政策风险加剧的大背景下,逃顶的动机无可厚非。但李嘉诚在逐利利益和民族大义面前最终还是选错了边。
“预见到”与“怎么做”始终是两码事。
如果仅从李嘉诚在商业决策上的敏锐性、逃顶的嗅觉上看,他具备顶级风险意识和“逃顶”思维,不盲目追高,这点值得肯定。这些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启示。
从交易逻辑和动机上讲,还有一位与李嘉诚相似的老人就是巴菲特。目前巴菲特也在洽谈出售涉及数十亿美元的房地产经纪业务,此前巴菲特也进行了大量的美股抛售。
为何现在有钱人都在“撤退”清仓,隐含在富豪清仓潮背后的财富密码又是什么?
一、为什么有钱人都在清仓?
李嘉诚以22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57亿元)向美国贝莱德财团出售全球43个港口资产,涵盖亚、欧、美洲23个国家的199个泊位及智能码头系统。但保留了中国内地及香港的盐田国际、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等核心港口未被出售。
近5年间李嘉诚还有哪些抛售行为呢?柏年给大家列举一下。
先从国内开始说起。
2021和2022年李嘉诚先后抛售上海外滩、静安区核心商业地产,回笼95亿元;
2023年,抛售珠海新城地块,回笼约30亿港币;
2024年,李嘉诚卖掉了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楼盘“御翠园”,开售价比备案价还低了两万元,跑路意图迫切;
随后其对金融资产进行减持,连续五次抛售邮政银行股票,精准高位套现8.2亿港币;
今年又一口气卖掉了“上海和黄药业”45%的股份,回笼42亿元。五年间李嘉诚从国内套现接近200亿元。
李嘉诚在撤离中国转头投资欧洲和英国后,近几年也开始对在欧洲的资产进行抛售。
2021年,李嘉诚以100亿欧元的价格出售其在欧洲市场的电信基础设施业务,之后在2022年李嘉诚还拟以150亿英镑的价格出售英国配电公司,但在达成协议前夕,李嘉诚长子李泽钜突然以通胀为由提高售价,最终导致谈判破裂。
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华尔街传奇,巴菲特的撤退同样暗藏玄机。
巴菲特目前的策略是“现金为王”。去年四季度,巴菲特卖掉了约50亿美元美国银行和30亿美元花旗集团的股票;此前7月份巴菲特就开始疯狂减持美国银行,合计套现超30亿美元。
2024年更是连续四个季度减持苹果公司股票,持股比例从6%降至2%,套现约133亿美元。巴菲特所在的伯克希尔现金储备也创历史新高,达到了惊人的3340亿美元。
两位超级大富豪在2024年后都开始疯狂抛售股票和地产。虽然两者抛售的资产类别有所不同,但他们在风险资产上的撤退并非偶然,都是对当下经济、政策、地缘风险精准评估后的抉择。
富豪资本流动的逻辑正在全球化退潮与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重构。
从李嘉诚践行“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生存哲学来看,其港口业务抛售暗含对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刻预判。特朗普可能重启的关税战或将引发供应链重构,李嘉诚提前抛售航运资产既能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又能锁定高额溢价。这与其2020年疫情初期抛售英国酒吧资产如出一辙,展现出穿越周期的避险本能。
巴菲特持续减持苹果、金融股的背后,是“巴菲特指标”,美股总市值/GDP突破200%预警信号的警示。这位“奥马哈先知”在2023年股东大会上直言:“当舞会音乐停止时,持有现金比抢椅子更重要。”巴菲特这种对市场泡沫的警觉,与2008年金融危机前清仓中石油、2020年疫情初期抛售航空股的操作形成回应。
更值得关注的是,两位资本巨擘的风险对冲策略存在着微妙差异。
李嘉诚的抛售带有明显的政治避险色彩:面对特朗普政府威胁收紧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的风声,果断向美资财团“递上投名状”;
巴菲特则聚焦经济政策风险,其千亿现金储备既是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防御性布局,更是为特朗普可能推行的资本利得税改革预留缓冲空间。
资本市场的撤退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新战役的起点。我们重新审视李嘉诚五年200亿的“清仓式套现”,会发现其抛售资产存在共性:无论是港口、银行股还是中药企业,都面临着数字化转型迟滞或政策监管强化的困境。
同样的逻辑在巴菲特身上也得到了镜像演绎。他们都在对传统行业前景进行重估,转向新的赛道。
二、资本重估:从“旧经济”到“新赛道”
