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晨：钟王书风源流考 —— 以敦煌吐鲁番写经写本为视阈

摘要：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经魏晋南北朝隋三个多世纪的发展，至初唐迎来了又一个巅峰。经梁武帝、陶弘景、袁昂等南朝名士的鉴赏，①特别是经唐太宗的极力推崇，②自唐代以来，钟王法帖遂成为书艺正脉，千年以来不再动摇。然而经过历代兵燹糜蠹之余，北宋以降，钟王真迹已片纸无存，后世学习

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经魏晋南北朝隋三个多世纪的发展，至初唐迎来了又一个巅峰。经梁武帝、陶弘景、袁昂等南朝名士的鉴赏，①特别是经唐太宗的极力推崇，②自唐代以来，钟王法帖遂成为书艺正脉，千年以来不再动摇。然而经过历代兵燹糜蠹之余，北宋以降，钟王真迹已片纸无存，后世学习钟王书法，只能借助伴随宋代兴起的“金石学”而产生的刻石法帖，至于钟王字迹的真面，人们已无缘目睹。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英、法、俄、德、瑞典、日本等国探险队及中瑞联合科学考查团等先后进入中国西北、新疆地区，开展考古探险活动，至今日不断有新材料发现，在形制类别上有碑刻、刻经、石塔、汉简、帛书、纸书、写本文书、砖铭和壁书等，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书法的各种类型。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吐鲁番盆地各个遗址发现的文书和文献，既有传抄的典籍、德政碑、墓志、邈真赞、发愿文、变文、词曲等，又有朝廷敕书、牒状、书信、民间契约、杂写、学童习字等官私文书，是未经人为修饰的“原始史料”。[1] 因此，运用敦煌吐鲁番写经写本来补正以钟王书法为核心的书法史观，探究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以来钟王名家书迹在中原、敦煌吐鲁番地区的交互传播与影响，揭示实用书写与文人书法的内在联系是可行的。

古代敦煌的人口基本上来自屯戍的官卒和徙边的移民，自西汉牵制匈奴，敦煌遂成为经营西域的主要后援基地。中原地区世族因种种原因而举家迁至敦煌，敦煌成为“大姓雄张”的宗法社会，会聚不少不应州郡之命的硕德名儒，陈寅恪在研究中指出隋唐渊源的一支——魏、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2]河西支派中，敦煌藏经洞所出大量佛教写经，说明敦煌是中西合璧的佛教文化重镇。在书法上，敦煌张芝、索靖的草书传统又对中原新书风的推进有重要作用，另外，魏晋新风通过钟繇、胡昭和荀勖等颍川人士为代表的士族书家大力实践和提倡，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逐渐向江南扩散，进而向敦煌吐鲁番地区辐射。

一、敦煌吐鲁番的世族文化

高昌世族形成于汉魏，稳定于西晋、前凉之际，在高昌墓砖中可见其源于凉州大姓，如敦煌张氏因与麹氏联姻而成为外戚中望族，常以“敦煌张氏”自称其门望，似《汜绍及夫人张氏墓表》《麹弹那及妻张氏墓表》中的“夫人敦煌张氏”，再如高昌左卫大将军张厷便以敦煌为郡望，源出南阳，《张厷及其妻麹氏墓志》中载“英宗得于高远，茂族擅其清华，西京之七叶（世）貂蝉，东土之一门龙凤”，[3] 而敦煌索氏、汜氏亦皆如此。③吐鲁番因与河西走廊地缘相近，《魏书·高昌传》载：“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困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4] 汉魏时期此地成为世族百姓的避难西奔之地，又唐太宗《贞观年中慰抚高昌文武诏》：

尔等并旧是中国之人，因晋乱陷彼，虽居夷俗，仍习礼义。[5]

