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葛兆光曾指出，中国传统世界观犹如基因，持久且顽固，深刻影响并阻碍着当下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回溯中国历史，从古代到近代，曾先后有过四次开眼看世界的重要契机，然而，这些机遇最终都以遗憾告终，令人扼腕叹息。
葛兆光曾指出，中国传统世界观犹如基因，持久且顽固，深刻影响并阻碍着当下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回溯中国历史，从古代到近代，曾先后有过四次开眼看世界的重要契机，然而，这些机遇最终都以遗憾告终，令人扼腕叹息。
第一次契机出现在公元1世纪到7世纪，正值大汉与大唐这两个令国人引以为傲的盛世。彼时，地中海周边是辉煌的古罗马时期，而东方的中华文明在强盛的大汉王朝统治下蓬勃发展。在中古时期，即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获取世界知识主要有两大途径。一是张骞、班超出使西域，打通了现代学者所称的丝绸之路，这条充满冒险精神的商路自此正式进入官方史料记载，中西文明的碰撞交流，带来了深远影响。汉朝之后，西方的农作物、器具和宗教等纷纷传入中国，极大地冲击了国人的世界文化观念，汉族活动范围得以拓宽。同时，西部和北部的非汉族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进入汉族中国核心区域，进一步开阔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视野。
另一重要途径是佛教的传入。佛教的到来，填补了中国形而上学、超验世界的缺失。中原人首次意识到，华夏文明并非地理意义上的世界中心，西方也并非全是茹毛饮血的蛮夷之地。佛教传入中国，不仅带来了丰富的知识，本土佛教徒远赴印度求法，也打开了中国对世界认知的新视角。4到6世纪，往来于中印之间的佛教徒撰写并翻译了众多关于世界的著作，如《世界记外国传》等。佛教的传播让中国开始正视周边，在佛教徒眼中，印度和佛教文明比中国文明更为高明，印度才是世界中心，释迦牟尼是最伟大的人物。这一观念给汉族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南朝时期，佛教徒与儒家展开辩论，传统中国人认为中国是天下中心，洛阳是大地中心，而佛教徒所著《佛祖统纪》中的三幅地图显示，世界有三个中心，分别为东震旦（即中国）、西域（今新疆中亚一带）和印度，这极大地挑战了传统中国的世界观。
但遗憾的是，在中国，政治地位始终高于一切，佛教知识逐渐被边缘化。皇权专制出于统治需要，长期独尊儒学，对外来宗教时而利用，时而打压，信徒的教育、文献乃至生命财产都缺乏安全保障。西方优质文化难以在中国扎根，中国就这样错失了第一次开眼看世界、改变世界观的绝佳机会。
第二次契机发生在公元10到13世纪的大宋时期。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宋朝积贫积弱、丧权辱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宋朝的繁荣开放程度远超唐朝，宋朝人的国际视野也比后世的明清更为广阔。由于周边强国林立，宋朝主动摒弃天朝上国的姿态，与辽、西夏、大理等国发展平等互惠的政治经济关系。宋朝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诞生了人类最早的纸币——交子。当时，外国商人遍布东京汴梁等大城市，中国商人也积极出海探索，留下了大量记载文献。
宋代华夏中心主义逐渐破除。与汉唐庞大的天下帝国不同，宋朝疆域缩小近半，周边强国环绕，先后有契丹、女真、蒙古、高丽、日本、西夏、吐蕃、大理、安南等。在这种环境下，宋朝人逐渐形成了新的世界观：一是肯定外国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其与自己对等；二是改变华夏中心观念，认识到中国之外世界广阔，列国和异族众多，就连二十八星宿所对应的分野，也从只对应中国变为既有中国也有外国；三是在敌国压迫下，转变对异域的态度。同时，宋代交流中心从西北转向东南亚，从陆地转向海洋，对疆域外的知识了解日益增多。宋朝出使外国的使臣和负责贸易管理的官员留下了大量关于外国和海外的文献。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遗憾。由于中原王朝内部的政治经济危机，脆弱的商业文明最终被野蛮的游牧部落打断。宋朝这些新的世界观念并未在历史学中生根发芽，后来继承宋朝疆域和族群的明朝，又退回到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认知中，中国再次错失开眼看世界的机会，被排除在世界主流秩序之外。
第三次契机出现在公元13到14世纪的蒙元时期。宋朝灭亡后，蒙古人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庞大政治版图，中国人再次卷入文化大融合的浪潮。当时，色目人（对西域人的统称，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欧洲人等）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泉州至今仍保留着大量当时外国人的遗迹。频繁的跨区域交流为中国人带来了新的世界知识和视野。欧洲人马可·波罗来华经商，探险家马鲁丁带来地球仪，打破了传统中国天圆地方的世界观。
蒙元时期，元朝秘书监（帝国最高中央文化机构）曾准备编修大帝国的一统历史和地图。波斯学者扎马鲁丁带来早期地球仪，告知中国人地球是圆的，三分陆地七分海洋，还有经纬线（当时称小风景）。一幅由朝鲜人绘制、保存在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仿照蒙元时期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所画，地图上有准确的阿拉伯半岛甚至欧洲，并标注了罗马、巴黎、巴格达等地。
但随着蒙古统治被汉族农民起义推翻，中原王朝又退回四方皆蛮夷的传统世界观，这些新的世界知识在蒙古时代结束后迅速消失，中国再次错过开眼看世界的机遇。
第四次契机是在公元16到17世纪的明朝末年。永乐年间，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最远抵达非洲，沟通了印度洋沿岸众多国家。但郑和航海纯粹出于政治目的，致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朝廷无奈烧毁所有海船和文献。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原存于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查询三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查找三天无果，原来是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了起来。刘大夏认为郑和下西洋耗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伤无数，即便取得珍宝也无益处，旧档案即便存在也应销毁。自1405年起，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明朝海外航行逐渐废止。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航海回国后，仅八十年，葡萄牙人便来到澳门，原本由三宝船行驶的海洋已被欧洲人掌控。
明朝后期，欧洲步入大航海时代，西方商船的到来为中国带来改变世界观的新契机。西方商人来华贸易，改变了中国自产自销的市场经济模式。徐光启在利玛窦协助下完成《几何原本》翻译，将众多天文学、几何学、数学知识传入中国。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在广东肇庆绘制《山海舆地图》，依据欧洲世界地图而来，与今天的世界地图已十分接近，在明朝中后期影响巨大，甚至皇帝都让太监仿照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这幅地图让中国人认识到世界之大，中国只是亚细亚的十分之一，亚细亚是世界的五分之一；大地并非天圆地方，中国也不在世界中央；世界上国家众多，文明多样且发达。
但可惜的是，中国传统过于强大，知识体系过于完整，政治结构封闭，传统文化包袱沉重，中国人依然习惯于在传统内部变革，而未能迈出传统，实现真正的世界观转变。直到晚清，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的世界观才发生根本性改变。
如今，全球化时代不断深化，中国既面临21世纪全球化浪潮，又继续着自1840年开启的现代化转型历程。在这一境遇下，中国迫切需要适应新时代的世界观与全球观。回顾历史上这四次错失的契机，我们更应汲取经验教训，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融入世界，完成世界观的更新与转变，避免重蹈覆辙，在全球化进程中找准方向，大步前行。然而，现实中仍有部分国人享受着全球化的便利，思想却还停留在“泱泱大国，华夏之外皆为蛮夷”的陈旧观念中，这无疑是值得警惕与反思的，转变世界观的道路，我们依旧任重而道远。
来源：读历史正三观