如果说资产抛售是战略收缩,那么新赛道的布局则是面向未来的豪赌。在从传统资产撤退后,,李嘉诚正以惊人速度完成投资版图的“科技转身”。2024年通过长江基建以3.5亿英镑收购英国32个陆上风电场,瞄准欧洲能源转型红利,押注欧洲能源。
在2024年退出中药业务后,李嘉诚也开始专注创新药研发,如靶向药物和肿瘤治疗领域;并通过维港投资押注芯片、机器人及区块链技术,例如投资英国的AI芯片公司和加拿大的量子计算企业,布局全球碳中和、老龄化及数字化趋势。
巴菲特则主要是在金融资产上的操作,其“现金弹药库”策略是为应对市场波动,等待低风险高回报机会。比如今年以来苹果公司股价已经下跌了近30%,大规模减持让巴菲特规避了科技股估值泡沫风险。
而巴菲特自2019年起持续增持西方石油公司,2024年多次以低于50美元的价格“越跌越买”,他看重的是俄乌冲突及中东局势加剧能源会造成供应的不确定,传统能源仍具战略价值,而且油气公司的高现金流与分红能力,可以抗通胀和对冲美元债务风险。
但无论是李嘉诚的“激进转型”还是巴菲特的“防御囤现”,均体现了资本巨头对全球经济格局剧变的深刻洞察。
两者的策略差异折射出区域风险偏好与产业认知的分野,但核心目标一致,那就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重构未来十年的收益增长引擎。
三、商业伦理与国家利益的冲突
但除了在投资上的敏锐嗅觉和准确预期外,顶级商人仍然需要考虑这些投资决策带来的外部后果。
商人的算盘打得再精,也躲不过公众的审视。比如这次李嘉诚售卖巴拿马运河港口资产,虽然是基于地缘风险规避和财务优化的商业决策,但也因其中涉及中美战略博弈而引发巨大争议。
李嘉诚近年持续套现与转型,反应其全球化退潮下资本避险的趋势,但也因对国家利益的漠视受到舆论压力。商业伦理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对李嘉诚而言,孰重孰轻,其实一目了然。他经常将“我只是一个商人”挂在嘴边,来规避一些敏感的立场问题。
2015年,新华社旗下“瞭望智库”发文《别让李嘉诚跑了》,批评长和系撤走在的中国资产是“失守道义”的行为,引发轩然大波。
当时李嘉诚回应,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并表明:“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
现在十年后,李嘉诚依旧是这副嘴脸,民众怒斥李嘉诚“助纣为虐”。说到底,还是全球资本流动和民族利益的冲突。
与李嘉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菲特在2015年致股东的信中写道,“没有一个人能靠做空自己的国家而成功”。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始终以美国经济长期繁荣为基石,并通过持续重仓美股、缴纳超400亿美元税款等方式与国运绑定,巴菲特的商业成功与家国情怀深度融合。
作为商人,李嘉诚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虽然李嘉诚在投资上做到了从长期角度判断,但其行为却暴露了非常短视的问题。李嘉诚交易战术上的精明可能埋下战略的隐患。
李嘉诚的问题在于吃相太难看。今天在英国买电网,明天到欧洲搞风电,看着是“全球布局”,实际就是哪儿有便宜往哪儿钻,根本不管老东家会不会被坑。政府下次还敢让他进场玩?
虽然此次李嘉诚的港口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下地缘政治摩擦中资本生存的一些困境,但这也是企业家精神价值坐标重构的契机。正如其本人所言:“在风暴来临前找到避风港”。而最大的避风港仍是香港背靠的中国内地。
顶级商人的抛售行为并不一定能代表经济危机即将来临,但可以表明当前的经济格局将要发生重大变化。富豪们的清仓操对于市场具有高度的谨慎性和前瞻性,对于普通投资者,既是警示也是启示。
富人的资本迁徙本质上是从“单一资产依赖”转向“多维风险对冲”。在弱复苏与高波动并存的时代,当李嘉诚们忙着转移资产版图时,普通人也应构筑自己的“认知护城河”:既要有识别风险的"逃生思维",更需培育把握趋势的“先手意识”。
跳出局部视角,借鉴全球资本巨头的配置逻辑——避险优先、长期布局、分散为王。
“永远不要与趋势为敌”,2025年的财富密码,就藏在清醒的认知与果断的转身中。毕竟,在资本永不眠的战场上,清醒的头脑才是最好的诺亚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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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柏年说政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