显然，汉文化进入吐鲁番盆地与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经营是分不开的，其原为“车师前部”地，汉元帝时在此设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进行屯田，因建有军事壁垒被称为“高昌壁”，在行政区划上曾与敦煌、洛阳关系密切。但是，屯田戍守的军事制度不能保证汉人在此地世代聚族而居，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在高昌置郡，从行政建制上与内地一体化。此后的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政权，均统辖高昌，尤其是北凉沮渠氏残余势力于 442 年占据高昌，并于次年在此建立大凉政权，开启汉族文化为主导的独立王国建制近两个世纪。其中，公元 460 年后进入高昌国时期，凉州大族阚、张、马、麹四氏相继占据王位，在麹氏高昌时期（502—640）的大族茔地有索茔、麹茔、张茔等，据黄文弼《高昌国官制表》及近年来考古可发现，当时高级官员基本由麹氏垄断，与麹氏通婚的外戚敦煌张氏也有少量担任，长史以下才分由其他大族分任，[6]《麹斌造寺功德碑》碑阴职官题名即是明证。④唐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派将军侯君集等攻灭高昌，并把一部分西州豪杰迁往内地，吐鲁番再次成为与中原一体的地方边州，成为唐代经营西域时期汉文化传播与接受的根据地，[7] 而敦煌大族并未衰落。

敦煌位于甘肃省的最西端，是连接河西走廊东西方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干道。汉代“列四郡，据两关”，河西不但是中原前往西域的要道，在汉末、晋末大乱时亦是重要的避难之地，先后建立五凉政权，集中大批人才，中原文化在此得以保存和发展，河西豪族大姓形成于两汉，⑤ 兴盛于魏晋隋唐，对汉唐河西历史影响深远，其中以敦煌大姓为典型与突出，如“敦煌张氏”与“敦煌索氏”是来自陇西地区的凉州（今武威）大姓，⑥以经学传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家世族，[8] 于书法史亦有重要意义。P.2625《敦煌名族志》“张氏条” 是西汉敦煌张氏的最早记载，其原为南阳（今河南）世家大族，系西汉宣帝时避霍光妻石显案牵连迁来。⑦名将张奂师是名儒，精通传统文化，二子芝、昶均善草书，⑧ 张芝是推动章草向今草演变的关键人物而有“草圣”之誉，又在吐鲁番哈拉和卓旧城发掘品有《唐开元十六年六月虞候司法曹马请料纸牒》，所见作草书批答的长官署名“楚珪”，应为 P.2205《沙州图经·张芝墨池》中的西州都督张楚珪，即张芝后裔。《敦煌名族志》“索氏”条与 S.53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稿》记载汉武帝时任太中大夫索抚因直谏逆旨，唯恐被诛而从钜鹿（今河北巨鹿）西徙，至王莽时又有索骏避祸西来。“敦煌索氏”与“敦煌张氏” 曾互通婚姻，索靖即为张芝姊之孙，亦善草书，有《草书状》传世，[9] 又与汜衷、张甝、索、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索氏家族凭借显赫政治地位和雄厚经济实力，相继在莫高窟出资开窟造像，最早见载者索靖，《莫高窟记》云：“晋司空靖题壁号仙岩寺。”[10] 至南北朝隋唐，他们开凿的石窟至今犹存，⑨ 反映了索靖书法在敦煌一带的影响。俄藏敦煌文献还有晚唐摹索靖章草《月仪帖》残片（Дx.6048），[11]活跃在敦煌的书家群体远不止上述诸人，张怀瓘《书断》卷下说：“赵袭字元嗣，京兆长安人，为敦煌太守。与罗晖并以能草见重关西。……与张芝素相亲善。灵帝时卒。敦煌有张越，（西晋）仕至梁州刺史，亦善草书。”[12]

二、中原与西北边地的魏晋钟王书迹

隋至唐初，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钟王一派书风皆浸成风俗，成为此后千年书法审美的主流取向与典范。由于东晋南北朝战乱频发，大量书画真迹被毁，至南朝梁武帝时，传世数量本就不多的钟书变得更为稀少。⑩ 南宋虞龢曾奉明帝诏整理内府法书，搜集二王等书迹，在《论书表》中记录整理过程中所遇如摹书造假、装裱不均等状，并具此改良摹搨之法。[12]47后以南朝梁武帝搜集鉴赏法书心切，使南朝的摹搨技术日趋成熟稳定，至唐代，搨摹技术被中央文馆利用，⑪ 在贞观、开元两朝最为兴盛。⑫ 贞观二十年（646）重修《晋书》，唐太宗亲撰《王羲之传论》独尊王羲之书法，其传世书迹中《晋祠铭》《温泉铭》等亦是研习王书的有力说明。上有所好，下必行之，研摹王字，蔚为风尚，褚遂良善整理鉴别二王法书，其《搨本乐毅论记》就记载太宗令将弘文馆所摹《乐毅论》分赐诸臣，唐何延之《兰亭记》亦载太宗命所搨数本分赐近臣，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时因有王方庆所献王氏一门珍本墨迹，而成唐摹《王氏一门书翰》，玄宗时亦命集贤院将内府所藏法书一百六十卷摹搨两本分赐诸王。⑬ 然而，无论是临、摹、硬黄或响搨，都是复制法书名迹的手段，为了传之久远以为范本。最具代表性的是初刻于唐咸亨三年（672）的《怀仁集王圣教序》，字数众多，镌刻精美，最大限度传递了王羲之书法的特征，明王世贞誉为“备尽八法之妙”，无疑开创了最早的选字上石先例，直接影响唐末五代时期的“院体”书风，时至今日仍影响巨大。又有《兴福寺吴文断碑》亦是唐代人集王羲之行书所刊名碑，后有晚出的唐《永仙观碑》刻于大历六年（771）十月十六日，两面刻，碑阴为道教徒摹集王羲之行书碑，文中多集王书中未见之形，赖以集字刻碑，王书得以存传。⑭

丝绸之路上的草书，不仅汉晋广泛应用，南北朝和隋唐也不绝如缕。但它只在汉晋具有标志性，在南北朝隋唐已经不具标志性了，[13] 因为以二王为代表的行书风尚渐被奉为经典，启功在《论书绝句》第 1、 2 首提及《流沙坠简》和《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中所收汉晋简牍均有此意。⑮这与张芝、张昶、索靖为代表的汉晋时期书家辈出的敦煌不无关系，三人从东汉晚期到西晋时期，长达一两百年，草书作品无论是中原还是丝绸之路都流传甚广。百余年来，以敦煌为中心，北到居延，南到楼兰，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汉晋简牍文书甚少，草书占相当大比例。西汉晚期，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上的草书形成了较为固定成熟的章草字体，如居延汉简中的《甲渠鄣候获死马驹劾状》（东汉建武三年，27）。至东汉，简牍中的草书比例明显增加和纯熟，已接近今草气象，如《永元器物簿》（东汉永和五年至永和七年，93—95），戍边军吏娴熟的草法，任情挥洒。张、索虽无可靠传世作品，但正如“晋代西陲纸数张，都成阁帖返魂香”所说，“至草书之奇者，如楼兰出土之‘五月二日济白帖’一纸，与阁帖中刻索靖帖毫无二致”，⑯其中“无缘展怀”残纸小条绝似馆本《十七帖》。吐鲁番鄯善县所出初唐《三时诗草》使用单字独立草书写就，亦有汉晋西北简牍书风遗韵，是西域出土文牒簿书残纸以外的珍贵诗词写本。

书写便捷的行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崭新书风，但此时的行书墨迹极为少见，至楼兰残纸文书的大量发现使行书脉络逐渐清晰。楼兰遗址曾是汉代楼兰国国都、魏晋西域长史府驻地，楼兰出土《永嘉四年残纸》《永嘉六年残纸》已具备行书的用笔特征。而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在楼兰遗址发掘的《李柏致焉耆王书稿》和《李柏上张骏表稿》是重要楼兰写本文书，均用行书写成，笔法娴熟潇洒，已基本脱离隶书笔意，《李柏上张骏表稿》墨色用笔厚重，与《姨母帖》相似，书写时间上距《兰亭序》（353）不足五十年。可见在王羲之时代，意态挥洒的启牍并不仅活跃于中原和江南地区，在西北地区亦有流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发掘《张超济文书》四纸，其中四纸均是家书草稿，分别使用楷、行、草书写就。随着纸张发明与普及，书写空间拓宽，意态愈发挥洒，从张超济书信来看，依据致书对象、言辞内容使用不同书体，楷书仍带有隶意，草书字字独立保留章草遗法，行书则以新体面貌不断成熟。行书从西晋圆浑厚重，隶意犹存，笔画间无明显主从和疏密关系，近乎钟、胡古法，到王羲之“俱变古形”，发挥折笔、侧锋，用笔明快，完成向简便、新妍的今体行书过渡，“爽爽有一种风气”。这种行书格局影响了隋唐以来的书风，吐鲁番所出《唐开元八年四月廿五日解趁文牒》、敦煌所出武周写本《武周碑颂残纸并永隆家书》、盛唐写本《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均以流利行草书写成，有《兰亭集序》《怀仁集王圣教序》笔意，是王羲之行书在唐代敦煌地区传播的体现。

三国两晋时期，官方场合仍使用庄重典雅的篆隶，而楷书发展为民间通行字体，这不仅能从东沙东牌楼简牍、三国长沙走马楼吴简中得到印证，⑰ 在敦煌吐鲁番书迹中亦可见：悬泉置所出新莽时期麻纸墨迹与锺繇的《荐季直表》是一脉相承的用笔与结体特点，虽然其上还有隶书形态，但已是早期楷书面貌，楷化痕迹明显。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发现的《诸佛要集经》（西晋元康六年，296）是目前所见的有明确纪年的最早汉文佛教写经，也被视为魏晋之际隶楷递变的断代标志。书法结体呈长方形，隶书笔意基本消除，与传世王羲之小楷《东方朔画像赞》书风酷似。同时，还出土有《法句譬喻经》（高昌甘露元年，526），作为有纪年的重要写本，《法句譬喻经》墨色沈黝，是隶意遗韵浓郁的楷书作品，与传世钟繇法帖《宣世表》《贺捷表》有异曲同工之趣。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的《法句经道行品》（前凉升平十二年，368）是隶楷书，书体上此卷流露出浓郁的简牍书风与“隶意”，与传世王羲之小楷《黄庭经》书写时间相距不过十二年，有参照意义。钟繇被称之为“正书之祖”，不断变体嬗递，梁朝庾肩吾评其“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亦指出来钟繇曾对曹魏庙堂所用隶书和民间通行的楷书作出整理，到“二王”成熟定型，进一步将楷书的体势、法度向前推进，开隋唐楷书新声。

三、隋唐时期敦煌吐鲁番写经写本中的钟王影响

1. 隋唐敦煌吐鲁番写经写本中的钟王临本

王羲之《兰亭集序》临本或抄本在敦煌与于阗（今新疆和田县）均有发现，如法藏 P.2622 背、P.2544（图1）、P.3194 背、P.4764，英藏 S.1619 等，⑱虽然这些临本或抄本基本上都是零星残片，从总体上看没有很高艺术水准，但足可说明《兰亭集序》在唐代的广泛流传，正契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时代风尚。同时，还发现不少已佚的王羲之《尚想黄绮帖》抄本，如敦煌所出 S.214（图 2）、S.3287、P.2378、P.2671、P.3368 等，吐鲁番阿斯塔那 M179 出残片九件，大谷4087 号残片一件。虽然书法均不佳，却可能“是今存王羲之最可靠、最重要的书学文献”，[14] 可知《法书要录》所载“晋王右军自论书”是在此基础上经改饰拼凑而成，对研究王羲之书论及创作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阿斯塔那 M67 还出有“羲之顿首死罪” （66TAM67:5a）习字，应出自传摹的王羲之法书。同样体现文献价值的还有 P.4936 王羲之《笔势论》的唐代敦煌抄本，阿斯塔纳 M208 所出《卫夫人（与释某书）等习字》（73TAM208:12），虽后世多认为其是初唐李怀琳伪作，但亦可见卫夫人书法在唐代之影响。⑲ 再如阿斯塔那 M157 所出《虞世南（孔子庙堂碑）习字》（72TAM157:10/1b），背面为残牒，虽为学童习书，亦可见虞世南书风之流播。敦煌吐鲁番文书亦可见与名家书法有关的拓本，如 P.4510、S.5791 唐拓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残本、P.4503 柳公权《金刚经》卷轴装拓本、P.4508 唐太宗《温泉铭》行书剪装拓本等。写本有 P.3561 蒋善进临写《千字文》、S.3753临写王羲之《十七帖》的《瞻近帖》《龙保帖》和 P.4642 《旃罽帖》等。

图1 《抄本兰亭集序》局部

图2 《燕子赋王羲之书论》局部

2. 隋唐敦煌吐鲁番写经中的钟王书风

写经书法在中国书法传统中渊源有序，古人称其为“写经体”或“经生体”。随着南北文化交流，南北两朝书风不断互相影响和融合，隋代所存写经书法风貌既保持有北朝“魏碑体”雄浑气象，如《唐大般涅槃经卷第卅》（开皇元年，581）、《贤劫经卷第一》（大业六年，610），又有类似南朝笔致温润的写本，如《华严经卷卌七》（开皇三年，583）、《大智度论卷第五十一》（大业三年，607）等，以后者居多，其中《大般涅槃经迦叶菩萨品卷第卅三》已较好融合南北书风，无隶意留存，唐楷规模初具。唐代进入佛教大发展时期，人们对佛教的崇拜一方面表现为开掘石窟、开建数量和规模更大的寺院，另一方面是不论士人庶民都以抄经的形式表达信仰，经生书法（尤其是唐代写经）虽被视为“经生体”，但并非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在唐代自上而下的崇王风气中，经生书法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又在受此影响的欧、褚、颜、徐、柳诸家书法风格的笼罩下奠定经生书法的基本格调，一切亦时代使然耳。唐代主要写经者有官府经生和民间经生，宫廷写经生大体是秘书省与门下省的“楷书手”，欧阳询、虞世南曾教习楷法。宫廷写经中的《转轮圣王经》（唐贞观廿二年，648）、《天请问经》（唐贞观廿二年，六四八）、《妙法莲华经卷第六》（唐咸亨二年，672）等均代表了初唐写经流行褚体的时风。此外，僧人和宫廷写经、书手抄经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民间的写经，书者身份包括和尚、学童或是施主雇人所写，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八》（武周长安三年，703）是民间转抄的写经，《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之七卷第十》（唐景龙二年，708）是初唐基层官吏合家供养的巨迹，均有唐代时风的印记。中晚唐后基于唐玄宗崇雄健之势，经生逐渐改习徐浩、颜真卿书法风尚，如《楞严经卷第九》《兜沙经》（唐天祐四年，907）。颜真卿、徐浩以及后来的柳公权，彻底改变了晋人的用笔方式。姜夔《续书谱》有言：“晋人挑剔或带斜拂，或横引向外，至颜、柳始正锋为之，正锋则无飘逸之气。”[15]

这一时期写经中还出现使用行草书的现象，这在隋代以前是较为少见的，《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声闻地分门记》行间有朱笔及小字的增删涂改，可能是听讲佛经的笔记或草稿，展现了当时僧众学人真实的书写状态，另法藏《妙法莲华经玄赞》《因明入证理论》、国博藏《法华玄赞卷》、辽宁省博藏《恪法师第一抄》等均有一定的汉魏章草遗风，与故宫藏隋人书西晋索靖《出师颂帖》气息相合。其中，使用草书完成佛经的注疏和释论，一定程度上为他们争取到写经的艺术性表达空间，唐代僧人中怀素、高闲、彦休等皆是擅长草书者，不仅继承了智永禅师书风，还发挥狂草书体特点。

3. 隋唐敦煌吐鲁番写本中的钟王书风

在写经之外，还有大量的表状笺启书仪等敦煌吐鲁番写本，它不同于印本和拓本，在书学研究中对字迹风格、字体演变的考察颇有助益。一方面，因中古时期（高昌郡—国—州时期，327—803 年）吐鲁番绿洲社会的传承，使吐鲁番文书（写本书籍、临习摹写、创作草稿等）保存、展现了吐鲁番汉文文学生产的流动过程和细节。又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在高昌设西州，在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设庭州，行政建置与内地州县相同，并在西州交河县设安西都护府以控制西域，这时该地与河西、中原连为一体，不断受到钟王传统的影响而水平较高。另一方面，唐代吏部铨选考试内容以“四才”为主要考察内容，对“书” 的考察则是直接通过判文书迹进行。唐代西州时期吐鲁番所出高级官吏判文书迹，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张元璋残牒》《府司阿梁状词并批》（图 3）与《开元十三年征物残牒》（图 4），文书大小相若、字体类似，黄文弼推断上述三件均为唐代开元年间所写，而文书中出现的“济”“广济”则为开元十三年的西州都督，有学者进一步通过文书程式进行考证，认为应为西州都督府的最高官员。[16]它们作为西州高级官员，批示字不经意，却动静相生，神采奕奕，不减齐梁名家，读来似与《万岁通天帖》中诸帖（王慈、王荟诸帖）的跌宕用笔和开拓气象有相同意趣，是开元盛世中原文化和书法艺术在西域流行的实证，再如《定远道大总管牒》（唐开元五年，717）记录名为献之的人牒告上司，请辞征简入军，不仅文翰精通，娴熟军旅事务，其残存字迹与唐响搨本褚摹《兰亭》笔法酷似，行笔酣畅淋漓，可谓西域二王一系书风的稿草之作。而盛唐写本《伊吾军上西庭支度使牒》工整秀丽，与传世钟王刻帖中的小楷书风谙合。

图3 《唐开元十三年征物牒》

图4 《唐府司阿梁状词并批》

牒文批示以外，敦煌吐鲁番还有经史典籍和书信、文学文本存世，表现出对汉文文学执着的继承，以及与中原文化血脉相通的依存关系。初唐写本《王仁㫬刊缪补缺切韵十韵残纸》，楷书韵字及注文严谨，字迹有钟王小楷遗风。而从日本有邻馆藏唐西域书信残纸中的《季秋渐冷致都督书札稿》（图 5）《凝寒致十三郎书札稿》看，不仅汲取二王传统笔法，每一个字都尽可能造型，书信中楷行草组合，动静相宜，偶有勾勒涂抹，传递出其书写者对游丝笔意和绞转笔法的运用，随着唐楷提按笔法的增入，显现出结体瘦硬，章法行气疏朗之韵，似欧阳询行书之风尚。同样的行书作品还有《盛唐分明地界状》（图 6），行笔中或见二王飘逸笔势，又因实用快写打破晋唐以来结体茂密体势，呈现宽博舒展和外紧内松之特点。文学文本中的《武周碑颂残纸并永隆家书》（图 7）娴熟文雅，保留晋人韵味，有陆柬之《文赋》书风。

图5 《季秋渐冷致都督书札稿》

图6《盛唐分明地界状》

图7 《武周碑颂残紙并永隆家书》

四、钟王书风的延续与流变

安史之乱爆发后西州进入吐蕃统治时期，9 世纪中叶吐蕃王国崩溃，漠北回鹘西迁，张议潮以敦煌为中心建立并巩固归义军政权，后由张氏转入曹氏手中，存续近二百年，自 11 世纪初始，随着西夏崛起陆续攻占河西地区，归义军政权宣告终结，与中原联动的书法根脉也因此逐渐断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十七窟）中，保存着大量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的牒状和书札，这些实用性的文书写本从书体上来说，未脱中央文牒“院体”书风的影响。敦煌的表状笺启书仪几乎全部是晚唐五代时期的写本，多出自藩镇幕僚和掌书记之手，藏经洞所出 P.2155va《曹元忠上回纥可汗书》《韦君致太保书》，书仪格式与杨凝式《韭花帖》布局、用语颇多相近。尺牍肇始于简牍形制，盛唐多丰碑巨制，至宋代士大夫注重尺牍书法，唐宋转变中五代有重要的过渡作用，敦煌五代牒状写本则是宋代尺牍书风形成的前奏。P.2155《曹元忠致回鹘可汗状》与苏轼《祭黄几道文卷》相似，是尺牍向文学化、审美化发展的前兆。S.8516B《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帖》（广顺二年，九五二）、S.518《归义军节度使曹□建窟檐记》（天福拾肆年，九四九）等牒状写本亦见五代时期尚颜（真卿）的时代书风。可知，五代书法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十分重要，大量敦煌吐鲁番写本为重新定位五代书法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其书法特征一方面明显受《怀仁集王圣教序记》的影响，又参入唐代楷法而趋于程式化，可视作王羲之书风在晚唐五代时期从中原到遍地西陲地区的延续与流变。

东晋时期的汉字演变以草、行、楷书体式的定型而宣告结束，王羲之作为集大成者成为东晋书家典范，其承前启下的关键人物是曹魏时期的钟繇，书法史上习惯将二人并称为“钟王”。钟王书风的真实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发展，这种书风传统已经部分地成了一种符号，至宋以后由于刻帖的增多而使本体有新的审美指向。但钟王传统作为物质文化一直深深印在书学人的精神中，其作用既有直接影响，亦有间接影响：它从六朝至隋唐时期层层累积，既有对经典法帖内容、形式直接临摹学习的，亦有受其影响在实用书风中发挥作用的，还有从二三代学习钟王书风的书家风格中辗转受到影响的，不同背景的书写者书迹体现了精英书法与民间书写的互动，也使钟王传统与隋唐个人风格汇聚形成名家书迹特点，逐渐发挥钟王书风内化于心的时代特征。

总体来看，中国书法是基于汉字实用书写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样式，使用敦煌吐鲁番所出实用性写经写本墨迹来参照考察传世魏晋名家书迹是必要的：其一，从考古学来看，这些敦煌吐鲁番地区所见写经写本已逾千年，作为汉唐留存至今的珍贵墨迹写本，真实反映了书写实貌；其二，从历史文献学来说，写本可与文献著录及存世摹本、刻帖拓本互证互补，从而追溯临本、摹本、拓本以及著录之间文字内容与行款章法上的差异；其三，从书法史研究而言，文人书法与实用书写的异同，可将名家经典法帖书法与民间书迹相关联，探究多元化、多面貌的书法状态；其四，从书法传播学而言，隋唐之际随着外力对书圣地位的推崇，钟王书风不仅从中原到边陲地区声名远扬，还通过摹本、刻帖形成学习范本，这也是我们在隋唐敦煌吐鲁番写经写本中看到很多钟王书风笔迹的原因。

注释：

①南朝社会普遍关注书法，名家作品成为艺术品被珍藏，亦是书法批评兴盛的时期。虞龢《论书表》云“洎乎汉魏，钟张擅美，晋末二王称英。” 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有“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舒字缓”，《古今书人优劣评》载“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伯英既称草圣，元常实自隶绝，论旨所谓殆同一玑神，实旷世莫继。” 袁昂《古今书评》“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 见张彦远.《法书要录》, 刘石, 校理, 北京: 中华书局，2021.

② “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见房玄龄，等.《晋书· 王羲之传论》, 北京:中华书局,1982:2105.

③张氏与索氏（《张归宗夫人索氏墓表》）；汜氏与张氏（《汜绍与夫人张氏墓表》）；画氏与张氏（《画承及夫人张氏墓表》）等。参见黄文弼. 高昌砖集. 北京: 线装书局,2009.

④从《麹斌造寺碑》碑阴职官题名看，令尹（宰相）级官吏四人皆为麹氏；八名长史三名为麹氏，马、阴、汜和阚四姓各一名；八名司马（副部长）中麹、张、马氏各一名。高昌职官基本由大族垄断。参见马雍《麹斌造寺碑所反映的高昌土地问题》,《文物》,1976 年第12 期，第58 页。

⑤ 河西地区最早的汉族移民，是汉武帝击败河西匈奴并设河西四郡后，不仅在河西大规模屯军戍防，还从中原内地迁徙大批贫民、犯官、行徒来此，为加强边防建设、抵御匈奴和进一步经营西域。东汉前期通过建立军功获取官职，发展成为敦煌本地的豪门强宗。到东汉后期又通过儒学修养与仕宦途径，正式形成以经学传家、为官作宦为特征的高门世族。

⑥ 从大量高昌墓砖、墓志、文契、族谱等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可知，同时，我们见到几乎所有佛寺都冠以高昌大姓，高昌大姓张、马、阴、索、阙等无不有寺，高昌豪族还以通婚方式，不仅控制政权，也控制宗教。参见姜伯勒.《高昌世族制度的衰落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张国刚, 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40.

⑦P.2625《敦煌名族志》记载：其时“有司隶校尉张襄者” ，因“奏霍光妻显毒煞许后” ，惧事泄，先“以地节元年（公元前六九），自清河绎幕举家西奔天水” ，及病卒，子某“来适此（敦煌）郡，家于北府，俗号北府张” 。霍光妻显毒杀许皇后事，《汉书》卷六八《霍光卷》记载可参阅。另吐鲁番出土武周《张怀寂墓志》云：“襄避霍乱，西宅敦煌。”

⑧《后汉书· 张奂附昶传》说昶与兄芝“并善草书，至今称传之。” 张怀瓘《书断》卷中将张昶的章草列为妙品，时人谓之亚圣，可惜章草作品未流传下来。

⑨ 莫高窟第十二窟有索义䛒供养像题记，又有敦煌遗书S.530、P2021《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辨和尚修功德记碑》，P.4660《金光明寺索法律邈真赞并序》，P.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等。又如P.4010、P.4615《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曰：“……及晋司空索靖，惠帝时敦煌贤达，临池学书，翰墨无双，对策弟（第）一。帝佳之，拜驸马都尉、酒泉太守。……草圣腾芳，映华风而盖代；图成心镜，法沧海而翻波；笔写灵台，树长松于岳峙。” S.5648《草书歌》：“草书四海共传名，变得千般笔下生。白练展时闻鬼哭，紫毫挥处见龙惊。收纵屈曲如蛇走，放点徘徊□鸟行。遥望远山烟雾卷，寒光透出满天明。”

⑩ 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载：“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比日伫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采。” 参见张彦远. 法书要录[M]. 刘石, 校理, 北京: 中华书局,2021:69.

⑪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亦有御府搨本，谓之官搨。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搨写不辍”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35.

⑫ 据《旧唐书· 职官志》载，贞观年初，唐太宗不仅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置于弘文殿，还精选天下贤才充任弘文馆学士，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皆在其中。馆内设有楷书手、笔匠、装书匠及搨书手，专门负责缮写天下之书、制作工具、装裱典籍与复制法书。《旧唐书》《唐六典》《新唐书》皆记载弘文馆设有搨书手三人，《唐六典》在“搨书手三人后” 注曰“贞观二十三年置。龙朔三年，馆内法书九百四十九卷并装进，其搨书停。神龙元年又置。”

⑬ “开元六年正月，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古迹一百六十卷，付集贤院依文搨两本，供内分赐诸王。” 见韦续《墨薮》.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⑭ 按读该碑文，第一行“清净智慧观身经皇朝内景弟子永仙观主兼检校奉仙寺威仪田名德集晋右军王羲之书” ，第九行为“大唐京兆府美原县京兆府碑文，朝散大夫□丹□别驾上柱国兰陵萧森字从政撰并模集王右军书” ，可知是集王字。据王昶《金石萃编》录文，图版见张永强.《永宣金石——古代碑帖拓本选萃》.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254.

⑮启功《论书绝句》第1 首谈汉晋简牍，诗云：“西京隶势自堂堂，点画纷披态万方。何必残砖搜五凤，漆书天汉接元康。” 第2 首谈陆机《平复帖》云“翠墨黟然发古光，金题锦帙照琳琅。十年校遍流沙简，平复无惭署墨皇。” 此二首作于1935 年，其时居延简牍已出，据《流沙坠简》《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立论。参见《启功全集· 第二卷》.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7.

⑯ 启功《论书绝句》第61 首谈西域出土晋人墨迹云：“晋代西陲纸数张，都成阁帖返魂香。回看枣石迷离处，意态分明想硬黄。” 参见《启功全集第二卷》.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48.

⑰ 刘正成在《钟繇与长沙吴简说》文中指出，以《潘虑白受租税杂限米账》为代表的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是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存在的重要证据。又见王素、宋少华.《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2.

⑱ 还有日本学者羽田亨旧藏敦煌文书羽664 号、俄藏Дx18943-1、中国人民大学馆藏卷GXW0112 号、GXW0017 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件（编号暂缺），凡十件，其中后两件可缀合，共计九件临本。参见荣新江.《〈兰亭序〉在西域》.《大将之门20》. 桂林: 广西美术出版社,2018:95-102.

⑲ 该《唐人习字》文书前两行临摹的是卫夫人的一件名为《与释某书》的书法作品，内容与北宋米芾的《书史》记载相同，但相比《淳化阁帖》和《全晋文》的记载则多出“不能拔赏” 四个字，此四字与《书史》记载吻合，至少可说明书者临摹的帖子是有据可查的。参见张艳奎.《吐鲁番出土〈唐人习字〉文书初探》.《吐鲁番学研究》，2013(2):69-78.

参考文献：

[1]荣新江.从“补史”到“重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2):75.

[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3.

[3] 侯灿.解放后新出土吐鲁番墓志录[G]//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605.

[4]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44.

[5]许敬宗.文馆词林校证[M].罗国威,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1:247.

[6]黄文弼.高昌砖集[G].北京:线装书局,2009.

[7]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J].中国社会学科,2010(6):182.

[8] 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J].敦煌学辑刊,2005(2):100.

[9]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1649.

[10] 徐自强、张永强.敦煌莫高窟题记汇编[G].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186.

[11]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十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